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膛手杰克结案报告 作者:派翠西亚·康薇尔 译者 王瑞晖-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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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尖声惊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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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演进，情况也有了改善。到了十六世纪，验尸官的职务窄化成猝死案件的调查，不再牵涉执法和严刑审问等项。一八六年，也就是华特·席格出生那年，有个委员会提议将验尸官选举视为和国会议员选举同等重大。死亡调查和证据搜集的素质和重要性逐渐被看重，也使得验尸官职位的价值和威信提升不少。一八八八年，就是开膛手连续谋杀案发生的这年，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规定王室将不再由验尸官调查死亡案的判决获得任何财务利益。
这些重要的法律规定极少在开膛手案中被提到，甚至根本没人提起。客观的死亡调查变成首要之务，王室可能从中获取利益的疑虑不复存在。法律的变革带来心态的改变，允许并且鼓励验尸官专注于社会正义，而不需承受来自王室的蛊惑压力。涉入玛莎·塔布伦、玛莉安·尼可斯或其他开膛手受害者的调查法庭对王室毫无好处，就算这些女人是上流社会的名媛，财富影响力兼具也一样。至于验尸官，一旦被媒体报道成无能贪婪伪诈的暴君，则更是得不偿失。像怀恩·白斯特这样的人都是靠着可敬的执法实务经验才有了一席之地。他们担任验尸官职务的期间没有累积什么财富，却冒着万一他们的清廉和能力受到非难时可能丢掉生计的风险。
一八八八年验尸官制度已经更上层楼，这更让我深信，无论是在开膛手案发生期间或人们相信它已结束之后，其中绝没有试图“掩护”某种重大秘密的警察调查或政治阴谋存在。当然，我们的确看见许多官僚干预的案件，企图阻挡警方调查报告以及一些从来不曾对外公开的机密性备忘录被出版，以免尴尬事态扩大。谨慎和防止泄密的做法也许并不寻常，但这并不就表示其中蕴含丑闻，许多清白的人们也常删除电子邮件或使用碎纸机啊。尽管如此，我始终觉得亚伯兰督察闪烁回避的态度是不恰当的。关于他的谣传太多了，我们知道的又那么有限，他似乎就这么在他所主导的开膛手案调查工作中缺席了。
菲德烈克·乔治·亚伯兰是个品格高尚、谦逊有礼的绅士，在一八六三年加入大都会警察工作之前从事时钟修理工作，精巧的手艺极受信赖。在三十年的警察职业生涯当中，他总共得到八十四面法官、治安官和警察署长颁给的奖状和奖章。就像亚伯兰若无其事地给自己的评语，“我想‘我’大概被看成异数吧”。
他受到无比尊崇，他的所有同僚和他所服务的民众都爱他。他不是那种强出风头的人，只是喜欢把每件工作做到最好。让我觉得讶异的是，这样一个为众人所熟知的人物竟然没留下半张照片。我不相信苏格兰场档案室和档案夹里的所有照片会自己“出走”。我想一定有不少被“顺手拿走”的照片在外面流传，它们的价格也必定一路攀升。同时每张照片似乎总会在某个地方的出版物上出现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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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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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周五，英国警察协会举行了第五十八届年会，许多重要议题在会中提出，例如避雷针妥善安装和检查的重要性，还有雷电的无常以及它和野鹅对电线可能造成的损害，电力照明器具的维护问题也被提出。有个物理学家和一名工程师辩论起电到底是一种物质或能量形式的问题。此外大会还宣布，贫穷和不幸是可能消失的，只要“人类能够克服懦弱、疾病、怠惰和愚蠢”。好消息是托马斯·爱迪生的新工厂已经启用，准备年产一万八千台单价二十或二十五镑的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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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编织和钩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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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安·尼可斯的遗体在白教堂救济院的停尸房留置到九月六日星期四，她那逐渐腐烂的躯体终于得到隐居和安息。
她被放进一具“看似坚固”的木棺，抬上一辆马拉的灵车，被运送到七英里外的伊福墓园准备安葬。这天太阳只露脸五分钟，整天下雨又罩着浓雾。
