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悬崖-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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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布疑阵
必须承认，在认识陈耳东之前，我对中国的警察了解甚少，认知基本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和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就如偶尔和陈耳东聊起汽车时，他认为“北京吉普”还远不如克莱斯勒的“大切诺基”或者丰田的“霸道”一样，在私下里，我也认为他们办案水平与西方侦探相比，同样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当初听陈耳东把故事讲到了这里，真的是有种见到波洛的感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在此之前是否猜出此赵先生其实乃彼赵先生，反正我本人是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
谈到接下来发生的事，陈耳东继续说：
“我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咖啡屋内顿时一片寂静。被惊呆了的人们恨不得连气儿都不敢喘了，全把愕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在了这位赵老兄身上，而那个被弄脏了裤子的香港女学生慌忙就站起了身，惶恐万状地躲到了一旁。
“唯独，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困惑不解，但那二位也感到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一再悄声向身边的翻译询问究竟。终于，那个男孩儿想起了自己的职责，这才恍然低下头，在聚拢过来的两只大鼻子之间，叽里咕噜地向他们低语着所听到的一切。
“此时，那位身材硕长、模样俊俏的赵老兄像一截儿电线杆子似的一动不动地戳在那里，沉默中，一张原本迷人的脸相继呈现出愤怒、沮丧、伤心和绝望的神情，同时，颜色也渐渐从蜡黄变为了土灰。当大厅里的扬声器发出一声悦耳的叮咚，一个燕语莺声的女播音员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催促旅客登机之时，他像一座被消融了的冰山一样，轰然坍塌在身后的椅子上。
“随后，看见梁子和小胡走到自己跟前，他一声没吭，愣了片刻便站起身，把两只沉重的手臂抬到了胸前。梁子给他戴上了手铐。看到咖啡厅门口聚拢了很多人，小胡顺手拿起他的外衣，盖在他的腕子上。
“上了车，他一路无语。而在其后的3天里，任凭你问什么，也始终没说一句话，直到5月30日的早上我第六次提审，他才开了口。
“‘好吧，我可以……交待我的罪行。’接过我给的一支烟，他望了望自己脚上的镣铐，抬起头说，‘可我真的搞不懂，也实在理解不了──这一切，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说起来，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给这位令人不可思议的年轻人点上了烟，我开始了自己的耐心解释：
“‘那天在机场说过，我是在看了你的那些……噢，现在必须纠正──是在看了你兄弟赵鄂的那张画儿──按照你的说法，是多年以前，他在小学6年级画的那张‘并蒂莲’，才把一切弄了个明白。
“‘正像我在他的画室里看到的其他一些画儿一样，这一幅同样是以你们兄弟二人为对象的一件很另类的艺术品。鉴于你本人是画家的孪生兄弟，你对它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就不跟你重复上面的内容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里边并没有你们俩的脸，所替代的只是两朵盛开的莲花，那却是我惟一能把你们俩区分开来的一张画儿。在那里边，年轻的画家用一些具体的东西来说明哪一位是他，哪一位是你。于是我便得知──画面右侧拿着调色板和画笔的是画家赵鄂本人；左侧拿着乐谱和小号的是他爱好音乐的孪生兄弟赵湘。
“‘我知道，你这两天一定还在纳闷儿我从这里边得到了什么。没错儿，要发现其中的奥妙着实不易，直到你将要飞走的那天早上，我才恍然大悟，但凡再晚一点儿，想再见到你，恐怕就得依靠国际刑警组织的大力协助了……
“‘怎么，你仍然不明白？看来我还得再进一步说明──虽然你兄弟的这幅早期作品充满了浪漫情调，可同时却又十分写实：记得吗，在画面上，你是右手拿着小号，左手拿着乐谱；而他呢，则刚好相反，他是右手拿着调色板，左手拿着画笔。据此，我得知了你们二人在生理上惟一一处但却非常重要的不同──他是一个左撇子。
“‘知道吗，虽然我和你接触不多，可毕竟也见了几次，还一起吃过饭，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立刻想起来──无论是使笔还是拿筷子，你都是用右手，那一刻我不禁大吃一惊。意识到你不是赵鄂是赵湘之后，我便沿着假定被害人是赵鄂这条思路，结合赵湘目前的窘迫困境，重新思考两起相继发生的谋杀案。尽管感到难以置信，但我还是做出结论──一旦你真的是赵湘而不是赵鄂，那么，无论是对自己的孪生兄弟画家，还是那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何芊，你都有重大杀人嫌疑。
“‘先谈谈你的兄弟赵鄂是怎么死的吧。5月16日的那天上午，真正的赵鄂从天津来了北京，去美国大使馆领取了自己的赴美签证之后，于下午到达了你的住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说起来，这时候的你处境相当不妙，虽然你和那个不久前刚刚跟你登记结婚的习亚兰一起卷走了公司40万美元，但你却未能按照当初的计划，与她双双飞往美国去享用这笔巨款。不光如此，尽管没有拿到一块美元，你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除去面临坐牢的危险，还要对付自己老板派来讨债的人，为此，你一次次搬家，还将一把匕首藏在了枕头底下……
