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事件-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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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境内大约有16个确定的大型生物武器设施（如果把小的计算在内，则有52个之多）。核查小组只检查了其中的4个。这些设施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武器生产设施和研发实验室。核查小组在莫斯科以南40英里一个叫做舍普科诺的小镇附近检查了奥博思科内的应用微生物学研究中心，奥博思科内是生物备战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很大的工厂。奥博思科内有30座建筑物，它至少是迪特里克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十倍大小。奥博思科内的主要建筑叫做“尸体一号”，它有8层高，占地5英亩多。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平方英尺实验空间的大型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实验室之一。“尸体一号”周围有三道刮刀式刺网。周边的安全措施包括震动感应器（地面震动感应器）、红外线体温探测器，以及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士兵。在“尸体一号”内部，核查小组还有机会参观一下苏联的热区。
他们发现“尸体一号”的设计很独特，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热区和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的热区的设计都要复杂和精细。奥博思科内的“尸体一号”具有环形的热区，一个级别位于另一级别的内部。热核处在核心位置，被逐级的同轴防生物危害安全设施包围。所以当走进建筑物中心的时候，会依次经过2级、3级，4级区域。苏联的科学家们有理由为他们的环形设计感到自豪。他们同时也为他们绿色AP…5生物防护服骄傲。试穿过的美国人说这些防护服要比美国的穿着舒服多了。
“尸体一号”内进行的主要研究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一种引起鼠疫的细菌。这种细菌在1348年左右暴发的黑死病中使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丧生。
奥博思科内的科研主管是一位名叫尤拉科夫博士的军方将军，他是一名微生物学家，鹰勾面孔，浓密的银色长发飘洒在前额。尤拉科夫看上去没有一点感情，只有当他谈起微生物的能力时，他的声音和他的举动才显得有点激动。
核查小组在“尸体一号”中找到了进行菌株快速突变，以及对暴露在紫外线和放射性射线下的鼠疫菌株进行快速选择的实验区域。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科学家们正在运用突变技术对能够在放射性环境中生存和繁殖的黑死病菌株进行强制性突变选择。奥博思科内黑死病是一种战略性武器。小组成员之后表明，奥博思科内黑死病已经被完全武器化，并融入到了苏联的战略力量和作战计划之中。从两方面来讲它是一种生物武器：首先，非常明显它已经被部署到了可以覆盖全球范围的洲际导弹的弹头上；其次，它具有高度传染性并且无药可医。
核查人员在“尸体一号”的热区发现了40个巨大的发酵容器。这些容器用来培养大量的某些东西，容器大约有20英尺高，被放置在防止生物扩散区，这个事实表明它们是用来培养某些生物武器的。这些容器是所有核查人员见过的最大的生物反应器。哪个合法的医药研究项目需要40个20英尺高、安置在防止生物扩散区并受到严密的军事保护的容器来培养黑死病病菌和其他微生物？其中一个检查员之后说，他认为奥博思科内的一个反应器就可以在海湾战争中向伊拉克提供足够的生物武器。并且苏联还有很多与奥博思科内同等规模的生物武器工厂。
当核查人员到达时，“尸体一号”的生产设备都已经过清洁和消毒。房间内和容器上弥漫着漂白剂和消毒水的味道。所有活性的生物材料，也就是所谓的种子储备和培养基，都已经从核查员可能会检查到的地方转移了出去。核查人员试图用拭子采集一些样本，但是试管里面没有任何生物。
尤拉科夫博士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反复强调说，奥博思科内进行的医学研究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当核查人员问及，为什么苏联建造一个高度戒备的研究基地，基地占地面积达一百五十万平方英尺，基地内建有40个两层楼高的反应管道，其中大部分地区进行4级防护下的研究，以及为什么生产黑死病病毒时，尤拉科夫博士回答说，黑死病是苏联很严重的问题。
核查人员当时认同了他的说法。
不过他们还提出，苏联每年报告的死于黑死病的人并不多。可见，黑死病并不像尤拉科夫博士说的那么严重。他们还特别指出，一些简单的抗生素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黑死病。
尤拉科夫博士回答说，像苏联这样的大国，进行这种研究是“研究的需要”。
核查人员接着询问一些有关基因工程的问题。这种研究的需要是不是还包括运用基因工程将黑死病病毒改造为武器？
