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匣打开之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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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粮食的国家，不出两个月，国家的外汇盈余将全部被吃掉；第四个月，连历年结余和不动产拍卖所得也将耗尽，如果在下一个播种季节前（二一一八年春天）还无法战胜异星病毒，联邦德国将有三分之一的人饿死。
杨接完电话回到信息室，大家都望着她。她掩饰住内心的焦灼：“同志们，干活吧。”
“您要的资料我们已经统计出来了。”
“谢谢，有多少呢？”她眉毛一扬。
一位女工程师告诉她：“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家他库存粮约一亿吨。按基本消耗量计算，够吃一年。如果除去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和前不久按合同交付给国外的粮油食品外，约够十个月。”女工程师说话时毫无表情，象中学生在课堂上背课文。杨恒珏想，要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早在二十世纪末就根本消除了饥荒的中国，即将面临最严重的生存威胁。
另一位男工程师汇报：“绿色植物被破坏后，将引起一连串的链锁瓜。各种肉蛋类和乳制品供应将全部趋于紧张。茶、烟、糖、蔬菜、水果因为是季节性产品，马上就会告罄。人民生活将引起很大困难。尽管粮食暂尚有保证，根据综合性生活消费指数，我国一半以上地区将在三个月内下降一半，六个月内低于一九六O年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水平。”
他讲完后，声音颤抖，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绿色植物和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太密切了。历史上任何自然的、人为的灾难都没有动摇它。然而，只要它一动摇，人类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如果仅仅是历史的倒退，说不定还能补救；可是，这是把我们逼到海洋中去呀！”
……会议在紧张进行中。某些建议被提出来，其中一些又遭到否决。核心问题在于：在实行严格配给珠情况下，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尽可能多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农业大学李教授提议：利用目前所有温室、住房，扩建新温室和塑料大棚，在严格消毒的环境下，生产蔬菜、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育种学可以解决超高产、短周期品种；尽量种植甘薯等高产作物，使每立方米空间年平均粮食产量为125公斤，蔬菜产量为500公斤，以确保最基本的需求。
微生物所覃副研究员指出：“粮食作物单产终究有限，因为它的光合作用生成物很大部分用来发展枝、叶和根。而小球藻和固氮蓝藻一类低等植物光合作用效率高，可以直接变成供人食用的粗蛋白。另外，基本石油已被采尽，利用液化煤中的有机物培养蛋白细菌，也能饲养动物，以解燃眉之急。”
生理所的高工程师提议，人和家畜等动物，很大一部分能量被消耗在运动中。除了和农业、生物、食品等行业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员应采取每日二小时工作制，减少能耗。家畜在半催眠状态能提高长肉率。
中医院许医师根据中医理论、印度瑜珈术和佛教禅术，提出一套坐功半眠法，能使人每日定量下降一半……
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袁教授说：“人类的能量全部来自淀粉、脂肪和蛋白质的水解转化；如果直接从煤化产品中制出营养丸，它的热值每丸可达三千大卡，只要配合心理学疗法，每人日服一丸即可保证全天能量的供应……
还有北京医疗中心吕大夫的低温半冬眠提案；国家水产总局任副局长则建议，大规模远洋捕捞和近海内湖养殖相结合，用水生动植物解决部分食品，因为该死的病毒迄今尚未在水域发生作用。
……
各种方案被卷入计算机中评价。电脑根据中国实际财力、物力和近中期智力资源推算出：一年内，全国人口可以艰难度过；第二年如果继续失收，虽然有上述各种可行方案，也只能保证一半人口的食物；第三年将降到六分之一，而且日子将极为艰难……
杨恒珏副总理长长出了一口气。情况虽然悲观，但还不象她预期的那样坏。
在她思考对策时，国际电讯中心转来一连串告急电报：赤道非洲一些国家灾情严重。联合国救灾总署的储备基金和粮食全部用光。西方国家自顾不暇，听任撒哈拉国家陷于灾难。上沃尔特、尼日尔、喀麦隆和中非诸国已经吃光库存。如果中国不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提供援助，一月内，将会有许多人饿死……
