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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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大多数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往往每人每月只供应少的可怜的半斤猪肉，那时如果认识一个卖猪肉的刀儿匠可以说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没有本事的象征。那时流传一句顺口溜“方向盘、听诊器不如杀猪匠有福气”，由此可见杀猪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许多人以能认识一两个驾驶员、医生或者杀猪匠为荣，这几类职业的人都可以给物资匮乏的生活带来许多的实惠。而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以能够进总有办法得到一些生活中缺少的油水的肉联厂为荣，要想在那时的肉联厂当哪怕是一名普通的工人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没有一定的背景和关系或者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你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关玉贵就是在1986年他20岁时进的市肉联厂。关玉贵的父母亲都是这个厂的老工人，他父母生了他们5个兄弟姐妹，关玉贵是老四，他的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他的三个哥哥姐姐正好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部都到西昌等地插队，在1978年后才又回到了城里，不过都没有回到他们父母工作的肉联厂，而是到了其他的单位。1986年关玉贵高中毕业后没有考起大学，就顶替他的母亲到市肉联厂上了班。不过，那时的肉联厂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过了他最辉煌的时代。而关玉贵也并不像他的父母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一是因为他多少读了一点书，于是也就有了读书人好像天生就有的看不起杀猪匠甚至体力劳动者的心气，再加上那时市面上的肉类供应已经渐渐放开了，吃肉已经不再紧张，肉类加工也已经不再是国有肉类加工企业的专利，个体的肉类加工如雨后春笋，大有把国有肉类加工企业取而代之的架势，肉联厂的日子已经开始慢慢地不好过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在肉联厂工作就不再是什么荣耀的事了，肉联厂的工人们再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到外面去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第二肉联厂”的了。

　　　　先是工厂在1990代初花巨资从欧洲引进了一套据说是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香肠生产线，但机器运进厂一拆封才知道是人家用过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的旧家伙，不但如此，在安装时还发现不是少这样零件就是缺那样零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生产线开动了起来。这条生产线在省市领导剪彩后没有生产上两个月就彻底趴窝了，花了大量外汇买来的生产线就这样报废了，工厂也因此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弄得工厂是个个月都要求爹爹告奶奶地向银行贷款来发工资。后来，又兴起了什么承包，一夜间，工厂的门市部都承包给了私人，当然这些人都是一些与领导关系好的“能人”，他们或者是领导的亲戚，或者干脆就是原来车间的头头。像关玉贵这样的进厂不久的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就只好每天在停产的厂子里闲逛、晒太阳、吹牛、下棋来打发时间。

　　　　关玉贵说是高中毕业，但实际上文化水平并没有文凭表示的那样高。关玉贵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和其后的恢复期间，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基础没有打好，在读高中时又兴起来分什么快慢班，关玉贵的学习成绩只能是勉勉强强分到了慢班。这种慢班是真的慢，你想想，关玉贵读的学校本来就是一所非重点中学，而他又在这所中学里读了一个“慢班”，老师对这种班的学生基本上就是放任不管，上课时随便学生们在课堂上干什么，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就行，所以又称之为“放羊班”。老师对毕业考试时学生们作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到最后基本上都能毕业，学生和老师也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所以说，关玉贵名为高中生，实则连初中生都当不到。

　　　　到工厂上班后，关玉贵分在三车间工作，三车间是把杀好的猪按部位分解。刚开始时关玉贵还有一点新鲜感，但是没两天就对流水线上那枯燥、乏味和繁重的工作感到厌烦了，每天手拿利刃分割着那好像永远也分割不完的白花花的带着猪屎臭的“工件”，别提有多烦心了。

　　　　这两年，活路倒是慢慢的少了许多，每天上班也不用那么忙了，有时候甚至半天、一天的坐在车间里打牌、下棋、吹牛，就是你一连几天不去上班也没有人会问。那段时间真是“幸福”的日子啊！不过，渐渐地工厂开始发不出工资来了，刚开始时拖几天还可以领到工资，到后来就一连几个月都领不到工资，而且工资也开始领不全了，说工厂是什么资不抵债，没有银行愿意再给贷款了。

