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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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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表的意见。编辑部出于种种考虑,把宫白羽先生的文章扣下了,怕引起麻烦,但是到了1957年,在我被调出编辑部之后,这篇文章作为毒草,还是发表出来了,为此,宫白羽差一点没有被打成右派。    
    这段时间,我又开始学习写作,我写了几首诗,写了一些散文,也写了小说,我以林希的名字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主编方纪去南方旅游,回来后到编辑部来,见到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写了不少作品呀!”事后据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方纪对我颇为欣赏,说我是神童,方纪说,侯红鹅今后只要不走弯路,事业上会大有前途的。短暂的平静,使我放松了过于紧张的心情,我以为从此就会有安静的生活了,但我并不知道,就是在我感到轻松的时候,背地里,领导还是把我看做异已,我的一行一动,都经过认真的分析,甚至还把一个人派到我的房间来和我一起住,随时随刻监视我的言行。我轻轻松松地工作、学习,但在我的背后,人们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们注意着我的一切,因为我的问题还没有结案,我有可能从此就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也可能一个决定下来,我就不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受人监视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1956年夏天。河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天津文艺界组成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编辑部决定让我参加慰问团接近工农兵。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十分高兴,甚至于还有点骄傲,因为这是领导对我信任,我可以做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到灾区参加慰问了。高高兴兴,我随慰问团到了灾区,一路上看到灾区人民和洪水斗争的英雄事迹,很是为之感动,我写了好几首诗,准备回来发表。灾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夜里就睡在船上,没有蚊帐,把厚厚的毛毯裹在身上,蚊子也咬得你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天亮了,大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诉说白洋淀的蚊子厉害,这时我就对一位同行的作家说,蚊子可把我咬苦了。这时,就听见船上一个人向我问着:“你说什么?”当即我就回答说:“我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说罢,大家也就随便地笑了。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在船上问我做什么的人,原来是一位新华社记者,他在得知我就是那个“胡风分子”侯红鹅的时候,对我格外注意,他听我说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立即就想到了我的政治背景,一个“胡风分子”到灾区来召开诉苦会,你诉谁的苦?于是一个主题在这位记者的心中成熟了,当即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质问天津来的慰问团,到底是到灾区来慰问、还是到灾区来诉苦?    
    从灾区回到天津,还没容我休息,作协就召开全体大会,宣读了新华社记者的那篇文章,揭发我到灾区召开诉苦会的反动言行。    
    这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责,就是我再“反动”,我也没有必要到灾区诉苦去呀,刚刚一场政治运动才过去,我就公然对抗,居然跑到灾区去召开诉苦会,如果不是我神经有毛病,那就一定是我反动透顶,不可救药了。    
    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惊动了天津文艺界领导,宣传部领导亲自坐阵,大会、小会开了半个月,我要检讨召开诉苦会的问题,其它同行的人要检讨为什么和我一起开这个诉苦会,会议气氛之严肃,批判之尖锐,比刚刚过去的那一场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我只是恨自己何以如此放肆,自己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让我下去的机会,我不但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改造自己,反而要在船上召开什么诉苦会,好象我这个人就是专门闹事似的,好象我就是故意要把自己放在敌对的立场上,不挨整,我就心里不舒服似的。    
    宣传部把这看作是一桩重大事件,我是罪魁祸首,从动机、效果、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一起检查到学习马列,接近工农兵,真是又来了一次脱胎换骨。检查会上,宣传部领导板着面孔,参加会议的人如临大敌,我被人们视为是异端,一举手一投足都和革命对立,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我已经是不能容忍了。    
