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实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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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反正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王倬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老太太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王倬怎么又出去，王倬说有事，你别操心。
5点30分王倬骑自行车来到西交民巷，等了10分钟，王倬就走进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门卫问是干什么的，王倬说是国务院的，送一个急件。警卫让王倬去传达室。王倬说传达室在哪儿，警卫一指，在院子东南角。进去一看，屋内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40来岁的传达员问明王倬是干啥的，当得知王倬的意图后，就指点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门往西，走进西边大门，才弄明白这边是总行办公的地方，东边是对外营业的。警卫问明来历，让王倬进大门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让王倬进里边找秘书室。到了秘书室，一见这里光线黯淡，王倬心中窃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过去。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行落款摆正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离开西交民巷，王倬又骑车来到民族文化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存了自行车，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一边往上走，他一边默默数着台阶，为的是缓解紧张的心理：这一步迈进去，等着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钞票，还是端枪亮铐的公安警察？这一切，王倬当时都来不及细想了。饭店一排三扇门，灯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转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40来岁。王倬心说不知这小子看不看证件。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一帮人，王倬稍稍迟缓一下，身后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来，这样王倬正好混在这帮人中间往里走。王倬成心侧着头，做出好像与他们互相关顾的样子，这是成心演给那些服务员看的，让他误认王倬同这帮人是一块儿的。从服务员面前经过时，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皱皱眉头，对出入转门的人太多表示不满，好像他是多大的干部，不习惯这种人多拥挤的场合。就这样王倬轻而易举地进了民族饭店。这时是6点20分左右。
进门就是前厅，右侧有个存衣处，王倬把大衣脱下，存在存衣处里。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脸的姑娘接过大衣，递给王倬一个塑料的取衣牌，并且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嘱咐说：“您拿好。”王倬也没说声谢，像大干部那样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就走向前厅的大沙发上坐下。四周环视，熟悉一下场地，然后起身到总服务台前以总理办公室的口气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电话挂了后，王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方口气谦恭而肯定，完全听不出有什么怀疑打什么埋伏。看来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会儿，王倬打电话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王倬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王倬决定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后来王倬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就这么一直等到7点。
7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30来岁，男的，一个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王倬心里说，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送来。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王倬说着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两个麻袋就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王倬问还得等多少时间，对方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王倬说我是国务院的，对方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王倬心里着急起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于是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地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法门儿。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王倬说，“劳驾您给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王倬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于是，王倬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王倬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40多岁的服务员还给王倬帮忙，替王倬推开了门。王倬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架到车座上。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1个小时零40分钟。
王倬的回忆（3）
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车放在窗脚，先到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王倬哪儿去了，王倬说开会去了，等到10点半，估摸母亲、孩子们都睡了，王倬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王倬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王倬母亲进来了，王倬说妈您还没睡？她问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王倬借了多少，借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几千？王倬还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王倬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王倬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王倬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王倬的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王倬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他冷不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默默寂寂是烤什么呢？”王倬听了一惊，慌忙回答：“没、没考虑什么。”大伙儿听了一阵笑。
机关反右倾，都写大字报，王倬不敢写，怕认出字迹。同事问王倬：“老王，你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吓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费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这时候王倬越想这事越要坏菜，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王倬拿出100元钱给母亲：“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可孝顺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亲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看老人那伤心的样儿，王倬也哭了。
100块钱，老人没敢花。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只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2000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钱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已经与丈夫貌合神离好长时间了，可以说，案发前她对王倬已经没有了感情。至于王倬的惊天大案，是否与他们夫妻关系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她后来回忆，王倬作案后，她的单位也传达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说吃饺子吧。王倬和母亲只顾包饺子，谁也不搭话。王倬一个饺子也没吃，只喝了几碗饺子汤。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依旧生活在那个院子里，直至1993年房屋拆迁为止。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强奸杀人案（1983）
杀戮（1）
1983年6 月16日，星期六。因为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但于洪杰上午9 点却仍在床上躺着。于洪杰是牙克石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4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后，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牙克石镇。于是他来到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牙克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19周岁，其它两人都是18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杨万春，刚满16周岁时，就因犯有惯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牙克石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杜小峰初中毕业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后，父亲给他在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的是20个雷管和1卷近30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的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16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下午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 个人歪着膀子斜着腿，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下午6 点钟的时候，四 人又在一间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又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15 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王玉生叫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在路上，他们碰上了17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的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刚满16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6 月16日晚上10点钟的时候回到位于牙克石西南方向的红旗沟农场。
到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的6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12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这个农场共有21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的全部是女的。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 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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