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宿舍的枪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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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到熟悉的“请进”声音后推门定进了挂满绸缎幔帐的阔气的房间。开始他生怕踩脏了地上铺的彩条地毯。每次总是他把其中的一条给弄皱了，接着又慌忙地弄平整。
季娜伊达正把手放在脑后，在格子布蒙面的沙发上躺着。她身穿大开领薄薄的睡衣，雪白丰满的脖子和直到肘部的胳膊都裸露在外面。
“坐吧，”她显得虚弱，请他坐下，“您不要想和我说话，我只能听您说。”
她给人一种疲惫不堪的印象。科尔涅托夫感到有些可怜她。
“您怎么啦，病了？”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肯定。
“没有请医生看看？”
她摇摇头，表示没有。
“感冒啦？”
回答又是表示肯定的点头。
科尔涅托夫感到不自在，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就来了。他想马上走，再找时间和她谈案子，反正也不很重要。其实不和她谈也可以。
“您怎么不说话呀？”季娜伊达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说道，“来找女人，可又坐在那儿不说话，嘴里含着水吗？说点什么也好啊。你觉得和一个病人呆在一起没有意思，是吗？”
他连忙表白，他乐意和她在一起，他需要得到她的帮助，还想和她谈几个问题。
“那就请说吧，”她立刻活跃起来，“您说，我听着。您先等一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掩好睡衣开襟补充道，“我要换换衣服。请您背过身去，听我的命令。”
看到她情绪的变化，科尔涅托夫很高兴。他没有发觉这种变化快得不可思议，或许他认为这不过是女人的撒娇吧。
季娜伊达换上了白色连衣裙，光亮的皮鞋。这一身装束使她更具有一种纯洁温柔的样子。她在沙发上坐好并用手势招呼他坐在身边，表示准备听他讲。科尔涅托夫欣赏着她，想说几句恭维的话，但缺乏勇气说。
“您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肺部肿胀的化验结果，”他开始说道，“并指出是一块癌组织。我不太懂，这与这个案子什么关系。”
这个人真糊涂！解剖时他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吗？她为了表白自己，不是要教授、涅斯捷洛夫和帕霍姆都证明死者曾怀疑自己患了肺癌而自杀的吗？！
“您难道没有听见解剖尸体时我们的谈话吗？”她带着迷人的微笑问道。
原来当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她责怪他粗心大意，又把解剖台前的一段谈话内容给他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教授和工友的肯定。
“您说说现在想和我交换什么意见？”
科尔涅托夫抱怨自己不知怎样办这个案子。
“我不想结案是出于爱面子，”他承认道，“可拖下去又没有必要。帕霍姆曾找过我，肯定要和我谈些什么，但他又什么也不谈。”
在听他说话时季娜伊达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一串珊瑚珠上。不时抬头看看对方，仍继续玩弄着珊瑚珠串。当他说完后，她把珊瑚珠放在一边，好象再也不需要了。她友善但又严厉地说道：
“科尔涅托夫，使您感到困难主要是因为和您一起合作的法医。他的鉴定写得很马虎，解释部分也写得不好，整篇内容过于简短。关于涅斯捷洛夫在现场的事只字未提。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法医没有取尸体的指纹和证据对比。您说这是您侦查员的责任吗？我不反对，但是一位有经验的法医是应当提醒您的呀。”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这一番话没有污蔑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对任何人也没有怀疑。中心意思是要您侦查员自己明白，为什么没有办好这个案子。
“好，就算我考虑不周，疏忽了一些环节，”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这个案子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小事。”
“不在于小事，您说得对。”她以让步对待对方的妥协，“但卢茨基是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委屈的呀。他俩是好朋友。”
科尔涅托夫皱起眉头自责地摇摇头，“我只是不能瞎编胡造。”他的动作表示，“女人是多么容易受骗啊。”
