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迪姆虎--来自华盛顿的报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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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欧安娜。告诉她不要再回来，告诉她刺杀迪姆虎的真相，这样即使自已被杀死她也会明白是谁干的，也会揭露托尼的阴谋。
好一会，李·乔治的耳边才响起他所熟悉的声音，“喂，我是欧安娜。”
“欧安娜，我是乔治。听着……喂！喂喂！”话筒中的声音突然消失了，静静的没有一丝声响。李·乔治意识到电话线被扯断了，死神凶残的魔爪正向自己一步步逼进。奇怪，此刻他倒觉得坦然和冷静；不能坐在这里等死，要想办法逃出去。他想了想，在装着笔记本的大信封上匆匆写了几行字，随后轻轻拉开房门，见走廊中静悄悄空无一人，忙几个箭步冲到楼梯口一侧的拐角处，将身子紧贴在暗影中。不一刻，两个高大的绿色身影沿楼梯无声无息地走上来，径直来到503室门前停下，轻轻敲了敲门，见屋内没动静，俩人从大衣中掏出手枪，猛力撞开房门冲了出进去。
李·乔治瞅准这个机会跃出墙角，朝楼下奔去。很快，他便听见背后传来追赶的脚步声。
李·乔治几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跨下五层楼梯，瞬间冲到了一楼大厅。墙壁上挂着几排铁皮报信箱。上面分别写着各自主人的房间号。李·乔治掏出那只大信袋疾速而准确地塞进写有“503”字号的信箱。他知道欧安娜每次下班回来总要先打开信箱，取了当天的信件报纸才上楼。他已把要告诉她的话写在了信封表面，这样只要欧安娜一打开信箱就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就会知道该怎样去做。办完这件事，李·乔治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这时，两名绿色大汉已顺楼梯追了下来，他忙转身冲出楼门，直奔停车场上那辆深红色的小科罗纳，打开车门一头钻了进去。当他慌张地连连踩动油门时，忽觉一只大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肩头，接着背后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喂，慌什么？”
李·乔治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泥塑般呆住了。锃亮的反光镜中清晰地照出托尼狞笑的面孔，一根红色的电线像条滑腻的小蛇已灵巧地缠绕在他脖颈上，凉嗖嗖的刺心入骨，绝望中他喊道：“不，我什么也不知道。”
“很好，孩子。上帝会保佑你进入天堂的。”托尼笑眯眯地说着，将两只大手猛力向后勒紧。
李·乔治只觉眼前一片红光，竭尽全力大叫一声：“迪姆虎！”两条手臂便像砍断的树枝轻轻地跌落下来。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第八版右下角登了一则几十字的消息：“本报记者克拉克报道：今天凌晨2时在华盛顿郊外七号公路发生一起车祸。一辆小科罗纳轿车翻人数十米深的山沟燃烧爆炸。驾车的一名男子被烧死。据警方查证，死者叫李·乔治，现年二十五岁。”
第二章
1
1979年1月23日。上午8时30分。
北京。公安部。办公楼小会议室。
当身材矮小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枫夹着文件包大步跨进来时，铺着白布单的巨大长方形会议桌旁已坐满了人，只是在长桌首端还空着两把皮面高背靠椅，其中有一把就是他的固定坐位，另一把前几年总是空着，每次开会即使座椅再紧张，也没有哪个人的屁股敢去坐，这是部长的专座。
王枫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习惯地摘掉缀着国徽的军帽放在桌上，露出锃亮的秃顶和一圈稀疏的花发，随后才将郑重而温和的目光扫向众人。这是一次联席会议，坐在长桌两侧的与会者都是来自不同部门的负责人，有穿警服的，有穿军服的，还有穿便服的，虽然彼此不在一个单位，但都属一个系统，都干一样的工作，所以王枫对这些来人并不陌生。最后，他将目光停在了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刘建锋身上，劈头问道：“老罗呢？罗新华为什么没来？”
体魄魁梧的刘建锋挺了挺粗壮的腰板：“病了，在家休息。”
王枫又追问一句：“什么病？”
刘建锋摇摇头：“不清楚。”
王枫稍一沉吟，吩咐道：“你再去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
外事局长应诺一声，起身走进套间。
坐在一侧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宋培公不解地问：“这个罗新华是干什么的？”
没等王枫回答，正用手帕擦眼镜的外交部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谷近贤接话道：“他是王部长的得意门徒，文革前在三处当副处长，现在是外事局顾问。”
宋培公持起衣袖看看表，望着王枫似在询问又似在催促：“还等他吗？”
王枫歉意地笑笑：“不等不等，咱们开会。”对这位来自中南海的副局长他总是谦恭如宾。“我先给大家通个情况，”他拉开牛皮文件包的铜链，取出一只白色信封。“这是我们昨天又收到的一份从国外寄来的报警信。”