　　　　这时的关玉贵已经是20好几的大小伙子了，他中等个，皮肤比较黑，也比较瘦，两只眼睛像金鱼的眼睛一样突出在眼眶外，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患有甲亢病？工厂里的人送了他一个“金鱼”的外号。他的话不多，但是有时候突然讲上一段笑话却会让人大笑不已。有一次，车间里的工人们没有活干，百无聊赖的在围坐在一起讲笑话。那时工厂里的农民工还比较少，工人们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城市人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来看待农村人的，讲笑话的取笑对象也往往是农民。那天关玉贵就讲了这样一个笑话：“解放初，有一个大官儿把他的父亲从山区的老家接到城里来了，他想自己的父亲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自己当官儿了，也应该让他老人家好好享一享福。大官儿给他的父亲专门安排了一个警卫员伺候饮食起居。早上，警卫员把洗脸水、毛巾和香皂给老头子端到房间里去，等一会儿又进来把洗脸水端出去倒掉，但是，一盆洗脸水倒是洗黑了，香皂却没有了。警卫员想，这个老头子还爱干净呢，那么大一块香皂都用完了，接连三天都是如此。不过从这以后老头子每顿是吃得越来越少，后来只吃一小碗就不吃了，但去厕所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大官儿想，城里的伙食看样子是比乡下的油水多，老头儿比刚来的那两天吃得少得多，只怕是饿坑已经给填起来了。第四天，老头子收拾起包包对大官儿说他要走，大官儿说什么也不让老头子走，大官儿说：‘爹啊，现在儿子在城里头当官儿了，你也再不用在乡下吃苦了，你就多住几天嘛，就是天天这个样子我也是负担得起的呀，你为什么要走呢？’老头子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你们这儿啥子都好，就是早上那块糕糕不好吃哦。’原来是老头子把早上警卫员给端去的香皂当成什么糕吃了，怪不得天天都不想吃饭，跑厕所拉肚子。众人听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那段时间，关玉贵他们就是这样悠闲地打发着时间。
9。…第八章
　　　　下午一上班三车间就依照厂部的指示开了个车间大会。大会是在车间主任史正官的主持下召开的，史正官是一个仪表堂堂，高高大大的40来岁的男人，不过他的鼻头比较红，特别是喝了酒以后就更红，不但红，还有些肿胀，就好像发起来的上了点红色的面团，上面的毛孔也就会涨大了许多，像面团上的小孔。平时，车间里的人们当面都是叫史正官为史主任，而背后都叫他的外号“大使馆”。据说，这个外号还是当时一个在车间里实习的大学生吕眼镜取的，有一天中午刚上班，吕眼镜摇头晃脑地对大家说：“我给史主任取了一个外号，你们看叫‘大使馆’要不要得？他的外号除了他的姓与大使馆中的“使”同音以外，还因为史正官是厂里第一条自制的香肠生产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而香肠又是用猪大肠加工的，大肠又是大便，也就是‘屎’所在之地，故叫‘大屎管’。”吕眼镜一脸正经地解释道。他的话刚一说完，全车间的人就是一阵哄堂大笑，齐声叫好。从此以后，大家就把史正官叫“大使馆”了。

　　　　“大家不要说话了，不要说了。哎，哎，哎。后边的往前边来一点嘛，咋个一开会都往后边梭哦。今天的事情重要哈，不要二天又张起嘴巴说黄话，流鼻涕摸眼泪的在那儿说不晓得哦！”

　　　　几乎每次车间开会都是这样，大家是坐的东一堆西一堆的，都不愿意坐到前边来，会场的前边是一片空白。“大使馆”没有办法，只好对着正前面的一片空白，眼睛看着远处和四周说开了：“今天的会很重要，传达厂党委扩大会的精神。这个会跟大家的切身利益都是相关的。”说到这儿，“大使馆”喝了一口水，咳了两声又说：“现在全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前几年的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大家都看到的，现在市场上时啥子都有，只要你包包头有票子就啥子都买得到。”

　　　　说到这儿，不知是谁在下边插话说：“老子就是缺票子！啥子都想买，就是啥子都买不起。是不是厂头准备给大家发票子嘛？”说完就听见大家的一片笑声。

　　　　“今天给大家传达的就是厂里的新政策，就是要大家的包包里头的票子鼓起来，就是要大家啥子都买得起。”

　　　　“有那么好的事嗦？你们当官的不要在那儿哄我们哈，有啥子好事也是你们这些当官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还会有我们这些工人的嗦？。”下边的人又是一阵鼓噪。

