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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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
“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知青们个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个个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个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刷刷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但一直没说话。颜哲下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
“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王全忠平素属于闷葫芦一类人，从不惹事的，在这次风波中也不是积极参与者。但泥人也有土性儿，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发作。颜哲说：
“全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王全忠笑着说：“不行，已经箭在弦上。”
颜哲叹口气，没有再劝，钻到蚊帐里睡了。当然他没睡着，睁眼盯着蚊帐顶，直到那边写完大字报，熄了灯。
第二天这份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口，全农场一下子炸了锅。赖安胜听说后赶紧跑来，他的文化水儿刚够看懂这份大字报，看后脸色青白。大字报的上纲上线比赖安胜昨晚的虚声恫吓有力得多了，说这项秘密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人为地挑起老农和知青的矛盾，直接破坏了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王全忠经过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阵仗、办过红卫兵小报，搞这一套自然是牛刀小试，远非赖安胜能比。何况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本身就是不敢公诸于天日的事，如果半捂半盖的，场长的权势还能起一些震慑作用，一旦公开，那些作用就完全失效。
知青们的情绪已经沸腾，显然是捂不住了。赖安胜这才知道要当场长，自己的手腕还远远不行，只能找老胡求救。他没有多停，立即到牛把式郜祥富那儿要了一匹马。农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拖拉机，没有自行车。只有两匹马，是老郜的心尖尖，平时决不让人骑的。这会儿场长来要，不能不给，他心疼地追着赖安胜喊：
“赖场长你小心点，别跑得太快！”
赖安胜没有理他，甩一下马鞭，得得地离开农场到公社去了。
他在胡场长（现在是胡主任）那儿面领了机宜，下午回来，立即召集所有老农到库房，把门关得紧紧地开了半天会，连副场长庄学胥都没有让参加。老农开会时知青都没有下地干活，而是在场里漫无目的地闲转着，实际上都在盯着库房里的动静，农场上空聚着高能电荷，马上就会有一场电闪雷鸣。紧接着召开全场大会。老农们都沉默着，知青们则紧张地等待着，看赖安胜以及公社领导们对这张大字报会采取什么严厉处罚。我注意地看看王全忠，他脸色苍白，但努力保持镇静，就像一个殉道者。
赖安胜开始讲话了，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是采取哀兵战略，肯定是胡主任为他支的招。平时他一讲话就是“东风吹战鼓擂”这类政治套话，但今天只是很平实地说：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胡场长在位时定的，确实不合理，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老农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老婆孩子来这儿办农场，他们都愿意和知青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不拿分红，但是老婆孩子咋办？
下面的知青们开始嗡嗡起来，有人小声说：
“那我们咋办？知青就不是人？俺们连顶蚊帐都买不起。”
赖安胜装着没有听见下面的议论，继续说：这项补助只是暂时的，等农场办好了，每人都会像国家干部那样领工资，那时候肯定就没有秘密补助了。
嗡嗡声更大了。谁都知道，他画的是一个空的大饼，永远吃不到嘴的。赖安胜的话风忽然急转直下：
“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陆续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但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但也很有限。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但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作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滑、拉稍时稍绳老是松垂、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
“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
如果不是这样，王全忠恐怕连碗也刷不成，落到淋病患者陈秀宽的地步。
我看着这种情况，很为颜哲担心。他本来没有参与那次大字报风波，老农们也不恨他。现在他的表现就像是故意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但我也没办法劝他疏远王全忠，那样未免太猥琐太没义气了。我喜欢颜哲，不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吗？我心情矛盾，只能悄悄地在一边观察着。
这种情景一直维持到秋季评工分。农场一年搞两次分红，同样也要评两次工分，分别是夏季分红前和秋季分红前。评工分历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点可以理解。但颜哲和王全忠根本不用操心，一班除了班长老肖是11分外，他俩是铁定的十分，没人会提出异议的。比如最重的“撂垛”或技术性强的“扬场”（利用风力把麦籽和麦壳分离），向来都是他俩搭档。
评分会开始了，评分会前老肖安排我到机磨房值班，我后来知道他是有意不让我参加。会上情况我是后来听颜哲说的。会上先评老肖，老肖自报11分，没有异议。然后老肖提出评王全忠，非常奇怪的是，全班人都变哑了。马三、小雷、黄瞎子，这些素来与颜哲和王全忠交好的知青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颜哲和王全忠互相看一眼，对大家的沉默有点寒心。此后颜哲和王全忠才知道是错怪他们了，会前赖安胜已经同一班所有知青谈过话（除了颜哲、王全忠以及没有与会的我），威逼他们一定得把王全忠评成九分。少这一分，在分红时少不了几个钱，关键是要压压王的气焰。但王全忠平时在知青中有威望，他的棒劳力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会儿知青们保持沉默，实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是在良心和权势之间的折中。这样的沉默令王全忠难堪，实际上令会议主持人老肖更为难堪。
颜哲和王全忠那时不知道这些内情，对伙伴们的沉默非常寒心。过了很久，颜哲第一个说话了：
“我提一下吧，我建议王全忠评十分。”
王全忠接着说：“我也自报十分。我这一年干活是啥样，大家都清楚，不用我多说。”
这时女知青徐杏芳发言了。她最近半年一直被抽到县里某个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比起知青生活那当然是个美差，吃得好，不用干体力活，每月还有少许补助。她刚从县里回来，就赶上了这次评工分会。徐杏芳笑着说：
“我有半年不在农场，对王全忠的劳动咋样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刚才全忠的发言不大妥当，有点骄傲的苗头。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我说的可能不对，仅供全忠参考。”
颜哲不是傻子，这时已经完全摸到了会议的脉博。他知道徐杏芳这离题万里的发言实际是非常聪明的，既不涉及实质问题，又好歹向赖安胜交了差。对于徐杏芳来说，不说以后的招工了，仅仅为了保持目前的差使能干下去，她也不敢得罪赖场长。颜哲觉得心中发凉，怜悯、厌恶、激愤兼而有之。他不客气地打断徐杏芳的发言：
“今天是评工分，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分只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有关，不要扯远了。杏芳你说你不了解情况那就别说话，让了解情况的人说吧。”
徐杏芳脸红了，不再说话。其它人也把嘴巴闭得更紧。老肖十分难堪和恼怒，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今天的会开不成了，咱班能人太多，我拙口笨舌的，管不住。赖场长放话了，要是一班的工分评不成，就拿到贫下中农评议会上去评。散会！”
第二天的老农评议会上评出了一班十个人的工分，其它人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大致都比较公平，仅王全忠和颜哲被降了一分。郜叔叔后来非常惋惜地对我说，颜哲这娃儿太可惜，原来老农们只想整王全忠，谁也没打算整颜哲，他是自己硬往枪口上撞。这一分对颜哲秋季分红的影响是：从略略的节余变成略略的负数，倒欠农场两元三角钱。颜哲绝不是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