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中的上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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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来了自己的餐具，”霍勒斯说，“希望没有冒犯你们。”
　　“一点也不。”我说。甚至在我去过中国以后，我仍旧是那些在中餐馆用刀叉的人之一。霍勒斯从躯干上围着的布的折叠处拿出两个螺丝刀一样的器具。
　　“你们在餐前祈祷吗？”霍勒斯问。
　　他的问题使我有些吃惊。“一般不。”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有些家庭会这么做。”我说。那些家庭有值得感谢的东西。
　　霍勒斯用他的一把螺丝刀扎了些生菜，然后将它输送到他圆形身体上部的口中。我以前见过他做吃的动作，却从未见过他真的进食。这个过程声音很大，他的牙齿工作时发出僻里啪啦的声音。我猜想他使用幻影时只传送了管说话的嘴发出的声音。我推测那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现在的声音。
　　“色拉怎么样？”我问。
　　霍勒斯继续往管进食的嘴里送色拉。我猜弗林纳人决不会在吃饭时被噎死。“挺好的，谢谢。”他说。
　　里奇开口了。“你为什么像那样说话？”他问。我儿子模仿霍勒斯用左右嘴交替说话的样子，“挺”“好”“的”“谢”“谢。”
　　“里奇！”苏珊说，为儿子的不礼貌感到有点尴尬。
　　霍勒斯却似乎一点也不在意这个问题。“人类和我们的人之间的一点共通之处就是分隔的大脑。”他说，“你们有左右半球，我们也是。我们认为意识就是两个半球相互影响的结果。我相信人类也有类似理论。一旦我们由于受伤而切断了半球之间的联系，使得它们只能独立工作，那么整句话就会由一张嘴说出，那时就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想法了。”
　　“哦。”里奇说，随后又吃起了色拉。
　　“很奇妙。”我说。在两个部分自治的脑半球之间协调语言一定非常费劲。可能那就是为什么霍勒斯在交谈中无法使用缩写简称的原因。“我在想，如果我们有两张嘴，人类是否同样会在它们之间交替说出单词或音节。”
　　“你们好像比我们弗林纳人较少依赖左右综合。”霍勒斯说，“我知道在左右半球被切断联系后，你们人类仍然可以行走。”
　　“我想是的。”
　　“我们不行。”霍勒斯说，“短个半球都控制着相应一侧的三条腿。我们所有的腿必须同时工作，否则就会摔倒，然后——”
　　“我爸爸很快就要死了。”里奇盯着盘子里的色拉说。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苏珊看上去很震惊。
　　霍勒斯放下了他的吃饭家伙。“是的，他告诉过我。对此我很抱歉。”
　　“你能帮他吗？”里奇看着外星人问道。
　　“对不起，”霍勒斯说，“我什么也帮不了。”
　　“但你是从太空来的。”里奇说。
　　霍勒斯的眼柄停止了运动。“是的。”
　　“所以你应该懂很多东西。”
　　“我知道一些东西。”他说，“但我不知道怎么治愈癌症。我自己的母亲就死于癌症。”
　　里奇同情地看着外星人。他仿佛要说些什么来安慰外星人，但很明显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苏珊站了起来，从厨房中拿出了羊排和薄荷果冻。
　　我们在沉默中继续进餐。
　　我意识到了眼前这个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的机会。
　　霍勒斯的肉身就在这儿。
　　晚餐后，我邀请他进了书房。下台阶时他遇到点麻烦，但他还是成功了。
　　我走向一个带有两个抽屉的小书柜，抽出两沓纸。“对于人类来说，这很平常。写下一份叫作遗嘱的文件来指示如何在一个人死后分配其财产。”我说，“很自然，我会把几乎所有的东西留给苏珊和里奇，但我也会给慈善机构留些遗赠：加拿大癌症组织，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还有一些其他组织。有些东西会留给我的弟弟，他的孩子，以及一两个其他亲戚。”
　　我停了一会儿。“我——我一直在考虑修改我的遗嘱，留给你一些东西，霍勒斯。但——怎么说呢？听上去有点毫无意义。我是说我死后你不太可能再逗留在这儿了，而且——而且通常你也不在这儿。但今晚……”
　　“今晚，”霍勒斯表示同意，“是真的我。”
　　我递出那几沓纸。“或许还是这样最简单，我现在就把这东西给你。这是我的书《加拿大恐龙》的打字稿。现在人们都用计算机写作，但它是在手工打字机上敲出来的。没有什么价值，里面的内容也早己过时了，但它是我对恐龙的科普工作做出的贡献。不管怎样，我想让你拥有它——一个古生物学家给另一个古生物学家的礼物。”我耸了耸肩。“一些能记住我的东西。”
　　外星人接过纸。他的眼柄忽内忽外运动着。“你的家人不需要它吗？”
　　“他们有几本成书。”