“‘在和赵鄂的交谈中，两次被拒签的你意外得知他已经拿下了签证。你立刻便起了杀心，虽说我难以理解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孪生手足下此毒手，但显然，你确实那么做了……
“‘就在那天晚上，你用某种借口让赵鄂留在家中，自己于9点一刻出了门，飞快地赶往北京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后，你在10点钟左右登上了10分钟后发车，开往青岛的T25次特快列车。说起来，你实在是工于心计──为了事后给自己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你故意在登车之前摔了一跤，以便让那个女列车员充当你不在现场的证人。这一点你做的非常成功，我几乎就被你欺骗了，也搭上你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一看见你的照片复印件，那个女列车员当即告诉前去核实的梁警官，说她的确亲眼看见了你上了九号车厢。
“‘然而，事实是上了车之后，你并没有寻找自己的座位坐下来，而是匆匆地穿过一节节车厢，飞快地从另一节车厢下了车，于10点45分左右赶回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当然……我尚且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计划自己的谋杀的，是打算在夜里趁他熟睡后再下手，还是另有其他让人无法想象的安排。不过，当你打开门走进房间时，你忽然发现他正在洗澡，你立刻意识到这会儿正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便取了那把本来是为防御他人的尖刀，在他正要走出卫生间的那一刻，一刀刺死了他……
“‘为了扰乱警察的视线，你故布疑阵，打碎了厨房与阳台之间的那扇窗户并伪造了入室盗窃杀人的现场，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后，穿上赵鄂的衣服，拿起他的护照和他所带来的东西出了门。而就在这时候，你忽然发现有人上来了，无路可逃的你只得跑上六层躲避，看到你老板雇用的那两个人进了你的房间后，你随即飞快地跑下楼，迅速地逃离了现场。你又重新返回了北京站，当然，你这会儿肯定赶不上11点10分发车的K101了，要是我没猜错，你多半是在北京站的候车大厅里转悠了一宿，然后乘坐凌晨4点12分发车的4411次回了天津……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在房间里只呆了5分钟，如果稍稍拖延，就给那两个人撞上了。从这一点上讲，你的确是很幸运。正是这两位和其后出现的另一个你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不速之客的意外出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分散了你在其中的嫌疑，否则，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抓到你，那样一来，你的那位何小姐可能就死不了了……
“‘对于你为什么要在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之后，紧跟着又把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害死，我真的是想不通，别的就不提了，光是那份你在不久之前买的那份人寿保险，就让我好一通儿犯晕，可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了这里边的原委。
“‘说起来，这两起谋杀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赵鄂，如果那天他拿到签证后没有去看你，或者去看了你但并没有手握签证，估计你就不会对他下此毒手了；而对于何芊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如果你当初没有把她列为保险的受益人，或者她接受了你的这份“遗赠”没有不辞辛苦地跑一趟天津，恐怕也就躲过这一劫了，可偏偏……
“‘谈到这儿，我必须再回过头来说说那些让我困惑的事儿。比如，像你这样一个利欲熏心到了极点的人，为什么在冒充自己的兄弟赵鄂时，要拒绝领取那笔保险金而将其拱手让给何芊呢？这个问题看起来让人费解，可你只要仔细地想一下，就不难找到答案──在此之前，也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谋杀自己兄弟的计划。那会儿你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有情有意的人。但随后，当你意识到可以用自己孪生手足的生命换取自己毕生的幸福之时，你的人性立刻被从灵魂深处跳出来的邪恶所战胜，于是你便对赵鄂下了手。而之所以后来又跑来北京杀何芊，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你非常清楚──作为你的情人，她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你因此担心一旦你们见了面，一起去保险公司，她会识破你的庐山真面目。你完全是不得已才放弃这笔钱，以避免与何芊见面。可你没想到，出于对你一片痴心，这个女人同样也对此拒绝，并且还亲自驾车给自己情人的兄弟送了去……