宋培公伸手取过已启封的信袋抖了抖，从里面掉出一只微型黑皮笔记本和一页淡蓝色的信纸，他展开信纸见上面写着几行潦草的英文字母，便笑了笑又推到副部长面前。
王枫却从皮包中又抽出一张纸，含笑递给他：“这是信件的翻译稿，你给大伙念念吧。”
宋培公清了一声喉咙，用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念道：“王先生，这份刺杀迪姆虎计划是托尼一手策划的，请你尽快转交贵国政府和有关领导人，不要相信美国人，不要到美国来，这里到处是魔鬼的陷阱。你忠诚的朋友，阿龙，1月15日。”
王枫解释道：“这个王先生是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王东升同志。”
宋培公抬起头问：“迪姆虎？什么叫迪姆虎计划？”
王枫正色道：“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是一个叫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组织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的代号，矛头是对着这次访问美国的我国高级代表团，也就是我们的1号首长。”众人当然明白他讲的1号是谁，心情不免都有一些紧张。
有人愤慨地问：“这个革命共产党是个什么玩意？怎么会干这种勾当？”
也有人不安地问：“他们有多少人？有何政治背景？这个暗杀计划美方知道吗？”
这时，刘建锋从套间返回来，走到王枫近前低声禀报：“罗新华说他心脏病复发，不能来。”
王枫无动于衷地“嗯”了一声，用手指敲了敲面前的信件：“老刘，你把美国革命共产党和‘刺杀迪姆虎计划’的有关情况再给各位介绍一下。”
“好吧。”刘建锋答应着，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翻开鲜红的保密本有条不紊地说：“美国革命共产党简称‘美共联盟’，也叫‘红党’，在去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虽然宣称拥有八万党员，其实真正成员不足二万，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和社会力量的党。这个党的创始人约翰·格雷特，原先是美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因拉山头，搞分裂被开除出党，于是纠集一伙追随者另起炉灶，在60年代中期组建了美国革命共产党，自任中央总书记。他基本上沿袭了美共的组织原则和手段，以中央委员会为全党的领导核心，以总书记为最高领袖，在不同地区建立支部，在产业工人、大学生和城市无业者中发展党员。1972年9月，格雷特在一次秘密集会中被人枪杀，该党的第二号人物格斯·霍尔继任总书记……”
宋培公不客气地打断外事局长的介绍：“好了，你就别老太婆解裹脚布一层层扒了，我只想知道什么是迪姆虎？什么是迪姆虎计划？”
刘建锋望望副部长。
王枫瞪了他一眼，“简单点，哪来这么多毛病！”
刘建锋忙将笔记本翻过两页，把“迪姆虎”一词的来历和“迪姆虎计划”的内容简要讲了一遍，随后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张半尺见方的黑白照片朝众人晃了晃，加重语气说：“这就是策划和指挥这次暗杀行动的罪魁祸首，杰拉尔德·托尼，他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保卫局局长，一个狂热的恐怖主义分子，此人1963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和小报记者，曾以采访名义多次到苏联和东欧活动，据说他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有联系，同一些恐怖组织的头目也关系密切，如日本的‘红星军’、意大利的‘红色旅’、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和美国的‘白豹党’、‘三K党’、‘斯大林运动’、‘人民圣殿教’等……”
王枫插话道：“他和‘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吉姆·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69年和70年俩人还一同来过中国，受到江青的接见和宴请。”
刘建锋表示赞同地点点头，接着说：“他们回去后也想在美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试了试，没搞成，于是吉姆·琼斯就跑到圭亚那丛林中成立了一个‘人民圣殿教’。托尼却拉起一伙人干起‘暴力革命’，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这个‘迪姆虎计划’是他一手制定还是幕后有人操纵？是他一人干还是同别的恐怖组织合谋？我们尚不清楚。但据最近得到的情报：‘人民圣殿’的吉姆·琼斯在集体自杀事件发生之前曾秘密访问过苏联，并向勃列日涅夫捐献了七百万美元，如果他也卷进这一阴谋中，那就会有很深的国际政治背景。”
众人听罢，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却又不知所措，都把严峻的目光投向副部长王枫，他是这次联席会议的主持者，也是此次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的安全小组主要负责人。
