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魂魔影-盖世太保揭秘-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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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说明一点，客观存在是柏林某一对有钱的夫妇在首都将要隐藏、转移去西方之前积攒起来的，在总崩溃时这么大量的金钱和宝石作为交换物品是足够的了，如在1945 年混乱时期，德国马克的表面价值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日益下跌，这些瑞士法郎比德国马克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瑞士货币并不意味着这对情人必然要去瑞士，这是应急的货币，——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马丁·鲍曼还看出了另外的问题，一份英国的护照，这意味着菲格莱因策划与之逃跑的这个女人不仅是德国人，甚至很可能是一个敌国人。鲍曼像头受伤的公牛，两只拳头捶着桌子吼叫着，当面申斥赫格尔，“赫格尔，你这个十足的白痴，‘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不把她带到这儿？而要回这个无用的手提包？菲格莱因是个卖国贼，这个女人是个英国人，敌人的代理人。菲格莱因和这个间谍同床共枕，把什么都泄漏出去了，她就是那个漏洞。”
根舍是这样描写的：“菲格莱因的这个情妇比他接近的其他女人都漂亮，我能记起的只是，她长相好看，高高的个子，装柬打扮人时，金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大约三十来岁，讲德语有种特殊腔调，至少还能讲两、三种语言。听说她叫玛塔·奥哈拉，有丈夫，可能是住在城外的一个外交官。我遇见过她两、三次时间都很短暂，在酒吧她和菲格莱因都是快饮，即刻离去。他们有一次谈话的话题就是马，菲格菜因是个骑兵嘛！”
同样见过这个女人施中士说，他认为这个女人是苏格兰人，嫁给了一个匈牙利人。孟克记得这个女人是个外国人，但说她是丹麦人。而已尔却认为她是爱尔兰人，是爱尔兰国籍。
这时，鲍曼亲自监督着并命令另外两支摩托车队返回菲格莱因的公寓去，赫格尔和缪勒这时率领两支车队用不同的路线同时都在五分钟之内到达。但是鸟儿并未飞回笼子，房间里空空如也。很可能是缪勒从分寓房间里打电话给腊登休伯，下令要他把菲格莱因转交给盖世大保，因为对赫尔曼·蕙格莱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审问。这次询问是在4 月28 日（星期六）。持续了一整天。
那么，玛塔·奥哈拉是不是成功地逃脱了？她也许今天还活着。在那时柏林及其周围的危险形势下，人们只能推测她那天晚上逃脱的可能性如何。已经确切知道，有七名情报人员在这两于之后离开暗堡的，他们经东西轴心大街，通过奥林匹运动场，朝哈韦尔河下游走去，最后安全地逃到了西方。他们全部是男人，并且都穿着军装，有更大危险性呢！最后还知道，有几个妇女在希特勒死后离开暗堡突围，除一个人在柏林失踪外，其余几个人也都安全到达了西方。
对于住在柏林的一个外国籍女人来说，强行出走显然是很危险的，甚至比狂轰滥炸和巷战更为可怕，有经验的女人都是尽力寻找一个隐身处。当玛塔·奥哈拉从窗户逃出来时是只身一人，她那时根本不可能再通过无线电发出情报。柏林的德国反间谍机构侦察秘密发报机的地点是非常内行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用“无名信件投递处”来交换情报的。在当时，“无名信件投递处”很可能是一个中立国的大使馆。对她来说，紧迫的事是到那里去。但是，许多大使馆，包括爱尔兰和匈牙利大使馆内，都座落在战斗越来越激烈的、连遭轰炸的动物园区，虽然从勃赖怕特劳大街到动物园仅相距一英里路程。但她要经过的这条大街却被切断了。像这样一个善于随机应变、头脑冷静的女人，可能会交上好运的。她毕竟没有护照（通行证），没有旅行袋，没有手提包，没有钱，没有交通工具，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尽管可能
性不大，她还是可能在最后时刻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如果她穿过柏林的心脏地区，那么死于巷战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自那以后就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任何踪迹都没有了。
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命运如何？汉娜·莱契传出来的消息说他已被处决，这是1945 年希特勒暗堡里出现的首要事件之一。汉娜·莱契是4 月28 日（星期六）很晚才同里特·冯·格雷姆一起离开暗堡的。她说，就在她离开暗堡之前，菲格莱因已经在埃伦霍失彼处决了，暗堡的目击者可以证实，因为就发生在希特勒——爱娃·勃劳恩婚礼之前。据米施中士说，婚礼仪式事实上推迟了至少二十分钟，就是因为希特勒与缪勒、腊登休伯去商谈“核实菲格莱因死亡的事”。
星期六的晚上，远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反常事件最终决定了菲格莱因的命运。在旧金山，一名机警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则消息：海因里希·希姆菜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和平试探。在北部的波罗的海之滨，希姆莱正在与伯纳多特爵进行秘密商谈。这则重要的内部消息由所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节目广播了。暗堡里的人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收到这些消息的。宣传部的海因兹·洛伦兹当时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通向暗堡的地道里有一间舒适的办公室，他抄收了这条新闻并把它交给了马丁·鲍曼，发生在德国境内、距柏林仅二百英里的事，竟然要通过八千英里以外一家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才知道，这简直是大本营情报中荒诞可笑的事。