“‘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看出这种令她惊悚的玄机的，是你们刚刚相见的一瞬间，还是同床共枕之后，但我肯定她一定知道自己是跟谁在一起。与此同时，你也看出了这一点。以我的猜测──如果你能够立即就走，或许你会放她一条生路。可是，你却走不了，原因很简单──由于你不是赵鄂，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大笔存款的密码，为了拿到那些钱，你只好去银行挂失，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焦虑地等上一个星期。
“‘按照我的推断，你应该是在5月17日，也就是杀害了赵鄂的第二天办理的挂失手续，而何芊是两天之后去找的你，你担心自己在其后的这5天之中被她告发，于是，那天驾车将她送上高速公路之后，你便跟她的后面来了北京。只是，你没有驶入芙蓉花园的大门，而是将车停在了紧靠她的别墅的小区栅栏外面的小路上。因为握有她给你的钥匙，翻越了栅栏后你顺利地进入了别墅，用对你孪生兄弟赵鄂同样的方式杀害了她之后，你又原道回到车上，随即驾车返回了天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5月26日那天早上去机场见你时，这些尚且还是我的推断，但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证据，我的同事梁警官昨天第三次去了京津高速公路收费站，终于找到了案发那天当班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却是一个车迷，她对你兄弟的那辆银灰色的奥迪“TT”小跑车印象颇深，而且，不但记得是天津车牌，还记住了后3位号码……’”
尾声
以上便是我所讲述的故事。按照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的说法，这是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靠推理破获的案子。虽说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他都是正确的。当然，有些问题，陈耳东并没有跟你仔细说明，可你如果从头回顾一下我的叙述，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我其实已经代为交待过了。比如，赵湘本不认识赵鄂的新经纪人张文英，连这位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赵鄂告诉了他一切，包括这位是上海人，使得赵湘刚一在电话里听见他的一口上海话，就知道此君是谁了。而且，你一定可以回想起那天是他先到的利顺德大饭店，他必须如此，要不然，说不定便会露出什么破绽。
说到这儿，你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那位画家要匪夷所思地拒绝张文英提起的那个极为诱人的条件──仅仅为某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大企业家”画一幅画像，就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高价售出。不光是这些，你还可以想起来──因为根本不认识，所以他那天在银行里遇到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后，才会那般支支吾吾，以至于随那个女人前往她的住处时，同样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住在哪儿……
正如陈耳东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赵湘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幸运”的，尽管险象环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却都被他一一解决；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最为不幸的──如果他那天没有把陈耳东留在他兄弟画室，或者说即便是把他留在了那儿却没有那么久，再或者说即便那么久而陈耳东没有去琢磨赵鄂的那张“并蒂莲”……等等等等，也许他就逃脱了。
不过，当后来侦破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陈耳东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他一再声明自己并非有多么睿智，一个劲儿地说他不过是在偶然之中破的案。尽管这样，那个女主持人仍旧对他好生赞誉。最后，她冲着摄像机，神情严肃地警告着某些人，让他们以此为鉴，说了些“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类的铮铮话语。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的司法程序了解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抓到杀人犯，很快就给枪毙了。其实不然，出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可能会拖上一段日子，这位赵湘便是如此。陈耳东告诉我，案子移交给检察院之后，他便被借调到了公安部，因为工作繁忙，很长时间都没有顾上过问赵湘的事儿。实际上，关于赵湘的结局，陈耳东还是一年之后，在报纸上看到的。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那么，你便会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看见一架喷气式客机迎着一轮红日，呼啸着从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腾空而起。如同本故事开始时那样，银幕的下方第二次打出了字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