　　　　“大使馆”没有管下边的一些工人在那里吊二话，提高了声音继续说：“现在党中央号召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们没有看到啊，电视上广播上天天都在说，现在是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厂党委这一次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开会决定，1、欢迎有本事的人、能人来承包我们厂的几个实体，具体的条件请大家散会后到厂部的布告栏那儿去看。总的精神是只要交够承包费，剩到的全部都是个人的。厂里还要给予进一步的优惠政策；2、可以实行留职停薪政策，鼓励大家下海去经商、办实体，凡属于本厂的正式职工都可以执行这项政策。”说到这儿，“大使馆”翻开文件念了起来。最后，“大使馆”鼓励大家说：“大家都看到的嘛，现在连政府大院里都摆起了摊摊，干部们都开始做起了生意，你们没有看到嗦，政府大院里头都是一天到晚在做买卖，热闹得很哦。政策规定做生意还免三年的税，现在的政策就是‘全民经商’。大家注意了哈，过了这个村就没得这个店啰，如果想发财的话，就赶紧哈。”几句话就说得车间里的人一下子就热火朝天地讨论开了。

　　　　眼看自己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可是却一没有房，二没有钱，每月百把块钱的死工资还经常不能按月领，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自己？这两年谈了好几个朋友，最后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没有谈成。自己以前的好几个同学毕业后没有关系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当时他们还非常羡慕自己顶替母亲进了市第二肉联厂，当了那时还吃香的肉联厂工人。而那些没有办法，没有关系的同学们只好去做小买卖，到沿海去倒腾走私什么液晶手表啦，什么电子计算器啦，什么时髦的“蛤蟆镜”啦，后来他们又开始倒腾走私的臭烘烘的外国旧衣服。有几个人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现在那几个狗日的都买起小汽车来坐了。前几天就碰到一个原来同班的大家都瞧不起的人见人欺的小狗娃，这个家伙真是发大了，龟儿子脖子上的金项链恐怕比狗链链还要粗。关玉贵听完“大使馆”的动员报告，心里不禁躁动起来，他想：“这还真可能是一个机会，他妈的老子就不相信会我会一辈子都在这儿砍猪肉，挣他妈的饿不死吃不饱的一点稀饭钱！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从此翻身了。我就不信我连那个狗屎做的钢鞭——文（闻）也文不得，武（舞）也武不得的小狗娃都比不上。俗话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干！”

　　　　就这样，关玉贵回家去给家人一说，第二天就到厂部办了留职停薪手续。
10。…第九章
　　　　故事讲到这里，就在关玉贵到厂部去办留职停薪手续准备下海的时候，我们故事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开始登场了。

　　　　接过自学考试成绩通知单，刘宏超的手激动的有些发抖。两年啦，整整两年啊，终于通过了全部课目的考试，自己终于拿到文凭了，自己也终于算是一个“大”学生了。

　　　　这两年，为了拿这样一张纸，为了拿能够证明自己的这张纸，吃过的苦头只有自己才知道。有许多人为了拿这张纸是脱产去学习，并且还有人辅导、指点，就是所谓的不脱产学习，也是堂而皇之的在上班时间看书、学习，这些人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因人设岗的工作，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是吃“安胎”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学习条件，多数人三、五年都还往往拿不到文凭。而刘宏超是在完全没有脱产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脱产学习，而且还一边学习一边为工厂解决了大量实际的生产技术问题，学习的环境是在生产车间那震耳欲聋的高分贝的机器轰鸣声中完成的，在付出掉了一半的头发后终于以最短的时间取得了文凭。个中的辛苦只有刘宏超自己最清楚。

　　　　人们常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是“砍竹子遇到节节”的一代人，共和国的什么困难关口都让他们遇上了。他们这一代人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粮食关（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营养不良，影响了发育；在应该上学读书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停课闹起了革命，中断了学业，然后在他们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又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在应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他们正一无所有地从农村返回城里，为能找到一个可以在城市里立足的工作、一个能够栖身的窝而到处奔波，到处去低声下气地求人；当文凭又再度吃香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除了绕了一大圈好不容易争回来了一个城市户口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工作、当然更没有票子，好多人甚至连小学文凭都拿不出来，枉自当了那么多年的“知识青年”！刘宏超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刘宏超是67级的初中生，他们的那几个年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刘宏超他们刚勉勉强强读完了初中的两年课程。1969年初就作为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