尤拉科夫博士的回答令人担忧。他暗示他的手下正在研究黑死病菌株，这些菌株具有不可思议的致命危害性——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菌株的存在。他声称它们只是天然菌株，并且疫苗对这些菌株没有任何免疫作用。核查人员觉得他是在吹嘘他的属下在基因工程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也不能确定。尤拉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可以和美国进行技术转让，这使得核查人员感到十分震惊。由此，美国将有机会了解奥博思科内的发现——只是不知道这个转让的价格是多少。他们还暗示说，美国在生物武器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苏联，所以核查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只是一个美国人想窥探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借口，美国希望从而能够追赶上苏联。
事实上，把抗生素基因导入细菌很容易——那只是一个基本技术，没什么神奇的。西方情报部门随后的报告表明，奥博思科内黑死病菌株能够抵抗16种抗生素以及核辐射。如果苏联人的确培养了出了这种菌株的话，那么他们是怎样培养的——这些都不为人知。他们是运用基因工程还是运用传统的不断尝试的方法培养的这些菌株？不管怎样，美国已经向苏联政府发出声明，要求苏联政府作出解释，苏联是否真的将对很多种抗生素具有抵抗作用的黑死病菌株用于武器生产。苏联科学家和政治领袖直到今天也没有对该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他们只是进行了含糊其辞的否认。
“奥博思科内黑死病菌株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马克说，“它基本上无药可救，并且在人群种传播的速度极快。如果有人在巴黎市散布1英磅的奥博思科内黑死病菌株；巴黎周围的人都别想逃生。我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政府似乎对这种军用菌株已经失去了控制。”
核查小组飞往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伯利亚市。在该市东部20英里的一片白桦林和落叶松林中，坐落着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其内部约有30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内有许多苏联设计风格的环形热区。这里的研究的核心是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来自南美洲的一种大脑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克里米亚半岛－刚果的出血热病毒、虱类传播的脑炎（另一种大脑病毒），以及马丘波病毒（玻利维亚出血热病毒）。
调查小组获悉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拥有数台培养天花病毒的生物反应器。从反应器的规模可知，苏联军方的天花病毒生产能力达到每年数吨。
马克当时感到十分震惊。“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糟糕的时刻，”他对马萨乔说，“我一直想着那些印度和非洲的医生，他们一点点地同天花病毒作斗争。但同时，生物备战研究所这个怪物却在成吨地生产天花病毒。”
随后的核查发现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并不是苏联惟一进行天花病毒武器生产的研究所。另外两个地方也有进行同样工作的工厂。一个是位于莫斯科附近一座叫做札格尔斯克（现名叫坡萨德）的城市内，另一个位于波格罗夫市内。
马克说：“你是不是听说过苏联已经把所有的天花病毒都放在一个冷库里了？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苏联国防部把留存的天花病毒分别保存在多个地方的军用冷藏库中。苏联军事人员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天花病毒的，绝对不会。天花是一种战略武器。尤其是在天然病毒已经从人群中消失以后，它们更显得弥足珍贵。”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它们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破坏性。一个感染者可以很轻易地感染20多个人，所以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的小规模爆发会很快导致大面积的人群感染。“我们都认为我们有免疫力，不会被感染，因为我们在儿童时期都注射了天花疫苗，” 马克说道，“不幸的是——天花疫苗在注射10到20年后就会失去作用，除了军人之外，公众最后的一次疫苗注射是在20年前。军人现在仍然接受天花疫苗注射。”
全世界现有的天花疫苗仅够给50万人注射——也就是说每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有机会接种天花疫苗。如果天花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天花疫苗将会比钻石还要珍贵。另外可以通过基因工程使天花病毒对现有的疫苗具有抵抗性，从而使现有的疫苗无任何防疫作用。
在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向核查人员承认，他们正在“改造天花病毒的DNA”。这句话震惊了核查人员。所有的核查人员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他们不清楚“改造天花病毒的DNA”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要求研究人员解释清楚。
他们的回答很含糊。核查人员面对面站在苏联科学家面前。你们对天花病毒做了什么？他们问道，语气很生硬。但是苏联科学家们没有回答。气氛在陡然间变得非常紧张，其间蕴涵了国家安全利益的较量，但是随后双方只好不了了之。装载了生物病毒的洲际导弹的影子在核查人员的脑海中忽隐忽现。核查人员想知道：你们是不是用装有天花病毒的导弹瞄准了我们国家？是什么类型的天花病毒？双方都明白核查人员正在窥探现代军事生物科技的黑暗面。