　　他揭开一小段缠着他躯干的布，现出一个大口袋。手稿放进去后还有多余的空间。“谢谢。”他说。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最后，我说：“不，霍勒斯——谢谢你，为所有的事。”随后我伸出手拍了拍这位外星人的手臂。　



第十七章


　　我坐在起居室里。夜深了。霍勒斯已经回到他的飞船。我刚刚服下两粒止痛片，等着它们发挥作用以后上床睡觉。有反胃的感觉，服药成了一件难事。
　　有可能，我想着，弗林纳人是对的。或许根本就没有我能接受的正在冒烟的枪。他说它到处都是，就在我的眼前。
　　“没人比那些不愿意看的人更瞎。”它是我最喜欢的宗教警言之一。
　　但我不瞎，该死。我有一双挑剔的眼，一双怀疑的眼，一双科学家的眼。
　　令我震惊的是在多个世界上的生物都使用相同的基因编码。弗雷德·霍伊曾经说过地球上的生命是由飘浮在宇宙中的细菌生物种下的——其他星球上大概也是。如果霍勒斯去过的星球上的生物都由同一个源头种下的话，基因密码当然是一样的。即使霍伊的理论不正确——它确实不是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因为它只是把生命的起源推向一个我们无法检查的别处——那也应该存在着其他理由，说明为什么生命只使用二十种氨基酸。
　　就像霍勒斯和我曾经谈论过的，DNA用四个字母A、C、G、T表示腺嘌呤、胞核嘧啶、鸟嘌呤和胸腺嘧啶，这四个碱基形成了双螺旋形中的横挡。
　　一个有四个字母的字母表。但是基因语言中的单词有多长呢？这种语言的功用是为了标明氨基酸的序列。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构成物质，而且如我所说过，生命只使用了二十种氨基酸。你不可能只用一个字母长的单词去确定二十种氨基酸中的每一个：一个四字母的字母表只能确定四个单字母的词汇。你也不可能通过两个字母的单词来完成。在四字母的世界中，你最多只能拥有十六个双字母单词。但如果你使用三字母单词，那么你就拥有令别人汗颜的财富，一个庞大的六十四词生物化学词汇表。将其中的二十个用以表明氨基酸，一再用其余的两个表达标点符号——一个标示氨基酸序列的开始，另一个标示结束。上述事实表明，只使用六十四个可能的单词中的二十二个就可以满足DNA的需要了。如果上帝设计了基因编码，他一定会看着多余的词汇，思考如何处理才好。
　　我觉得这位上帝或许会考虑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根本不给剩余的单词下定义，就像现实生活中有终随意的字母组合序列不是有效的单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当DNA串中的某个序列坏了，你就能发觉在复制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一个基因打字错误，例如将有效的A—T—A编码变成了A—T—C乱码。这是个明显、有效的信号，告诉人们错误发生了。
　　另外一个解释是，上帝承认复制过程中会出现错误，但通过加入同义词的做法可以减轻错误的影响。你可以用三个词而不是一个来代表同一个氨基酸。这么做可以用掉六十四个词中的六十个。你还可以用两个词代表开始，另两个代表结束，将DNA字典中可能的组合全部用光。如果你的同义词的编组有一定的逻辑性，那么你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复制错误：例如，如果A—G—A、A—G—C和A—G—G都代表同一种意思，即使你只能清楚地读到前两个字母，你仍然有很大的概率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尽管你不清楚第三个字母是什么。
　　事实上，DNA的确使用同义词。如果每个氨基酸都由三个同义词来代表，你可能会看着编码说，是的，一定有人设计了这个东西。但现实生活中，两种氨基酸——亮氨酸和丝氨酸——都是由六个同义词标明的。其他的分别由四个、三个、两个甚至一个标明：可怜的色氨酸只由一个词T—G—G来代表。
　　同时，A—T—G编码既表示蛋氨酸（而且没有其他的编码能代表它），又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表达“开始”（它也没有其他的编码）。为什么在地球上——或是其他地方——一个智慧的设计者会做出这么一个大杂烩来呢？为什么在有充裕的词汇可用于避免出现歧义的条件下，还要用上下文来确定一个词的意思呢？
　　基因编码中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就像我告诉霍勒斯的，线粒体中的DNA用的编码与细胞核中的DNA用的不同。
　　在1982年，林恩·马固利斯曾经提出，线粒体——负责产生能量的细胞器官——是由别的细菌发展而来的。它们与我们体内其他细胞的祖先是一种共生关系，最终这些细菌与我们的细胞融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或许……上帝，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真正的生物化学了……或许线粒体和细胞核的基因编码在刚开始时是完全一致的，但等到共生开始，进化保留了一些线粒体基因编码上的变异。由于在同一个细胞中存在着两套DNA，或许这些变化就被用来区分这两种DNA，以防止意外混合。