“我自己也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冤。”他苦恼地说道，“我们的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化验结果对他是有利的。指纹分析证明：手枪上的手印是女人的。您说这个手印是哪儿来的？”
科尔涅托夫观察力不强，否则很多迹象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应当发现季娜伊达又把珊瑚珠串抓在手中紧紧攥住，还有她的上眼皮低垂下来了，充满恐惧地闭上了眼睛。原来绯红的脸色这时也消失殆尽，突然间一片苍白布满面庞。这些都应当提醒他，危险的信息触动了她的灵魂。
“噢，这可是一个意外的事！”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嘶哑，“您说的这些是真的，还是开玩笑？难道真有女人卷入此案？”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脸上现出了讥讽的冷笑，“认识一下这个女人倒是很有意思的。”
有人敲门。涅斯捷洛夫走了进来。他看见侦查员在座感到有点不自然，但还是高兴地伸出手来。
“请原谅，我就呆一会儿……我是来向季娜伊达道歉的……是我自己不好，我真为自己感到惭愧。我在人前也是这样说，为的是更能惩罚自己。”
她也伸出手紧紧握着。
“我不生气。咱们再也不谈这事了。朋友之间什么事也会发生的。”
科尔涅托夫想起帕霍姆要他和涅斯捷洛夫谈谈：“您最好和涅斯捷洛夫淡谈，别吝惜时间……”这是一个良机。他打算和他谈。他已把自己的女友和刚才中断的谈话忘到一边了，挽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说道。
“请允许到您房间去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想和您谈谈。我不妨碍您，家里没有别人吗？”
侦查员得到同意，向女主人道声歉走了。他当时是无法想象到她心中升起的危险的乌云。
“请问，”刚一进涅斯捷洛夫的房间侦查员就问道，“帕霍姆向您转达了我的撤意了吗？我请他告诉您，您是无罪的。”
涅斯捷洛夫点了点头。
“帕霍姆还劝我，”侦查员继续说道，“来和您谈谈，不，应当说听听您的意见。请坦率讲讲吧。我有时间，讲到天亮也行。”
也用不著讲到天亮。涅斯捷洛夫要讲的再加上一些说明还不到两小时，他也只记下了十二页。
“除了我说的这些，”涅斯捷洛夫最后说道，“您还得了解一下存放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季娜伊达的人事档案。上面登记着她的血型。她的血型是罕见的。奇怪的是椅子腿上的那滴血的血型和她的血型一样。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告诉您。您要有意识地再去了解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的化验员普拉斯科维亚找过我，提出个人要求把肺部一块组织放在癌细胞中进行研究。但她拒绝说这块组织是什么人的。我进行了化验，不是癌细胞。化验结果对帕霍姆透露过，我说这块肺组织是在季绷伊达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后交给她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您的责任，科尔涅托夫，应对她象对我一样地进行审查。”
科尔涅托夫回到季娜伊达的房间时已经很晚了。
他看见她仍然穿着原来的衣服坐在原来的地方，手中还在玩弄着那串珊瑚珠。她象一直在等他。
“您可回来了，”她轻轻地责备他，迎接他，“人们说我们女人爱多嘴。让我怎么说呢？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是不是太长了？坐下休息一下吧。要不要吃晚饭？我很乐意陪你用餐。”
没有等他同意，女主人就把酒菜摆到桌子上，请他喝酒。这一切是这样快，这样突然，科尔涅托夫本想谢绝，但还是举起杯碰了一下喝下去。接着吃拼盘。他为自己的动摇感到懊悔，暗下决心不吃也不喝了。
“您不必再让我吃了，季娜伊达。”他请求道，“不久前才吃过晚饭。我该走了。”
她好象什么也没听到，给他满满又倒了一杯，把香肠向他一边推了推。
“您对涅斯捷洛夫谈什么来着？”她装出无所用心的样子问道，“他刚才来我这里，我感到吃惊。今天上班时他不知怎么对我大发脾气，大喊大叫：‘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那你也可能杀死他！我们都是他的邻居！’真可怕，我都不敢看他。卢茨基费了很大劲才使他平静下来。”她不说了，想看看对她的这番话，对方有何反应。接着又带着伤感和深表同情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对他爱发脾气都习以为常了，都不生他的气。他也很可怜。战争中留下了严重脑震荡的病根，影响了他的神经。他常有幻觉。”
如果不是科尔涅托夫打断她的话，她还不知再说出些什么来。
“您是不是说涅斯捷洛夫神经不正常？”科尔涅托夫有点挑衅和冷淡的问话在提醒她，他听她讲不等于就相信她。
“我没有这个意思，”她缓和一些，想减弱他的对抗心理，“我们对他也不很了解。大家都知道他长期来不是去看神经病，就是住精神病院。当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战争刚结束。这次鲍里涅维奇的死使他受到刺激。有一阵子他总说要赎罪。后来又认定是您和卢茨基要陷害他。”