核查人员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苏联生物学家的回答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他们说他们只是在克隆天花病毒，并不是对天花病毒本身进行改造。西方涉及到天花病毒的基因实验只是对牛痘病毒进行克隆，因为牛痘病毒对人体并没有危害（它们只是用来制造天花疫苗）。对天花病毒的克隆只是对其进行重组。苏联科学家坚持说它们只是进行“克隆天花病毒”，但随后他们基本上承认他们确实用天花病毒做了秘密实验。至于他们是否研制了全新的天花菌株，或是否对天花病毒进行了部分改造。苏联人没有透露。他们有没有从天花中提取一些基因导入到其他的病毒或细菌体内进行研究？他们有没有研制出抗疫苗天花病毒？这些都很难说。
苏联生物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下来。这些话被俄语专家们反复翻译和再翻译。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对这些话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如马克所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对天花病毒做了什么手脚。”
不应该忘记的事实是这些人都是军事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是为军事服务。他们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转基因天花病毒。参与了核查人员同苏联军事生物学家见面会的一名核查人员说道，他确信他们已经把一些大脑病毒引入了天花病毒内部，制造出了大脑天花病毒——一种袭击人类大脑的天花病毒。
核查小组从苏联返回之后，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都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核查人员亲眼目睹的事实同民间科学研究机构的信仰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高级科学家，尤其是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科学家，开始接受提高了对生物武器的认识，并在听取情报部门的情况汇报，并不只是苏联的生物武器项目，还有其他国家的。所有听取情报汇报的人都是震惊的离去。“他们的眼睛如同杯碟。”听了几次汇报的一名美国科学家如是说。生物学家发现在他们的领域中居然出现了一个甚至多个曼哈顿计划，在此之前他们不知道，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尤其使其中一些人难过的是，他们领域内的一些杰出科学家曾经和现在都在致力于制造生物武器，而且这些武器的杀伤能力在某些方面比氢弹的威力更强大。
哈佛大学的马修·麦赛尔森仍然坚持认为生物武器条约的执行情况良好。很多年来，他的发言在生物武器的讨论中很有权威，他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他曾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的炭疽热事件是由于居民食用腐坏肉类引起的观点。并且他还在文章中提供了详细的科学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支持他的观点的俄罗斯科学家。生物武器公约的制定者们成了公约的保卫者，而公约的成功执行成为了他们的赌注，这也使得他们本人不能明察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真相。
俄罗斯新闻记者开始调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故。1991年，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彼得·康拜尔去了3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由于克格勃的跟踪和干扰，他的每次旅程都冒着一定程度的个人危险。他追踪采访了当地将近一半的受害者。他拜访了受害者的家人，他们给他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他找到治疗受害者的医生；他发掘出医疗证据；他指出大多数的受害者在军事基地附近居住或工作。麦赛尔森曾经写过，炭疽热来自“位于阿拉密尔的一个肉类加工厂”。康拜尔前往阿拉密尔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在那里并没有找到肉类加工厂，仅有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他之后向这位哈佛教授说明了不存在肉类加工厂的事实。他相当平淡地进行了这样的报道“看样子麦赛尔森当时非常吃惊。”
麦赛尔森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报告表明，他发表的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文章中的科学数据不仅是错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的俄罗斯同事凭空捏造的。麦赛尔森不仅是受害者，也是误导、甚至欺诈性科学信息的传播者。他获准同妻子珍妮·桂乐明和一组合作者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地考查，随后证明当年炭疽热的爆发的确是由军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