    作家协会这个环境太可怕了,作家协会说是一个群众团体,实质上却是意识形态前哨,这里每一个人都带着敌情观念,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崩紧了神经,一是观察政治动向,二是警觉自己的一言一行。我是一个公开的敌对分子,人们不敢和我接近,人们只在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才和我说话,机关一位女编辑,她无论和我说什么话,总是提高着声音,唯恐别人怀疑她和我说私房话。在院里,她会向我喊着问:“你吃饭了吗?”或者是“你这是到哪里去?”等等等等,令人十分讨厌。也是这位女编辑,在一次会议上激动万分地对我说:“林希呀,你总是把我们这些靠拢党的人看做是伪装,你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的心里对党是怀着多么真诚的感情呀。”     
    “诉苦会”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了,报上公开对我进行点名批评,新华社还在等着天津的态度,如果不对这个召开诉苦会的人公开点名,他们就要点天津的名。    
    在天津作家协会,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秘书长公然对我说:“你不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言外之意,说随时都可能对我有所处置。也就是在这时,从外面调进来了一个编辑,秘书长安排他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单身干部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本来是正常事,但是这个人却负有重要使命,秘书长安排他和我住在一起,是为了要监视我的生活。从此,我的一言一行每天都由这个人向秘书长报告,这个人每天都到秘书长办公室去,一谈就是大半天。我在房里读书写作,也没有朋友找我,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一天早晨,突然召开全体大全,秘书长非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在我们机关里,居然有人说不学马列也能够写出好作品来。大家听了自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听了之后,也感到气愤,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怎么有人扬言不学马列也能创作呢?随之,人们就开始对这种反对言论进行批判,人们说这种议论的出现,说明一种反动思潮已经开始在作家协会泛滥,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5)

    大家说过之后,我也想对这种反动思潮进行批判,但还没容我说话,秘书长向着我极是严厉地喊了一句:“你不要故作镇静,这句话就是你说的。”    
    一下子,我几乎被打蒙了,这样反动而又恶毒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呢?而且,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呀!不学马列就想写作,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学马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写作又是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人民,作家怎么能不学马列呢?    
    这时,那个和我同住在一间房里的编辑站起来指着我说道:“这句话,就是昨天晚上你对我说的。”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什么时候对他说过这句话呢?这明明是栽赃,就是我思想再反动,我也不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说这种公开暴露自己的反动话呀!我可能反动,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呀!    
    但是,任何人对我的捏造,都被认为就是事实,房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可以举报我说反动话,我却不能为自己申辩,于是一场政治批判又开始了。而且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交代是怀着一种什么动机说的这句话。    
    这个举报我进行反动宣传的人,后来暴露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他本来是一个中学政治干事,因为和女学生有纠葛,受到学校的处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便找到作家协会来,说他有文学才华,想到作家协会来工作,秘书长正感到作家协会的革命力量太弱,编辑都是知识分子,正应该调进几个政治上强的人做中坚力量。于是很快就把这个人调进来了。这个人根本不读书,有很多朋友,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去跳舞喝酒,向人们炫耀他的“作家”身份,他还结交了一大批女孩子,利用女孩子对作家的信任,和这些女孩子们纠缠。我对这个人印象极坏,虽然我和他住在一起,但我很少和他说话。    
    昨天夜里,这个人跳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12点多了,我还没有睡觉,正在看一本书,这个人一面哼着曲儿一面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回答他说,是一部小说。当时,这个人就拉着长声对我说道:“你应该多读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呀。”我没有理睬他,只是无心地对他说着:“也不能光读马列呀。”说过,就睡觉了。    
    谁料,第二天早晨,这句话,就被这个人报告上去了,而且被视为是重大事件,在作家协会全体编辑、作家大会上公布,点名批判,而这个散布反对观点的人,就是原来的“胡风分子”林希。    