　　我没有对霍勒斯说过，原生动物使用的基因编码也有些微小的差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三个编码在它们身上有不同的意思。但……我无法确定。有些人说纤毛——这些无法再生的细胞器官的死亡导致了我的癌症——也是由别的有机体发展而来的。基因编码不同的原生动物可能是一些与人类细胞的祖先共生过的纤毛的后代。它们，面临与线粒体相同的原因，也发展了基因编码变异。不过后来，与我们体内的纤毛不同，原生动物脱离了共生关系，又回复成了独立的生命系统。
　　不管如何，这是有可能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与一个叫兰斯贝利太太的女人共享一座后院的篱笆。她十分虔诚——一个“神圣太太”，我的父亲给她起的绰号——总想说服我的父母让她在星期天带我去教堂。当然我从未去过，但我却记住了她最喜欢的说法：主的行为是神秘莫测的。
　　或许是吧。但我实在难以相信他会以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工作。
　　但是——
　　但是关于吕特人的语言霍勒斯说过什么呢？它也取决于上下文，在同义词的用法上也有特殊性。或许我只是未能体会到基因编码的优雅之处。或许卡纳和他的同伴们发现它完全合理，优雅到了极点。
　　或许吧。
　　突然间消息就传出了。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马莱卡斯的任务——至少部分任务——是为了寻找上帝。我也非常确定布隆迪的大猩猩在这个问题上也保持了沉默。但刹那间，所有人都知道了。
　　北约克中心地铁站的入口处有一排阅报栏。《多伦多星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写着，“外星人有上帝存在的证据。”《环球邮报》的头条声称，“外星人说上帝是个科学事实。”《国家邮报》宣布，“宇宙有一个创世主。”多伦多《太阳报》则用四个几乎占了整个版面的大字宣告，“上帝存在！”
　　通常我会买一份《太阳报》在去上班的路上泛读一遍，但要想深度了解整个故事，最好的是一份叫作《拖把和桶》的报纸。我在灰色的盒子里投了些硬币，拿了一份。在清新的四月空气里，我站在那儿，读着报纸折叠上半部分的每个字。
　　一个在布鲁塞尔的印度女人问了萨尔班达——弗林纳人的发言人，定期与媒体会面——一个简单而又直接的问题：“你相信上帝吗？”
　　他回答了，非常详细。
　　随后，媒体迅速采访了地球上所有的宇宙学家，包括斯蒂芬·霍金和阿兰·古斯、以证实弗林纳人说的是否有道理。
　　宗教领导人也纷纷抢占各自的位置。梵蒂冈——在历史上的科学争论中总是站错方向——还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说教皇很快将就此问题发表讲一话。伊朗的维拉亚特公开指责外星人的说法。帕特·罗布逊号召给他的机构更多的捐款以便他能研究这一说法。加拿大教堂联合会拥护这个发现，声称科学和宗教确实能够结合在一起。一个印度教的领导——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在同一篇文章里有两种不同的拼法——宣称外星人的说法和印度教的信仰完全兼容。同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琼斯指出，没有必要在弗林纳人的话中寻找任何神秘或是超自然的东西。
　　我到达博物馆时，UFO疯子的队伍里已经加入了几个不同的宗教组织——有些人披着袍子，有些举着蜡烛，有些在喊着口号，还有些跪在地上祈祷。那儿还站着几个警察，为了保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和其他人在内——可以安全地进入博物馆。一旦博物馆对公众开门后，他们的职责也会扩展到游客身上。
　　激光打印的小传单散落在便道上。一张画着霍勒斯或其他弗林纳人的传单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上面的弗林纳人的眼柄被夸张成了魔鬼的双角。
　　我进入博物馆，来到我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霍勒斯忽闪着出现了：“我一直在想那些炸了堕胎诊所的人。”他说，“你说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
　　“是的，有人这么怀疑。他们还没被抓住。”
　　“没有冒烟的枪。”霍勒斯说。
　　我笑了。“就是这么回事。”
　　“但如果他们确实是你所怀疑的那种人，炸掉诊所和他们的信仰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炸掉一个诊所是表示一种道德上的抗议。”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