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寒资料集-第7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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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秦真的是亡于秦律吗？似乎也不尽然。秦自公元前三五九年商鞅变法确立法治路线以来，至公元前二一零年嬴政逝世，秦王国并未因此而爆发农民起义。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们依然以取秦代之的西汉王朝为例，进行一下比较。
西汉王朝统一全国后，立感“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制定了西汉的主要法典——《九章律》。《九章律》是萧何根据秦律制定，律有九篇，为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前六篇沿袭秦律的旧体例，内容以刑法为主，杂有审判、禁囚等规定。后三篇为萧何所创，是有关徭役、户籍、赋税和畜牧车马等事项的法规，亦称“事律”。而后为“正君臣之位”，刘邦命叔孙通及其弟子定有关朝廷制度的法规，刘盈时叔孙通又定宗庙议礼的法规。这就是《汉仪》，为维护朝廷、宗庙尊严，树立皇帝权威而立的一种有关礼仪的法规。又称“礼仪”、“仪品”、“仪法”。即《晋书·；刑法志》载：“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另外还有《金布律》（有关财政制度的法规）、《田律》（维护乡间社会秩序，管理农事、征收田赋的法律）、《钱律》（关于货币管理制度的法律），以及种类极其繁多的令、科、比等。这些法令条文构成了汉初的法律体系。
从数目上来看，比秦律可谓是半斤八两，而从内容上来看，实是不分伯仲。特别是萧何所定的《九章律》，大多参考于秦律，只是对于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进行了适当的删除，而秦律的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及其科罪定刑的标准并未更改。被汉朝士大夫视为秦之苛法的挟书、参夷、妖言诽谤、收孥相坐等律令更是岿然不动。
刘恒、刘启时，虽在法制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除肉刑、定箠令、除收帑相坐律令、及规定徒刑刑期等。但这些改革并未触及汉法根本，且收帑律不久即复，相坐律更是名亡实存。至刘彻当政时，董仲舒提倡“引经决狱”即以《春秋》经义附会汉法，进行叛案量刑的刑法制度。实际上就是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绳，抛开汉律，以儒家思想作为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用柏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学”、“自由心证”。其名为法比，实为乱法。刘彻时先后制定的还有张汤所著《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所定《朝律》六篇及《沈命法》等。
纵观西汉律令共三五九章，共一八八二项，仅死刑就有四零九条，《死罪决事比》一三四七二事。而更有《晋书·；刑法志》所载，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
秦将王翦
王翦，频阳东乡人（今陕西铜川）。生卒年不详，始皇帝时期将领。少年时喜好兵法，后来奉事秦始皇帝。其子王贲，继承父亲之志，也是始皇帝统一六国时的一名著名将领。秦二世时，父子均卒。王翦孙王离继承爵位，后被项羽所擒。王翦及以下三世均为秦将。
最早记载王翦的战役是发生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当时，王翦率军攻打赵的阏与，王翦领军只十八天，便令军中不满百石的校尉回家，并从原军队的十人中选出两人留在军中，结果所留下来的都是军中精锐了。王翦就用这支士气很高的精锐部队攻下了阏与。同时一并攻取了赵的九座城邑。
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王翦从郡上发兵，下井陉，与杨端和军两军呼应。准备一举攻灭赵国。结果遇上了赵国的名将李牧，相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无法得胜，情况很不乐观。于是秦军用反间计，使庸王赵迁杀了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前行。大败赵军，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迁，使赵国投降。虽然公子嘉逃到北面的代，自称代王。但是实际赵国已经亡了。赵国原来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成为秦郡。