杨恒珏飞快地写下一份报告，将会上情况归纳为几个要点，准备提交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
她理理头发，向中心的各位学者和专家们道别：大家辛苦了。形势不用我多说，同志们都清楚，希望各位继续研究和努力，一定要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她离开那座蜂巢般忙碌的信息中心。在门口，一个声音叫住了她。她转过头，是一个打扮得有点出格的女人。
那女人向副总理伸出手来：“我叫欧阳琼，有件事想和您谈谈。”欧阳琼眸子里闪烁着聪颖的光，吸引杨恒珏停住脚步。
“请说吧。”
“会上的方案我都赞同，我想提醒您的是：在下一个收获年度的播种前，也就是说半年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研究并且最后消灭异星植物病毒。地球上不能没有绿色植物。沙漠化的前景很现实。人类不光要吃，就是整个生态循环和生物圈的基础也是绿色植物。我们不能光想着救自己，也必须救整个生物圈，救所有的植物并且尽可能地人工饲养和系列各种动物、鸟类和昆虫。这也才能最后拯救人类自身。副总理同志，我建议将人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在战胜病毒方面。”
一道电光闪过杨恒珏的脑畔：欧阳琼说得有道理。她真想和这位女学者多谈谈；可惜她抬腕看看表，国务院办公会的时间到了，她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张洒了香水的名片交给欧阳琼：
“您的建议很重要，我会在办公会上提出来的。谢谢您。不碍事的话，今天晚上请来我家吃饭。欢迎您和您的丈夫、孩子。我会做一桌苏州菜，听口音您是江南人。”
“一定赴约。副总理同志。不过无需做一桌，我是一个人生活。”
杨恒珏扬起眉毛，重新打量了面前这位恬静的女人。她以中年妇女特有的敏感，猜度欧阳琼也许有什么隐衷。她又握了握欧阳琼软软的手：“对不起，晚上好好谈，我要迟到了。”
欧阳琼没说什么，扬手为她关上了车门。
绿色世界遭到破坏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有节奏的和谐生活。从下面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日记中，便可以看出一些：
……很晚才起床，太阳光已照到柜子上的小瓷猫身上了，真正的小猫昏昏还在睡大觉。防疫站的阿姨给它打了冬眠针，说是能大大减少它的食量。我起床后，习惯地拿起喷壶浇草地和花，出门后，才发现老师说的“条件反射”是多余的了。因为院里的花草已经枯死，经常在枝头歌唱的黄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希望它们别饿死。
现在每天吃两顿饭了。早餐是清得照见人影的稀饭、没有牛油的两片薄面包、咸菜。我最爱吃的牛奶、巧克力和果酱都没有了（靠！中国的孩子哪惯的这臭毛病，老宋此处实属败笔）。我哭了，向妈妈说“饿”，妈妈眼里也有泪珠。她给我一颗胶囊样的药丸，说：“曼曼，乖，吃下去就不饿了。”果然，我饱了，可是一点香味也没有。
九点半钟，电视里开始播我们正上的课。这时间，我们邻居的小朋友们都在电视前学习，中的小朋友们都在电视前学习，中学生也不例外。五十个频道的电视机可以给所有的孩子们上课。但是，我觉得电视里蒋老师的课不好听，不如我们班王老师讲得那么生动有趣。蒋老师一直往下讲，既不看你的眼睛，又不会把你叫到黑板前。听爸爸说，这种电视教学的方法从前很流行，后来发现效果差，便不搞了。现在又时兴起来，是为了让小朋友们呆在家里。
一小时后，课结束了。一位老爷爷笑容满面地给大家教气功催眠法。我跟着他做……热气渐渐从肚脐底下上升到头顶。不久，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时，已经三点半钟了。我伸伸懒腰，等着妈妈来开饭，心想，一定是“药丸子”。啊！真是奇迹，妈妈给了我一个西红柿，而且还撒上了糖！噢，原来是我的生日。
四点半，电视又上一小时课。我精力不集中，老想着刚吃过的好东西。我们过去的日子多好呀。都怪这可恶的病毒！听说叔叔和阿姨们正在研究怎样治服它。我把心爱的小狗熊寄给报社，让报社转给他们，祝他们早日成功。
六点半，天还很亮，大街上行人稀少。老爷爷又在电视里教小朋友睡觉了。我不愿去睡。爸爸说：去吧，小曼，以后的日子还很难熬呢，我们要尽量节约粮食。我曾问过电视里的蒋老师：粮食是为了让人活着，可是人活着难道是为了粮食吗？蒋老师说：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们现在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活得更美好。历史上也有过这种情况，它叫做“战争时期”。
……啊！老爷爷，我困极了，可天还挺亮呢！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在梦中，我见到了美丽的晚霞，有好久我都没有看见晚霞了。