希姆莱是个卖国贼！据汉娜·莱契说，希特勒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展示这一份新闻稿”。结果产生了混乱。鲍曼早就猜疑希姆莱的两面派行为，但由于他需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取代戈林，当时没有必要去指挥希姆莱和通过希姆莱指挥他的联络官菲洛莱因。冯·贝罗上校说，为了增加歇斯底里气氛，“布格道夹将军喝得像只山羊，在走廊里上窜下跳他说，希姆莱有项计划，要把希特勒的尸体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他表示诚意的保证。他说，这份文件已经被揭露，具体是由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从元首暗堡把元首死后的尸体搞到手，并把它弄出去。”
在这种到处疑神疑鬼的情况下，像冯·贝罗这样头脑不大冷静的人都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负有绑架尸体任务的人会首先不在暗堡呢？一般逻辑，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可能挽救菲格莱因。一个电话、一架推迟起飞的飞机、一则来自旧金山的电讯，使这个花花公子、党卫队的将军的命运完蛋了。
就希特勒关心的问题来说，勃赖伯特劳大街事件弄清了那个令人烦恼的漏洞，但是反对元首本人的阴谋——至今最坏的是针对他的遗体、神圣骨灰的残忍的阴谋——终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怎么说，谣传毕竟没有多少实话。鲍曼很快注意到，布格道夫将军把夺取尸体的计划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命令对菲格莱因紧急处决。他就被移交给巴尔，以后就没有人再在总理府见到过他，他就是在这儿被处决的，而不是在埃伦霍夫。希特勒经常下令处死那些密谋反对他本人的人，只有盖世太保才有这种特殊处死的器械一用细纲丝悬吊，挂在屠夫镶嵌在墙上的血淋淋的肉钧上，令其慢慢地窒息。
第三节末日大屠杀
到1944年初夏，几乎每一个德国将领不得不承认：战争失败了。俄国入已经在一月份攻克列宁格勒，二月份到达波兰东部边界，七月上旬占领了明斯克、维也纳和格罗德诺。东部战线已在一年之内向帝国本上后退了几百公里，东普鲁士将成为红军攻击的第一个德国省份；在南线，英美部队已于6月4日开进了意大利罗马。
6月5日，在西线，狂风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冲击着大西洋海岸，卷起两米高的浪头。气象和军事专家们一致指出，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入侵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其间，盟军的军舰和飞机已经作好了出征准备。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项命令中明确告诉他的部队：“如果你们看到头顶上有飞机，那就是我们的飞机。”
当日午夜，两个英国的和两个美国登陆师的空降部队过了海岸。地面上雾气腾腾，天空浓云密布。进攻开始的第一天英美空降部队的十五万六千名士兵就在五个地方相继着陆。
在这一关键时刻，谁也不敢叫醒因服药而将昏睡至中午的请特勒。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替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动员国内驻防军来对付盟军的先头部队。理由是，从表面上看这种空降似乎是一种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在下院发表长篇演说，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希特勒终于醒了，他同意约德尔的决策，然后立即从萨尔茨山驱车去克莱斯海姆宫。在那里举行的军事形势会议上，他站在一幅巨大的诺曼底地图前指出：“他们是来向巨浪送死的。”
不久，在难以维持的、从荷兰到法国南部的漫长战线上，希特勒只剩下了六十个装备不全的师，而盟军每天都在向法国运送大量兵员和物资。陆军B 集团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盟军登陆前就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过，如果西线得不到他所要求的增援，那就意味着战争失败。这种形势现在已经开始。
在这种毫无指望的形势下，一个三十六岁的受勋军官进入了历史的画面，他决心结束这个已经失败的战争。在1944年7月20日至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期间，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其曾外祖父是格奈泽瑙，父亲曾经当过符滕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施陶芬贝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的那汀根，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孪生哥哥。三兄弟都才华横溢：亚历山大是历史学家，贝托尔特是法学家，克劳斯几经波折后决定加入国防军当职业军官。自小体弱多病的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一表人才，好学不倦，头脑冷静，思考周密，善于说服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闪光的人物”。