科尔涅托夫已忘了要走的事，越来越感兴趣地听她讲，同时又不时用涅斯捷洛夫告诉他的某些话来责怪她。她谈的这一切使涅斯捷洛夫提出的证据都失去了确凿性。那十二页的记录全给否定了。侦查员沉思起来：排除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是否有点匆忙？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有何价值？血，头发和指纹的化验结果对他可是有利的，可很多方面又对他不利……在检查尸体时他说话又那么吞吞吐吐，还有他画的平而图、带到现场的照相机。是啊，凶手的帮凶都是这样的表现。帮凶就是要把侦查工作引上歧途，使凶手逃脱法网。对季娜伊达指控的事实反而对她是有利的了。他想起了那天在解剖室里，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旁，她的举止充满了哀伤，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悲痛。她痛苦而缓慢地进行解剖。她的看法和意见也是令人信服和质朴的。她阐述的观点精明而自信，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结案，结案是不行的。检察长会问他，全部案情查清了吗？尸体手中的头发、椅子腿上的血迹、手枪上的手印是什么人的？所有疑点查清了没有，进行过分析和化验吗？现在涅斯捷洛夫提出对女助教的控告，侦查员有责任审查她。
“请您原谅，”科尔涅托夫预感到公事公办有多么难，他说道，“我应当审问您。对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这完全是走形式。要不检察长也会打回，重新调查的。”
尽管他说得很有分寸，但还是引起她生硬的、甚至是愤怒的回答。
“您想使我受辱吗？您到底要干什么？要是教研室知道了，那学术界会对我怎样想呢？您好好考虑考虑，能这样对待朋友吗？”
“这不是我要这样。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要不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办好了，您看怎样？”他突然建议道。这个主意很好，他把未干完的事交给别的区的侦查员干。让别人搞这个棘手的案子去吧。
“不，不，”她突然急着打断他道，“谁也不如您能办好这个案子。”
“这就好，”侦查员装着考虑她的回答，高兴地说道，“明天我就开始审问您。明天开始调查，我就放心了。”
接着是长时间的预示着不祥的沉默和沉思。科尔涅托夫没有发觉她的变化，没有看到她那全无光泽的脸由于紧张而绯红，双唇紧闭着。她两手紧紧抓着椅背迟缓地站了起来。侦查员也没有发现，她那既不是灰色又不是蓝色的大眼睛虽然阴沉，却放射出某种坚定的光芒。
“您不必这样。我决不允许。”她对科尔涅托夫毫无顾忌地说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季娜伊达不是在乞求他，也不是说服她，那是命令的口吻。他也没有不知所措。她继续以挑衅的口气说道：
“您当然要拘留我。要两个警察押着走过大街。”
科尔涅托夫没有立刻作出反应。这个女人使他精神上经受着困难的考验。他不能粗鲁地回答她，不能因自己的面子下不来台而感情用事。这是在她家里，桌上还摆着酒菜，他不能对女主人不礼貌。但是，案子后面很多事情都还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要是她传讯不到庭，这会引起议论纷纷，人们会说他纵容证人任性胡来有损于法律的尊严。这要是传到检察长耳朵里，就会对他新帐老帐一起算，是会被撤职的。
不祥的担忧使他的勇气和坚定受挫。他赶忙站起来，好象由于靠餐桌太近影响执行公务似地离开桌子严肃地说道：
“明天早上九点我等着您。别迟到。”
“如果我拒绝呢？”她挑衅地问道。
他后退一步，好象要在他俩过去和目前的关系间划清界限似地，更加坚定地说道：
“那就走着瞧吧。”
“您先别走，”她挽留他，“明天我不去。您也别想拘留我。有功夫您好好想想，您这样干对不对？顺便说一下，您是否查看了手枪上的号码？这支手枪怎么会落在鲍里涅维奇手里的？您没有忘记吧，这支手枪是您办的另外一起案子的物证，本是与鲍里涅维奇无关，应当是属于您的。”她幸灾乐祸地讥笑道。
是啊，那支丢失的手枪呢，是她从他的皮包裹偷去的，他曾对她说过丢了一支手枪。是不是掉在她那里了，那时她闭口不谈搪塞过去了。
“您偷了我的手枪！”他气得喘着粗气喊道，“您不感到羞耻吗？”
“一点也不。”她承认道，“您还是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您把手枪留给了鲍里涅维奇。他对我说过这件事。那时您把手枪拿出来对他说：‘这玩意儿我讨厌透了，放在您这儿好了。’我知道这件事。那一阵子您表现得还不错，我也就宽恕了您。”
“你撒谎！”
“不。”她冷漠地说道，“奉劝您别引火烧身。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也罢，他杀也罢，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