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迪姆虎--来自华盛顿的报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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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英语讲得真好。”
“你真称得上东方的美男子。”
“你的风度简直像古罗马的骑士。”
“呵！你已令我着迷了。”
“你能和我约会吗？”
“今天晚上我在山下的小河边等你。”
开始他感到惊愕，感到新奇，渐渐又感到兴奋，感到飘飘然。女记者那金色的卷发、碧蓝的眼睛、洁白的肌肤、娇媚的目光，无不令人陶醉。不苟言笑的元帅始终正襟危坐，极认真、极严肃地回答着女记者的每一项提问。他知道放牛娃出身的元帅不懂英语，也绝不会想到浪漫的女记者会向他的翻译射出丘比特之箭。
晚上，当弯弯的月牙挂上山顶的树梢时，他悄悄溜到了山脚下的小河畔，一眼就看见女记者穿一身洁白的百褶裙斜坐在河边的石板上，长长的卷发散蓬蓬地披落在肩头，他记不得当时自己喊了句什么，也记不得两个人怎么就拥抱到了一起，他只记得当女记者带着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扑进他怀中时，潜伏在苇丛中的两名元帅的警卫员也冲出扭住了他的双臂，他这才明白不懂英语的元帅并非不懂爱情的暗示，捕捉战机的眼睛当然也能察觉男女私情。庆幸的是，威严治军而名震中外的元帅并没将他送交军事法庭，也许是女记者的努力和贡献，也许是元帅念及他的爱国之情和特殊经历，最后只给了他个记过处分，但却强令他回国。作为一名军人被驱出战场，这无疑将是终身的耻辱。也该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志愿军总司令部受命组建联络部，其任务是教育俘虏、印撒传单、战场喊话、敌后侦察，据此联络部又分三个科：教育科、宣传科和侦察科。人选者须具备很多条件，首先要懂几句英语和朝语，仅这一条就把大门关得只剩一丝窄缝，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百万大军中寻找会讲英语的人凤毛麟角，侦察科长王枫不知从哪探听到罗新华的遭遇，也不知他采用了什么手法，竟然更改了彭总司令的命令，将已捆好背包准备登车回国的罗新华领到了侦察科，在他手下当起了一名侦察员，这对落魄中的罗新华来说，是幸事，却也是不幸的开始。
王枫职务不高，资历却颇深，长征路上就是彭大元帅麾下的一名侦察连长。他是河北吴桥人，从小就跟着家族的武术班于浪迹天涯，卖艺为生，尝遍人间凄苦，却也练就一身功夫。刀枪剑棍，拳打脚踢都称得上是把好手，平素赤手空拳撂倒四五个轻而易举。当兵第二天就被挑选到警卫连，挎盒子炮，骑大洋马，很是威风。可他不愿干，觉得整天跟在当官的屁股后头太憋气，没出息，行伍出身的彭大元帅很懂些惜才用人之道，大手一挥，把他挥到侦察连当了一名侦察兵。他一干就是七八年，从小侦察兵一直干到侦察科长，十八年中他紧随彭大元帅鞍前马后，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光各种各样的军功章就得了半挎包，彭大元帅对他自然也另眼相待，很是器重，这大概就是他能把罗新华争回来的基本保证。
对侦察科长的解救和赏识，罗新华很是感激，尽管他对搞侦察还不摸门道，但只要王枫一声令下，他总是奋勇当先，冲锋在前，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王枫对他这位美国大学生的中国志愿军也极是敬重和爱护，不管干什么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一同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一同潜伏到前沿抓俘虏，一同深入到敌后打袭击、搞情报、察地形。每次外出执行任务，王枫总爱扯着嗓子吼一声：“罗华子！怎么样？”罗新华也总是挺身道：“没问题！”
渐渐的罗新华变样了，黝黑的脸膛显得粗糙而有棱角，两只手掌被枪把刀柄磨出了硬茧，双臂和胸脯也隆起坚实的腱子肉，特别温柔和善的眼睛变得如扑食的鹰隼，闪射出凶狠机警的目光，身为教官的侦察科长已不能轻易将他打倒，有时却要败在他的拳脚之下，尤其是对现代化武器的使用，罗新华更胜一筹，长短枪，快慢射，指哪打哪，弹无虚发。每当罗新华有所长进，王枫总乐得伸着大拇指连声喊：“OK！OK！”这是他唯一的收获，就是跟罗新华学了几十个英语单词。那时年轻，好卖弄。有一回彭大元帅向王枫布置一项侦察任务，他听后立正、敬礼，没说“是”却喊了声“Yes！”彭大元帅一听乐了：“哟，你小子也会撇洋腔了，好，跟我到板门店吧。”第二天一纸命令，王枫被提升为联络部副部长，随彭大元帅坐到板门店的谈判桌旁去了，罗新华仍留在侦察科，这时他已称得上是名老练的侦察员了，不仅手脚利索，头脑灵活，而且档案袋里还装了两张立功证书，虽然都是三等功，却已很让人眼馋和敬佩了。
就在他感到“老练”的时候，偏偏出事了。