次日，周五，英国警察协会举行了第五十八届年会，许多重要议题在会中提出，例如避雷针妥善安装和检查的重要性，还有雷电的无常以及它和野鹅对电线可能造成的损害，电力照明器具的维护问题也被提出。有个物理学家和一名工程师辩论起电到底是一种物质或能量形式的问题。此外大会还宣布，贫穷和不幸是可能消失的，只要“人类能够克服懦弱、疾病、怠惰和愚蠢”。好消息是托马斯·爱迪生的新工厂已经启用，准备年产一万八千台单价二十或二十五镑的留声机。
这天的天气比前一天更糟，各处都不见阳光，暴风在北方呼啸。大雨和冰雹狂泻而下，伦敦人在一片寒冷的雾气中来去、上下班，然后上剧院。莱辛剧院的《杰柯医生与海德先生奇案》仍然吸引大批戏迷，另一出模仿它戏名的新戏《海得与喜柯》也在皇家剧院开演。正在欢乐剧院演出谋杀和食人肉场景的《她》则被当天报纸评论为“可畏的戏剧实验”。华特·席格非常喜爱的一家音乐厅——亚罕布拉在晚上十点半开演，由一群歌舞女郎、克利夫船长和他那只“了不起”的狗主演。
安妮·查普曼喝了最后一杯酒之后沉沉入睡。伦敦的夜生活正热烈。这一周过得很不顺，简直糟透了。安妮今年四十七岁，缺了两颗门牙。身高五英尺，圆胖，蓝眼珠，深褐色波浪短发。就像稍后警方指出的，“她曾经有过不错的生活”。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黑夜安妮”。根据部分说法，她那离她而去的丈夫是个兽医，但也有些人说他是车夫，受雇于一个住在温莎镇的绅士。
安妮和她的丈夫自从分居以后就没见过面，她也无意介入他的生活，直到一八八六年丈夫给她每周十先令的津贴突然中断。某日，一个模样邋遢、外表像是妓女的女人出现在温莎快乐妇人酒店，打听查普曼的行踪。她说她从伦敦步行了二十英里路，中途在一家客栈过夜。她想知道她丈夫是否病了，或者拿这当借口不寄钱给她。温莎快乐妇人酒店门口的女人告诉这名妓女，查普曼先生在圣诞节那天过世了。身后只留下两个不想和她有任何瓜葛的孩子：一个男孩住在可里波收容所，还有一个受过不错教育的女儿，目前在法国。
后来安妮搬去和一个滤筛工人住了一阵子。他离开她之后，她向她哥哥借了几次钱，最后他终于和她断绝来往，从此她没再和任何亲人联络。健康情况较好时，她也靠着卖编织手工和钩花来赚点零钱。熟人形容她是个“聪明人”，而且天性勤奋，可是当酒精逐渐操控她的生活，她也就不那么在意该用什么方式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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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编织和钩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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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前的四个月里，安妮频繁地进出医院。她大都在史毕多菲尔区的小客栈过夜，最近投宿的一家位在多瑟街三十五号。这条街就像扶梯的小横杆连接着商业街和克里斯宾街。史毕多菲尔区的阴暗旅店里总共有五千个寄宿床位。根据《泰晤士报》稍后对安妮死因调查法庭的报道，“只要一瞥……便已足够让‘陪审团’了解到，十九世纪文明值得人们骄傲的地方实在不多。”在安妮·查普曼的世界里，穷人就像“牛群般被驱赶”，而且总是在“饿死”边缘挣扎，受着贫苦、酒精和愤怒的滋养，暴力逐日壮大。
安妮遇害前四天的晚上，在客栈的厨房里和一个名叫爱莉莎·库柏的住宿客起了争执。对方要安妮归还她借走的一小块肥皂，安妮气愤地丢了半便士在桌上，要她自己去买。两个女人开始争吵，并一路吵到附近的林哥酒店。安妮掴了爱莉莎一巴掌，爱莉莎则出手殴打安妮的左眼和胸部。
九月八日周六凌晨，当这家位在多瑟街客栈的门房约翰·唐纳文要求安妮如果想继续住的话必须再预付八便士的时候，她脸上的瘀青依然清晰可见。她回答说：“我没钱。我生病了，身体又虚弱，一直在看医生。”唐纳文提醒她规定就是这样的。她回说她会出去赚钱，拜托别把她的床位让给别人。后来唐纳文告诉警方，她由巡警陪着离开客栈时“还带着醉意”。
安妮先是在小派特诺斯特巷右转，巡警最后一眼看见她时，她正转入布鲁许菲尔街，就是从东到西贯穿当时叫做诺顿弗门宗教特区以外的主教门街（BishopsgateWithoutNortonFolgate）以及商业街的那条路。要是她往北边的商业街再过几个街头，就会到达萧迪奇区，也就是音乐厅的地区（萧迪奇奥林匹亚、哈伍兹和葛里芬）。再往北一点就是豪斯顿区，也就是华特·席格在音乐厅散场后漫步走回他位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住处的路径所在，以及深夜、凌晨时在某处漫游时常会经过的地区。
凌晨两点钟，当安妮进入伦敦东区街道时，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湿气凝重。她身穿黑色裙装、颈部有钩环的黑色长外套、围裙、羊毛长袜和靴子，脖子围着条黑色羊毛围巾并且在前面打了个结，里头围着一条她最近向另一个住宿客买的领巾。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三只有着廉价金属光泽的戒指。裙子口袋里塞着只小木梳盒、一块粗棉布和一小片撕下的信封纸，那是有人看见她在旅馆地板上捡起，用来包裹她从医院带回的两片药丸，小片信封纸上盖着枚红色邮戳。