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荆轲失败后。秦王政利用这个机会，派王翦领军攻燕国。燕王喜和代王嘉联合抵抗秦军，燕代联军由燕国的太子丹统领。太子丹最后在送别荆轲的易水河边兵败。王翦乘势攻取了燕都城蓟，取了太子丹的首级。燕王喜逃到了辽东，燕国也名存实亡了。王翦在攻取了燕国都城蓟后，称病告老还乡了。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王派王翦儿子王贲攻楚，大败楚兵。然后王贲军迅速北上，进攻魏国，最后用黄河、大沟水淹大梁城，城尽毁。魏王投降。接着王贲又平定了魏国各地。设魏地东面为砀郡。
魏被灭后，三晋之地已尽数入秦了。东北面的燕国名存实亡。南面的强敌楚国已经数次败给秦军了，王翦之子王贲也攻取了楚的好几座城邑。秦准备尽早灭楚，但是楚国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秦王在灭楚大战需要多少兵力的这个问题上拿不准主意，于是征求众将的建议。秦王问年轻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可以灭楚，李信回答最多不过二十万人。这个李信，年少英勇，雄壮威武。曾率数千军马追击燕太子丹，最后使燕太子丹被迫自杀。秦王政因此非常欣赏李信能力和勇猛。所以秦王政一开始就询问他。在问完李信后，秦王政又问王翦，王翦却回答说没有六十万人马是万万不行地。秦王政听后对王翦说：“王将军你已经老了，连胆子也变小了。李将军果敢威武，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派李信及蒙恬率军二十万伐楚。王翦已自己的话不被采用，便称病回到家乡频阳。
李信与蒙恬分别从平与、寝邑两路发兵，其间曾大败楚军。李信接着又将鄢、郢都攻下，于是向西前进，准备与蒙恬在城父会师（今安徽亳县）。李信年少英勇，不免有些心高气傲，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这个时候项燕率领的楚军已经悄然地在李信军后面跟踪，接连三天三夜马不停蹄，李信却丝毫没有注意楚军的动静。也有可能是李信根本无屑楚军动静。结果楚军找到一个大好的机会，向李信的部队发动突击，攻破了秦军两座营垒，杀了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逃。
楚军在打败李信军后，还一直向西进军，大有反攻秦国的势头。秦王政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怒。于是亲自赶往频阳，向王翦道歉，请王翦出来率领大军攻楚。王翦起先假意推辞，说自已年老体弱，又有病在身，疲乏无力，实在不能担当重任，请秦王另选良将。秦王政又再次向王翦道歉，并执意要王翦为将。王翦说：“如果大王一定要任用我为大将，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立即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并表示愿意听从王翦的谋划。
王翦率领秦国六十万大军准备出发了，秦王政亲自到灞上为王翦送行。王翦临行时，请求秦王先行赏赐予许多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秦始皇说：“将军为国作战，以后有的是赏赐，还用得着害怕家里会穷困？”王翦说：“作为大王的将军，有功劳才可以得到封侯赐爵，所以趁着大王顾念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向大王请求赏赐一些产业来留给子孙后代。”秦王听后大笑。
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在这期间，连续五次派使者向秦王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觉得王翦索取无度，应该适可而止，就对王翦说：“将军连续请求赐予家业，太过分了吧。”王翦说：“不对。秦王暴魇疑人，现在这支六十万的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军力，如果我不多次请求赏赐来表示自已的意志，秦王不会怀疑我吗？”
王翦代替李信为将攻楚国的消息被楚王负刍得知后。楚王就尽数调集全国的军力来抗击秦军。王翦的军队在赶赴战场后，就构筑坚固营垒只守不攻。楚军每每挑战，王翦始终不应战。王翦与士兵每日照常休息沐浴，并与士兵一起进食。这样两军对持稍久的一段日子后，王翦派人问军中士卒平常在玩些什么？军中士卒回答说：“正在比赛投石和跳远。”王翦看到士兵的精力都很充沛，于是说：“士卒可上战场作战了。”这时由于秦军的拒战不出，楚军以为秦军只是防守边境，于是开始向东撤军。王翦趁这个楚撤军时机，率军追击楚军，楚军失利后撤。秦军就一路乘胜追击到蕲南，击杀了楚国的将军项燕，大将一死，楚兵终于全面溃散。秦军一路拿下楚国的各城邑。一年后，王翦攻破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尽收楚地入秦，设为郡县。
在灭楚后第二年，王翦军继续南征百越。平定了江南，降服越君，江南地置为会稽郡。而此时，王翦之子王贲，他与李信也攻取了辽东，俘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俘虏代王嘉。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六国中最后的齐国也灭亡。齐亡后，秦统一了中国。
秦二世的时候，王翦与子王贲已死，蒙氏被灭族。陈胜起义反抗秦朝时，秦派王翦的孙子王离攻打赵国，围困赵歇和张耳在钜鹿城中。当时，有两种议论。一种说王离是秦的名将。现在他率领强大的秦军，攻打新建的赵国，必定能胜利。另一种议论说：不对，三代作为大将的必定要失败。他家祖上杀的人太多了，他家的后代就要招受不祥的报应。如今王离就是第三代将领。没多久，项羽救赵，攻击秦军，果然俘虏了王离，王离的军队于是投降了诸侯军。
