陈氏家族全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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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的人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校舍为军校住地。蒋介石也积极行动起来，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正当军校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月对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此时军校正在筹办中，为使筹办工作不致中断，2月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悄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奉化请蒋介石回粤，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蒋介石发电，该公文称蒋介石请辞一事孙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蒋介石致电孙中山表示放弃辞职，尽快回粤主持军校筹备工作。4月ZI日，蒋介石在许崇智陪同下返回广州。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在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什么突然辞职？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蒋介石出任未来军校的校长。根据内部协商的结果，最初决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为此，蒋介石觉得他又是“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顾一切，愤然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派其秘书前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行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介石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叶剑英所说的“蒋个人闹意见”说的就是孙中山要派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一事。不过，蒋介石的“意见”毕竟是闹的大大了一点，他这一闹，差点断送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陈果夫在上海多年，熟人不少。1924年春，黄埔军校开始筹建，校长蒋介石电邀陈果夫赴粤，未往。是年九十月间，蒋校长命陈果夫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陈果夫说：“民国13年，我住在上海养病。大约九十月间，黄埔军官学校蒋校长从广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命我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因为当时广东的风气不好，物价既贵，学校的经费又困难，所以要在上海采办。的确，上海的东西，连运费在内，要比广州当地采办的便宜1／5至1／3的价格。第一批东西，系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等。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那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为便宜。我找到了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较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有了这次经验，我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气的。有一次，我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从上面两件事看来．可见海关与码头上的情形。所以我们虽在北京政府托工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还有些东西，我们是在上海永安或先施公司定买的，由香港运到广州去交货。广州与香港之间，交通非常便利，应当由广州到香港定货，较为便宜，而不料k海定买香港货，在广州交割，反而比在广州或香港定货，便宜1／5的价格，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其事。陈果夫说：“到厂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100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为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人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派押运员押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是原来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峰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少，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连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的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担任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立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14年春到15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数百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ZI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仅负责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情形。到第三期招生时，陈果夫任招生委员。
　　其时，蒋介石率军校学生及教导团东征，部队需要人才，故来上海投考军校者，只须缴验证明文件，认为程度相当，即每人发给旅费12元，自行前往广州报到。至军校第四期招生时，蒋介石派第一期学生王仲廉、郭剑鸣等到沪，帮同办理招生事宜。报名处设干环龙路44号，考试地点设在上海大学。陈果夫说：“那时，上海大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我未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不幸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被闸北警察发现，将学生解散。差幸那天已经考完，最后一课，无关紧要，所以也可算完满结束。四处共招生一千四五百名”。
　　黄埔军校初办时，马匹甚少，只有两三匹。教导团成立，东征需要马匹，所以蒋介石电命陈果夫在上海买马。本来上海那个地方，并不是买马的地方，采办很不容易，幸而戴任的女婿吴艺汀对此道，平素很熟，打听得跑马厅当局，向外面买来的马，有一部分，因为不善奔跑而被淘汰，廉价出卖，这种马恰恰适合需要，陈果夫就找了一位识马的人，选买了19匹。第二次，蒋介石要采买驴子，比较上就有些困难了，不过为数不多，只要二三十匹。认识了门径，尚不难办到，一共买了三批，总数50几匹，买马及驴子，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装船问题。大多数商船，都不愿招揽这笔生意，每匹马或驴子的运费，本就不小，还要加上它的装运木笼租费，每只就要四五两银子之多，好容易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这些马和驴子全部装走。
　　广东方面，又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以及其他技术人员。陈果夫奉蒋介石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陈果夫说：“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15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稀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当时我们的计划，预备筹建一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