就算有人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半当中见到安妮，也没人站出来承认。凌晨四点四十五分，一名史毕多菲尔市场的挑夫，三十七岁的约翰·理查森正走向汉百利街二十九号。这是一栋穷人的宿舍，和史毕多菲尔区的许多老旧房舍一样，曾经是一间类似仓库的工作坊，无数纺织工人在这里用双手纺纱，直到被蒸汽机取代而失业为止。理查森的母亲租下这房子，将半数房间转租给十七个房客。而他，身为尽责的儿子，每当早起时总要绕过来查看一下住户的安全。两个月前曾经有人闯进来，偷走两把锯子和两把铁锤。他的母亲另外也做包装生意，工具被偷了可不算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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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编织和钩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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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屋子安全锁着，理查森于是经由一条走道来到后院，坐在台阶上，拿刀割掉靴子上一块突出的皮革。他的刀是一把“旧餐刀”，后来他在死因调查法庭上作证说，“大约五英寸长”，不久前他才用它来切“一小块红萝卜”，然后他毫不在意地把刀子放回口袋。他估计他坐在台阶上只有几分钟时间，而他的双脚踩踏的石板地面距离稍后安妮·查普曼残缺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只不过几英寸远。他没听见任何动静。接着理查森系好靴子的鞋带，朝着市场走过去，这时天色渐亮。
亚伯·凯多斯就住在隔壁的汉百利街二十五号。他的后院和二十九号只隔着道临时搭起的木篱笆，大约有五到五英寸半高。后来他告诉警方，五点二十五分左右，他走到后院，听见篱笆那头有人喊了声“哎呀！”几分钟后，他听见重物坠落篱笆木桩的声响。他没有出来查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那声“哎呀”是谁喊的。
五分钟后，也就是五点半，伊丽莎白·隆恩经由汉百利街走向史毕多菲尔市场。她注意到在二十九号后院的篱笆几码外，也就是大约半小时以后安妮·查普曼陈尸的地方，有个男人正在对一个女人说话。隆恩太太在调查法庭上作证说，她很“肯定”那个女人就是安妮·查普曼。安妮和那个男人大声交谈着，似乎处得很不错，隆恩太太回忆说。她走过街道时唯一听见的一点他们的谈话内容就是那个男人说的：“可以吗？”而那个被指认是安妮的女人回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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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画一封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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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特·席格是病理科学人员的最强敌手，就像一阵横扫化验室的龙卷风。
他那种类繁多的纸张、笔、油彩、邮戳和伪装的笔迹令调查工作陷入混乱，还有频繁地到处迁移而不在日记或行事历上留下任何记录，大部分信件和画作也都不注明日期，而决定死后火化更是对法医工作的最大打击。当尸体在华氏一千八百度的火焰中燃烧，也就等于宣告DNA的终结。不知道席格是否留下了血液或头发等让我们能够确定属于他所有的样本，就算有我们也还未发现。
我们甚至无法取得席格家族的DNA图谱，因为这需要他的子女或弟妹提供样本。席格没有子女，他的妹妹没有子女。根据我们的了解，他的四个弟弟也都没有子女。至于挖出席格母亲、父亲或弟妹的尸骨，只为了证实他们的粒线体DNA是否和鲍德化验室奇迹般的从年代久远的样本中发现的基因序列有一丝关联，则未免太过荒诞而不切实际。
开膛手案不是用DNA化验或指纹鉴定就可以破案的。就某个角度看来，这是好事。社会大众期待病理科学能够破解所有犯罪案件，然而没有了人为的侦察技巧、团队合作、努力不懈的调查和聪明的检察官，所有证据都是空的。就算我们证明了席格和开膛手信件采样的DNA相符，任何精明的辩护律师都会说，席格写了信并不就代表他是凶手。也许他只是写了几封开膛手的信件，因为他有一种病态的幽默感。然后优秀的检察官就会驳斥说，即使席格只写了一封开膛手信，也难脱嫌疑，因为信件等于是一种招供。在信中开膛手声称自己谋杀了那些他直呼其名的人，而且还威胁要杀害政府官员和警察。
水印是另一个线索。我们已知有三封开膛手信件和八封席格信件上有亚皮利公司的水印。看来似乎是，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七年住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的这段期间，席格用的都是亚皮利信纸，而且像卡片那样对折。正面有着淡蓝色镶边，浮凸的地址也是淡蓝色。亚皮利水印的位置就在折痕中央。开膛手信件中有三封的信纸是沿着折痕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