龙语：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体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的气势。这当中，王翦父子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
王翦灭赵、楚，降伏百越。王贲灭魏、燕、代、齐，秦统一后，王贲受封通武侯。除了韩之外其他六国全是他们父子俩搞定的。这样的功劳在中国历史的千百年中也属难得的。
王翦是继白起之后，秦国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材。是武成王庙中的六十四将之一。王翦的性格与十哲白起有很大的区别，王翦智而不暴，白起嗜杀成性，如果将王翦和白起一同轮为饿鬼道，王翦泉下有知，可能要喊冤了。
王翦毕生的代表一战就是用六十万大军对楚的大战。这一战成了三十六计中“以逸待劳”这一计的典型战役。以逸待劳讲究待机而动，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对动，积极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不让敌人调动自已，而要努力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王翦给人的映象是一员智将，在伐楚之时，用请求赏赐田地来消除秦王的疑心，并成为一个典故，王翦请田由来而来。王翦请田也就成了明哲保身的代名词。从王剪率六十万秦军伐楚攻百越直到班师回朝，秦王都不曾表示过怀疑。实属难得。王翦的安逸终老与白起的不得善终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翦虽智，但不能助秦建德。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太史公曾说王翦虽被秦王尊为师，但是不能辅佐秦的统治者建立德政，以巩固国家的统治。最后其孙王离兵败，也和王翦的过错的是不能分隔的。
皇帝制度的特点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皇帝制度从初创到逐步完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秦统一六国，始皇自称“赖宗庙之灵”，进而又采用邹衍”五德之运”的学说，利用天人感应论，“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自此，五行相克的学说便成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理论依据，“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汉武帝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侮君轻君即等于侮神轻神，是理应受到诛灭的。所以，当时一般社会意识，总认为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是秉承天命的圣哲，皇帝本人更大力宣扬，凡登上皇帝宝座，便是“奉天承运”，成为皇天上帝授权处理人间政事的最高代表。“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这些帝王总是有“龙德在田，奇表见异”，他们夺得皇帝宝座又是“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等等。这一切说教都是为了论证皇帝权力理应独尊无二，皇帝理应成为天下的“至尊”，皇帝之上除了有一个虚无飘渺而又人格化的“天”以外，再不容许有敢于超越或干扰其权力的任何事物存在了。
第二，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秦统一后，一些儒生劝说秦始皇用古礼，“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黜儒生”，他“焚书坑儒”，禁止民间私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的方针是简化古礼，强调法制，他仅采纳了一些简便易行之礼，并以严刑峻法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秦不旋蹱而覆亡，一度出现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至刘邦称帝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亦无可奈何。他逐渐意识到礼仪秩序对于巩固本身统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00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先平明，谒者洽礼，以次引人殿门，陈东、西乡。卫官挟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在庄严肃穆的大礼下，刘邦深有感触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自此以后，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