王枫两手捂着茶杯，故作轻松地笑道：“这是我收到的第四封报警信了，‘1号首长’还没启程，我们这里已警报频传，险情不断了。”
宋培公弹了弹烟灰，若有所思地问：“这封信件反映的情况都可靠吗？这个阿龙是干什么的？他怎么知道托尼的‘迪姆虎计划’？”
刘建锋补充道：“据王东升同志介绍，阿龙的真名叫李·乔治，是个美籍华人的后代，大学期间加入了美国革命共产党，毕业后就到该党设在华盛顿的一家俱乐部当招待。”
有人提议道：“是不是让王东升同志再找这个叫李·乔治的了解一下，如果确有其事，我们就可把这个情况通报美方。”
王枫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李·乔治已经死了，五天前华盛顿的警察在一辆烧毁的汽车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会议室里蓦然一片沉静。
王枫用手轻轻摩挲着面前的白色信封，沉重地说：“同志们，这份情报是爱国侨胞用鲜血换来的，它又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此次任务责任重大啊！”
宋培公把半截烟头在小瓷盘里捻灭，不失时机地接话道：“是的，‘1号首长’这次访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人民和革命阵营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当然，也有少数不理解，不赞成，而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不仅美国的一些反动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蠢蠢欲动，暗藏杀机。台湾当局、东南亚的个别政府和某个超级大国的特务机关也闻风而动，纷纷策划阴谋，有的派间谍潜入美国拉拢政客，收买暴徒，企图制造反华事件；有的干脆重金雇佣职业杀手，使用卑鄙的暗杀手段，‘迪姆虎计划’的背后很可能就隐藏着这样的魔爪。”
王枫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外交部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谷近贤：“老谷，台湾方面有什么新动向？”
谷近贤似乎早在等着副部长的提问，习惯地扶了扶眼镜，两眼盯着打开半天的笔记本，一字一板地说：“自从我们连续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在台湾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恐慌，股市下跌，物价暴涨。特别是我们宣布1号首长访问美国的消息后，台湾当局更是惊慌失措，一片混乱。为了稳定人心，17日上午，蒋经国又在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据中央社报道，参加会议的有行政院长孙运璇、总统府参军长冯启联、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杰，以及陆、海、空、联勤、警备各军总司令。会后，蒋经国破例发表了电视讲话，公开污蔑中美建交和‘1号首长’率团访美。最后又打着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招牌鼓吹了一通‘精诚团结，忠勇齐一，囗励奋发，自立自强’等陈词滥调。在他的蛊惑煽动下，当天夜里就有近万名不明身份的青年聚集到原美国驻台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他们扔鸡蛋、石块、玻璃瓶，高呼‘打倒卡特’、‘打倒共匪’、‘美国狗滚回去’，有些人还冲进台北闹市区的一个美军军营，焚烧了美国星条旗和几辆汽车。后在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台湾方面才派出军警在已关闭的美‘大使馆’门前安营扎寨，以示保护，但骚乱事件仍时有发生。各种报刊电台也连篇累胶地登载反美反共的文章，仅17、18日两天就有十几家的报纸发表社论。在这一片鼓噪声中，台湾的特务机关更是紧锣密鼓，活动频繁。据我们掌握的情况，1号首长访美公报发表的当天夜里，蒋经国就单独召见了刚刚返台的原驻美大使沈剑虹和中央常委、特务头子谷正纲、陶希圣。几天之内，台湾外交部中调局、陆军情报处、国防部欧美行动科就选派四十多名敌特人员以游客、商人、学者、留学生的身份潜入美国。其中有三个人最值得注意：一个叫陆以正，五十二岁，曾任台湾驻美的‘代理大使’和‘行政院外交部次长’，同美国两党首脑和各界高层人士关系颇多，这次的公开身份是‘蒋总统特别代表’和‘中华民国谈判代表’，他的目的是在美国国务院和参、众两院高级领导人中刺探情报，收买亲台势力；另一个叫艾伦·普里格，化名郑大伦，四十三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1963年加入台湾籍，现任中统局欧美局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台湾驻华盛顿的‘中国新闻处处长’和‘汉纳福特电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这家电视公司是台湾中统局出钱办的，它的任务是在美国制造反华舆论，包括印制散发宣传品，拍摄播发反动影视片，花钱拉拢名人、要人写文章，作演讲；还有一个人叫马·牛顿，混血儿，三十七岁，陆军情报处特别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