和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他在斯图加特上过埃伯哈尔德——卢德维希文科中学，青年时代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中学毕业后当了第十六骑兵团的骑手，这是一支有着光辉传统的部队，驻扎在班贝格。
1930年，施陶芬贝格晋升为少尉。后来成为坦克将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曾经当过他的上司。有人说， 1933 年纳粹上台时，年轻的施陶芬贝格
曾带领一群欢欣鼓舞的人上街游行，这是个居心叵测的传说。班贝格，这个号称具有中世纪和天主教精神特点的“德国罗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褐色潮流的影响，因为班贝格的骑士们遵守了军人不参加政治游行的规定。当然，施陶芬贝格和几乎所有的年轻军官一样，也赞同希特勒党的某些政纲。
传记作家约阿希姆·克拉马茨写道：“毫无疑问，他曾经一度努力把思想和现实加以区别。在当时的德国，很多有声望的人为了稳走局势而不得不暂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非道德论。这也许就是施陶芬贝格当时的想法。。虽然施陶芬贝格对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感到反感，但是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原因，一种强烈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支配着他，使他同情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运动。”
1933年，施陶芬贝格升为中尉，1937年升为上尉。1938年，班贝格的犹太教堂也被烧毁，砸玻璃窗之夜的事情对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施陶芬贝格升为校官后被派往乌珀塔尔的第一机械化师任职，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年4月7日，当时是第十坦克师作战参谋的施陶芬贝格在加斯非附近的盟军低空扫射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德国，他所在的师全部被俘。在慕尼黑军医院，医生们久久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度过死亡的难关。
这位伯爵毅力过人，他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看到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实在令人心酸。他的母亲照料着他。。虽然肢残伤痛，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不屈不挠。”
他几乎还未痊愈义要求奔赴前线，后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时候他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
这位伯爵不仅展示了智慧和不怕死的精神，而且在他的陆军补充军的新岗位上找到了达此目的的可能。他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的暴动，制订了一个以“女武神”为代号的计划。施陶芬贝格决心实施这个“女武神”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狼穴”宜至希特勒为了逃避俄国人而迁移到柏林后仍然在扩建。在几千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久国人，他们受到了希特勒外勤警卫营部队的监视，住在故意维持原状的营地边上，但是即使在严格监视下也能够经常进入内圈。 1944 年6 月，那里共有两万八千名工人，其中有几百人在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的一号禁区内工作。
这个地方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也经常出现差错。1942 年底，有一个上校在去十八公里外的茅尔瓦尔德最高统帅部的途中在交通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进了一号禁区，而这里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能进入。他下车后走进军官食堂，欢迎他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那斯科·冯·普特卡默尔。当普特卡默尔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时，这位上校还不信，直到他看见窗外经过的希特勒时他才相信。
更为危险的是， 1942 年7 月9 日，一个波兰劳役企图越过铁丝网，被当场击毙，人们从他的装面包的口袋里搜出一把作案用的折刀。还有一次，人们从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厄亭格上尉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颗手榴弹和一瓶汽油，引起了一阵恐慌。这位军官声称，这是用来在万一情况下销毁“国家机密文件”用的。
保卫希特勒方面的漏洞还有很多，如那个治胃痛的药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