    在会上,没有我的发言权,我只能听人们对我的批判,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上纲,但人们的发言,也带有极强烈的火药味,从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对我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我已经是完全灰心了。这明明要置我于死地,我的一言一行都受人们监视,人们要在我的言行中嗅出反革命的味道,机关的政治空气,也靠对我的批判活跃,我成了一个活靶子,人们要想得到领导赏识,就必须在我身上发现敌情,然后再靠批判我得到重用。    
    就是这个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人,后来干了许多坏事,他在机关里诱奸女青年,他抄袭他人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成了天津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干尽了打砸抢的坏事。就是那个重用他的秘书长,也没有逃过他的手,他一次一次地毒打秘书长,还很是抢到手不少东西,他抢了一部小汽车,身后有8名保镖,把天津作家协会大院,变成了他的私人公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很快又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后来被投进了监狱,于是他有了受迫害的资本,一变又和我们一起要求平反了。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之后,他跑到深圳,写了几本黄色小说,一时之间还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后来他因为坑骗印刷厂而要再次入狱,偏这时他得了癌症,不久就病死了。这就是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一个人的结局。    
    天津作家协会里有许多好人,这许多日子他们没有向秘书长报告过关于我的一个字,绝对不是这些人包庇我,是我本来老老实实地工作读书,实在没有什么“言行”,这些人都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这样的环境,无法让人生活,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给别人做活靶子呢?我想去开荒,我想去做工,只要离开这里,什么地方都一定比这儿好。    
    但是,看看上面似是还没有调我出去的意思,鲍昌为此还受到了“上面”的批评,编辑部虽然相继调来了好几个编辑,但我的工作能力却比他们强,经我处理的稿子,发表出去反响都不错,经我处理的稿子文字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至少我还是一部小小的活字典,无论是谁,想找个什么资料,一时想不起来出于什么地方,只要一问到我,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告诉他在哪部书里,而且还能告诉你是第几章。有一次全编辑部的人一起翻阅刊物查找一篇文章,已经是查了大半天了,正好我从外面回来,有人说问问林希见没见过这篇文章,我当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别乱找了,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什么刊物的第几期上,大家忙着找到那份刊物,一翻就找到了。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从小就有这么点小聪明,一篇文章看过一次,就可以大体上背下来,编辑部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也有点用处吗?    
    然而就是这样,最后,我还是被清除出编辑部了。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1)

    临近新年,机关举行舞会,迎接1957年,我和大家一起忙碌着。我们把客厅改为舞厅,拉上纸花,我又到外面去借来几张唱片,做舞曲伴舞。高高兴兴,新的一年总会带给人新的希望。    
    借唱片回来,秘书长找我谈话,我想过年了,一定是对我提出些什么新的要求罢了,也没什么准备,我就随随便便地到秘书长屋里去了。走进秘书长办公室,看秘书长的脸色有点不对,我心里一沉,料到可能有点什么不愉快的事又要轮到我头上来了。秘书长让我坐下之后,似是背书一般地板着面孔对我说道:“你的问题已经定下来了,明天早晨你离开作家协会,到机械局去报到,他们将分配你到一个工厂去工作。如果你不服从这次变动,你可以自谋出路,辞职回家。”就是这样的几句话,然后秘书长就再也不出声了。他冷冷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对于突来的通知,我一时不知所措,当然我知道所谓我的问题定下来了,就是我被定为“胡风分子”了,这一下,问题就不一样了,定为“胡风分子”就要被送进监狱,而把我送到机械局,显然是对我的宽大。当然没有理由逮捕我,后来说不是不想逮捕我,只是公安局的逮捕证实在不好签,调出作家协会也就罢了。    
    此时此刻,也不需要说什么话了,我也是冷冷地回答秘书长说:“好吧,明天早晨我就走。”    
    说罢,我就回宿舍收拾东西去了,    
    楼下布置舞会的人们再也没有找我,我想他们一定得知关于我的处理了,过了一会儿,我走出房间,整个机关,再也没有人和我说话了。为了点什么事情,我从一个人的房门外走过,就听见狠狠的关门声,明明是怕我去找他说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找谁去呢?看得出来,人们已经害怕和我说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机械局人事处,人事处的人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告诉我说,你到机床厂去吧,他又告诉我机床厂在什么地方,拿着介绍信,坐上电车,我就到机床厂去了。    
    1956年的12月31日我到机床厂报到,机床厂人事科早就知道我到这里来,看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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