那天深夜，他单独化妆深入到敌后侦察敌情，清晨返回时，在一个哨卡被美军侦缉队识破，还没等他拔出手枪双臂就被紧紧捆绑起来，他至今仍不明白，当时自己在哪一点上暴露了身份，怎么就稀里糊涂成了俘虏呢？侦缉队用摩托车把他押到美军司令部，审讯他的是一个微微有些秃顶的上校，左手插在裤兜里，长长的眉毛下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闪着幽幽的蓝光。也许是软弱，也许是一种求生的欲望，他用流利的英语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本想用共同的语言和乡情获得对方的好感与同情，谁知瘦高的秃顶上校听罢免破口怒骂：“混蛋！你这只忘恩负义的中国猪！美国人收留了你，喂养了你，你他妈却帮共产党打我们！”他从裤兜里抽出袖筒高高扬起，失去手掌的左臂像根烧焦的木棍，“你看看吧，这就是你给美利坚的报答，混蛋！别讲废话，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说！说！”
他沉默着，任凭上校凶狠的右掌疾风暴雨般扇打着他的脸颊，他始终闭紧双眼和嘴巴，不再讲一句话，他明白如果把知道的说出来那将意味着什么。
上校打累了，命两个大猩猩似的黑人将他剥光衣服捆到木椅上，又把一根裸露着金色钢丝的电线缠绕在他身上。“怎么样？你说不说？”上校用一只完好的右手扳住审讯台上的电闸开关。
“不！看在上帝的份上，求求你！”他瞪大两只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并不是祈求饶恕，而是恳求使用别的刑罚，哪怕是拉出去枪毙。
“对不起，我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上帝。”上校微微一笑，长满黄毛的大手抓住黑色的电闸狠狠向下压去，他只觉得像有无数根烧红的铁丝穿透腹部，浑身剧烈地抽搐着，惨叫几声便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靠在一辆颠簸的美式吉普车上，两个大猩猩似的黑人士兵抱着卡宾枪坐在两侧，秃顶上校军服齐整地握着方向盘。他虽然只剩一只右手，动作却娴熟麻利，将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开得飞快，几次急转弯两个黑兵都被惊吓得乱喊乱叫，罗新华不知他们要将自己运到哪里，索性闭上双眼，默默忍受着钻心的剧痛。不一会，吉普车在一条荒野的山沟深处停下来，两个黑人士兵把罗新华拖出汽车，架出十多步远，扔在一簇矮树旁，秃顶上校慢慢踱过来，叉开细长的双腿站定，从皮套中抽出手枪，用残缺的左臂夹住枪身，推弹上膛，随后抬起枪口瞄向中国俘虏的前额。
罗新华两眼定定地望着黑幽幽的枪口，没有一丝惊恐和绝望，相反却显得异常镇定和坦然，就好像秃顶上校要用子弹击碎的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一根树桩或石块。事后多少年，他都在为自己这种视死如归的胆魄和意志感到奇怪，细细想来，并不是自己有多么伟大和坚强，而是被极大的恐惧和痛苦折磨得麻木了。当时他几乎在祈求着死亡的来临，因为只有死神才能使他解脱酷刑的折磨，但令他奇怪的是秃顶上校并没有扳动枪机，目光狠狠地凝视了一会儿，似乎在一瞬间改变了主意，将手枪又插回皮套，转身离去，走几步又站定，扭头冲他冷冷一笑，凶狠的语气中含着一股嘲讽和自信。“滚回去吧！滚回你的中国去吧！我要看看共产党怎样清洗你这个爱国分子！”说罢，跳上吉普车疾驰而去。
秃顶上校果然说对了。
两天后，罗新华由几名朝鲜游击队员护送到志愿军野战医院，未等康复出院，有关部门就派人来对他进行政治审查，他如实讲述了自己怎样侦察被俘、怎样经受酷刑、怎样险遭枪毙、又怎样意外获释的详细经过。尽管他一再表明自己在酷刑和死亡面前没有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做一个不该做的动作，尽管他身上一道道未结痴的伤痕和被强大电流烧焦变黑的生殖器可以作证，但审查人员仍不肯结束对他的审查。原因很简单：他坚强的表现和释放的结果、他个人的讲述和客观的事实自相矛盾，不能统一。“敌人为什么会释放你呢？”几乎每个审查人员每一次谈话都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啊，秃顶上校为什么会释放我呢？”这个问题他既想不明白，又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值得怀疑，值得怀疑就不能结案，于是，他被“护送”回国，一面继续接受治疗，一面继续接受审查。
