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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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未参加过南昌时期的特种教育工作，他继任教育部长后，采取了两项措施，加强自蒋介石那里继承来的特种教育：一、到原来实行过特种教育的省区视察中山民校，搜集原来中共编写的课本，教材；二、针对中共课本，教材，编印读物和宣传材料，作反宣传。三、编印统一的中山学校教科书。中国教育本来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朱家骅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发起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王世杰继任后继续编辑，但各学校仍自由使用，不作为固定教科书。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编了一部小学教科书，通令全国采用。随后，他又操纵编写了一套“国定中学教科书”。陈立夫编的这两套教科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宣传儒家思想，二是注意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甚至把国民党的党员守则12条也作为小学训练要目编了进去。
陈立夫借战争时期，大家都在注意战争，不怎么关心教育这种有利时机，为确立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在教育界拚命地折腾，在中国国内并未引起什么大的反响。由于陈立夫的办法和蒋介石一脉相承，甚至完全效法蒋的做法，对巩固蒋的统治又有利，蒋介石更是大力支持。但是，陈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毕竟为大多数人所厌恶。1944年，美国报纸纷纷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蒋介石不敢得罪美国人，只是将陈立夫从教育部长的职位撤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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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插手文化界
1．“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的侵占，因此，协会一成立，双方就对文化界展开了争夺战。但是“两会”的宗旨都是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争取民心。
陈果夫介入文化界的时间比较早。早在民国初年，当陈其美在上海主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时，陈果夫即给《中国日报》撰写过新闻通讯一类的稿件。由于当时陈果夫生活还没稳定，处在动荡时代，因此，除了给有特殊关系的《中国日报》写点稿件外，还没能够涉足文化人行列。
1927年蒋介石下野以后，陈果夫和戴季陶避居上海。这时宁汉政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共产党在各地掀起了武装暴动。为了抵御共产党和武汉方面汪精卫的宣传攻势，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邵力子、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策动王新命、何炳松等十大名教授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反对吸收外来有利中国的文化”。蒋介石复职以后，陈果夫以武力为后盾，攻击左派作家在上海提倡的普罗文艺为“破锣文艺”，迫使其将大本营移居天津，并策划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创办《中国文艺月刊》，陈果夫在上海文艺界初战告捷。
陈立夫对文化界的潜移默化作用更为重视。他认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消除共产主义思想滋生的土壤比破坏共产党组织本身和把共产党人从肉体上消灭更为重要。而在同时，若想使国民党内部“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也得靠文化的影响。在此思想指导下，陈立夫在1928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时，更侧重调查的是党员的思想。对共产党，也更多使用诱惑、政治瓦解、思想说服等手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使用的共产党叛徒很多，著名的特务机构道署街全体干部中有2／3是叛徒。以后，曾为中共高层领导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也是CC派诱惑投降的。这些被国民党“感化”了的共产党叛徒，在精神信仰被瓦解之后，往往卖身投靠，并反噬共产党，其危害非常之大。如上述的顾顺章投靠国民党之后，供出了秘密设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若没有打进国民党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事先获悉，并火速通知上海共产党中央，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可见陈立夫思想文化攻心政策是非常毒辣的。
1929年12月，南京政府颁布《反省院条例》后，其权力所及省区，普遍设立反省院，反省院由二陈控制，其目的也是进行思想瓦解。
出于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陈果夫、陈立夫逐渐把触角由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伸向了文化宣传领域，这便和由“天子”门生黄埔学生组成的复兴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来，国民党组织思想系统是双轨并存的，一般党员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管，军队系统则归总司令部政训处。在开始的时候，双方势力都比较小，而活动空间又很大，彼此尚能和平相处，但随双方势力的扩大，冲突日渐激烈起来，以至互不相容，互相对抗。
黄埔军校学生开始插手文化领域始于蒋介石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在时间上，要比二陈晚得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热潮的压力，蒋介石为收买民心、统一力量，倡导了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他于1932年3月，召集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曾扩情、康泽、戴笠等人，组成了“中华复兴社”。“中华复兴社”的行为准则为“需要既是真理，行动既是理论”，极力主张避兔空谈，倡导实际行动。“中华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它的三位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就动起手来，开始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著述著作，主张“行动”，号召“硬干、实干、快干”。他们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从上述观点看，“复兴社”和“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但在具体办法上就有区别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励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说，复兴中国要“以恢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贺衷寒、刘健群等人的这些演说著述活动，虽然已经走出军队政训系统，插足社会宣传，但更多的还是政治说教，不属文化领域。从上述刘健群、邓文仪二人的观点看，“复兴社”和二陈的“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但不久，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萧作霖等人就发现，他们这套口号式的政治说教，对于糊弄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可以。但对于高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等，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正赶上南昌行营召开讨论“剿共”的设计委员会，萧作霖也奉命参加，他到处讨计。设计委员会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张彝鼎献计说：“我看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是不行，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张彝鼎还送给萧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后，萧作霖对张彝鼎的看法就高于邓文仪、贺衷寒和吴寿彭以及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大家均赞成有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活动的必要，而开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