日记在《北京晚报》发表后，报社收到许多来信和电话。读者纷纷表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粮食食品工作多出些力气，好让孩子们能多吃点。有人建议改变儿童的定量配给，宁肯大人少吃点，也不能亏了孩子们。这位同学还收到大量寄自全国各地的种种食品、干果、糖，她都把这些如数交给学校了。
如果说，“绿色灾难”前后中国人民在精神面貌上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全体人民更加团结，举国一心地迎着困难前进。
“三威”方案
人类同“绿色灾难”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是一部悲壮的电视长剧。在信息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比电视更方便地把精心编制的消息送到每个人面前了。人们就在沙发和床上，知道了中非洲饥民的悲剧，知道了食品和谷物世界性的大抢购，知道了国际货币基金体制濒于瓦解——因为黄金和食品的比价变动剧烈。人们还知道了，数不清的代食品应运而生，新的、经过严格消毒的地面、地下温室投入使用。总之，除了足够的食品热量外，人类还有许多种养生之道……
西方电视广播是一只双头怪兽。它可以给人们战胜困难带来信心；也能推波助澜，在危急时期加速人们道德的败坏和社会的解体。散布恐慌和混乱，从来就是西方电视节目的拿手好戏。
电视公司的经理飞编导和董事们，很快划分成两大派。一派打着“忠于传统的客观事实，不偏不倚地如实报导”的旗帜，以收视率为指标，刻意渲染饥荒、抢劫、人类的私欲和动乱；另一派略有爱国心，认为在绿色灾难面前，等于进入了战时体制，他们尽量多报导新的发明、哲学家和心理生理学家的“炉边谈话”，国家领导人的演说和科技成果。鼓舞国民，激发民族精神和外星人作战。
两派各执一事，自己唱自己的戏。遗憾的是，好宣传抵不上坏影响：“事实派”电视系统的收视率极高，各种广告争相送到他们的节目中穿插。“希望派”节目只有儿童和社会活动家们看。通常一拨到这些频道，就有人喊：“拧过去，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今天上街，超级市场的牛肉不到五分钟就卖完了，贵得惊人。”“吓！有人用一八五一年奥地利发行的第一套‘蓝色传信神’邮票来换一卡车速冻子鸡。”他们还知道，那位慷慨的集邮者原来是文物小偷，他被警察逮捕后，收回的子鸡让警察局私分了……
两派闹得不可开交时，政府接管了电视台。私人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受到严格管制。安有环形超灵敏天线的测向车沿街巡逻，一侦察出无线电爱好者的“空中信使”电台，就给他发张黄卡片：通知下个月的粮食定量减少一半。随着食品全配给的国家越来越多。“战争时期”这个词也就经常见诸报端，并且挂在人们嘴上了。
政府接管电视台，一天到晚是轻音乐和催眠曲，节目死板。它成了一个信号，再不想方设法弄些吃的，非饿死不可……
饥饿同战争一样，是对一个民族的考验。
日尔曼民族也经受着“绿色灾难”的严酷洗礼。
西蒙？威特曼部长精力充沛地四处奔走，为整个德国的吃饭问题费心劳神。
早在慕尼黑的赫夫布吕豪斯啤酒馆里喝酒时，威特曼就想到了“绿色战争”的问题。任何战争都会带来食品短缺。但一般说：地还能种，其他国家尚能救济。虽然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也使用过落叶剂，可是直接攻击全球生态的战争，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战争的基本法则都是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生态战争的后果是人类的自杀。所以威特曼刚想到可怕的后果，便立刻象阿基米德从浴缸里跑出来一样，奔回政府办公楼。
威特曼和总理通过加密电话后，得到了授权。他立即动用德意志银行资金，把国际市场上的谷物现货吃光。德国抢购粮食的行动，引起了伦敦谷物市场价格一涨再涨。后来，日本政府也伸过头来抢购，东洋列岛对粮食和资源一向非常敏感。
粮食大约搞到八百万吨。在这过程中，价格上涨了三倍。威特曼抛出了一百万吨谷物，买下了当时还比较便宜的肉类、水果和速冻蔬菜。等这些鲜货价格升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后，威特曼把资本又转向罐头食品和干食品。
总理授权威特曼，成立应急对策咨询小组，代号为D—1。D—1成立后，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设在柏林选帝候大街上的D—1，成员仅十二人，效率极高。每天黄昏时分，行人总会在菩提树下，看到一群疲倦的男人和女人在散步。他们神色恍惚，衣服皱皱巴巴，只有一个人鹤立鸡群似的，领带笔挺，衣线很直——他就是威特曼博士。那群人就是D—1小组的干将们。
在威特曼指导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