三个月后，彭大元帅同一个叫马克·克拉克的美国将军签定了停战协议，朝鲜半岛的战火熄灭了，罗新华的伤也痊愈了。但美国的电刑已将他摧残成一个终身不能生育的废人，一个失去了男人能力的男人。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和耻辱他尚能忍受，而那种无休止的怀疑、审查却几乎将他的意志和信念彻底摧垮。他既不能去接受鲜花和赞美，也不能去参加集会和联欢，甚至不能得到一枚“保家卫国”的纪念章和一只写有“最可爱的人”大红字的搪瓷茶缸。不能随便写信、不能自由行动，因为他是一个在战场上被敌人俘虏又被敌人释放的军人，因为他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直到这时他似乎才明白秃顶上校释放自己的险恶用心，“那个家伙是想用党对自己的不信任折磨我，击垮我，不！我不相信共产党会这样没有气度，我也不相信自己会这样脆弱无能，狗娘养的，咱们就较量一番吧！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正是这种切齿的仇恨和强烈的复仇欲望，正是这种洞察了对手的阴谋和战胜对手的信心，使罗新华在厄运的重拳打击下挺住了，胜利了。又是三个月后，已升任军委联络部副部长的王枫亲自接走了他，并亲自给审查小组写了一份证明材料：罗新华同志在赴朝作战期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曾多次荣立战功，后在执行任务时虽不幸被俘，但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英勇不屈的气节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的行为感化了一位热爱和平、同情正义的美军下级军官，在此人的协助下他逃离虎口，历尽艰辛，重返部队，云云，云云。
正是靠着这份言词凿凿的证明，罗新华结束了半年之久被审查的苦涩日子，他重新穿上了军装，重新得到了荣誉，重新感受社会主义祖国的灿烂阳光。他在接到“解除审查’通知的当天晚上，就忍不住激动而自豪地用英语在日记中写道：“秃顶上校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吧！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永远不会抛弃我，你的阴谋破产了！”
罗新华恢复工作后就留在王枫管辖的联络部外事局当翻译。不久，罗瑞卿大将领导的公安部组建特警局，亲自点名调王枫任局长，王枫尚未到职也亲自点名将罗新华调到特警局。从此，罗新华又跟随王枫干起了颇具神秘色彩的特工，且一干就是十多年，从一名普通侦察员一直于到副处长。若不是王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也许他能干到副局长、副部长。保护伞倒了，罗新华自然地厄运临头，狂热的红卫兵从他的档案袋中翻找出一条条罪证：“美国来的间谍”、“战场上的叛徒”、“混入专政队伍的内奸”、“走资派的黑干将”……先是挂着木牌无休止的批斗，接着是关在小屋中无休止的审查，又接着是被下放到黄河滩上一个五·七干校无休止的劳动改造。再接着便是十年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邓小平复出、走资派平反……一切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了，王枫走出秦城监狱又回到公安部接着当副部长，罗新华也被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又回到王枫手下接着当副处长。十年动乱，十年屈辱，仿佛一场噩梦令人不堪回首，在这场梦魇中最使罗新华痛苦的并不是个人坎坷的遭遇，而是心灵深处时常翻涌的一种被人戏弄，被人嘲讽的感觉。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不管是被审查还是被改造，秃顶上校那阴森冷笑的目光和声音时常在他眼前闪动，在他耳畔回响：“滚吧！滚回你的中国去吧！我要看看共产党怎样清洗你这个爱国分子！”那目光，那声音，就像一根钢针刺得他下腹部阵阵剧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屈服了，动摇了，甚至怀疑起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在芝加哥当律师，如果留在得克萨斯州高原上的哈特城，命运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但给自己造成这种不幸的是谁呢？是祖国吗？是红卫兵吗？直观看是这样。实质上却是秃顶上校和他的国家，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如果自己没有被俘，命运也将会是另一番模样，正是那场该死的战争，正是那个该死的秃顶上校，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将忍受着一种无法解脱的耻辱。这种耻辱越深重，他心中的仇恨也就越强烈。1972年2月，随着尼克松的公开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两国紧张的敌对关系开始缓解，当罗新华在五·七干校喂猪的小草棚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着实吃了一惊，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上当了。中国人上了尼克松的当了，什么友谊，什么合作，全是骗人的鬼话。那家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