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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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和懊丧压下去。
他说完话，福尔摩斯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耸耸肩头，默然同意了。
弗洛伊德医生轻轻叹了口气，走到弓形窗前拉上窗帘，房间里顿时昏暗下来。然后他走到福尔摩斯身旁。
“现在，”弗洛伊德拉过一把椅子，“我要你挺直坐好，眼睛盯住这里。”
他从背心口袋抽出一截表链，慢慢地前后晃动起来。
六 炼狱与意志
当福尔摩斯在维也纳滞留时，我必须处理托比。
莫里亚蒂教授打心眼里不愿带着托比回伦敦，那天下午我牵着托比来到格拉本街旅馆，他向那只狗瞥了一眼，然后声明他的慷慨不是没有限度的。
“限度就在这里，”他说着，一边从眼镜片上面望着托比，托比用讨好和顺从的目光回望着他。“我是个很能忍耐的人——香草精把我的一双崭新的靴子完全毁了，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但现在我不想带那个畜生回伦敦，决不。”
我告诉他，可以把托比放在行李车上，我暗示地提了一下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于是莫里亚蒂不再多辩了。
对于他的抱怨我很是同情，但并不想听。我自己的烦恼已经叫人受不住了。
福尔摩斯奋力挣脱可卡因魔掌的壮烈之举是我所见过的最英勇的行为。第一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的催眠术成功了。他把福尔摩斯弄到二楼一个房间，放在一张精致的床上，随即拉住我的手臂急促地说：“快！我们必须彻底搜查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不需要问他找什么，我们俩便开始检查福尔摩斯的毡子旅行箱和所有的衣服口袋。找到装可卡因的瓶子不是难事，福尔摩斯到维也纳来，随身带了大量的可卡因。我一边把那些瓶子从旅行箱里往外掏，一边想：一路上怎么没听到瓶子碰撞的声响呢？噢，原来福尔摩斯用一块黑绒布把瓶子包起来了。那块绒布他本来是盖在提琴上的，现在却用来干这个，我心里不由得又是一阵痛苦。我把那些瓶子递给弗洛伊德医生。这时他已经巧妙地检查过睡在床上的福尔摩斯的衣袋，以及他的斗篷，找出两三个小瓶。
“我想，我们已经全部找到了，”他说。
“不一定，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病人。”他听了耸耸肩膀。我取下瓶塞，用手指尖蘸了点瓶中的液体，放到舌头上。
“水！”
“这可能吗？”弗洛伊德检查另外一个瓶子的液体，然后吃惊地望着我。在我们身后，福尔摩斯翻了一下身。“那么，他把它藏在哪儿了？”
我们拼命绞着脑汁。我们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放在贵重的东方地毯上。他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油彩和其他化装用品里也是同样。剩下的只有一些英国的银市和纸币，还有他常用的几支烟斗。黑色石南根烟斗、樱桃木烟斗、陶制烟斗，那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里面没有藏东西的地方。不过还有个大葫芦烟斗，是我没见过的。
“看看这个。”我把葫芦烟斗的嘴拔掉，一倒，倒出一个很小的瓶子。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弗洛伊德承认道，“但他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呢？已经没什么地方好藏了。”
我们面面相觑，在我俩之间放着那只空空的旅行箱。随后，两人几乎同时把手伸向旅行箱。不过弗洛伊德的脑子比我快些。他提起旅行箱，掂掂分量，摇了摇头。
“太重了点儿，”他一边小声说，一边把它递给我。我把手伸进去轻轻敲敲箱底，声音沉闷而空洞。“夹层！”我惊叫道，立即着手把夹层拆开。不一会儿，夹层板卸掉了；下面，在一团团揉皱的伦敦报纸之间，散放着货真价实的可卡因药瓶和一个黑色的小盒，盒子里放着一只注射器，用一块红绒布裹着。
我们默默地把这些秘藏的珍宝拿出来；和装水的瓶子放在一起，把夹层板重新装好，把其余的物品放回，然后一起下楼，弗洛伊德把我带进一间盥洗室，我们俩把所有找到的液体全部倒掉了。他把注射器放进衣袋，陪我走进厨房，女仆（名叫保拉）把托比交给我。这以后我便到旅馆去找莫里亚蒂了。
我把托比留给它的满腹牢骚的保护人之后，便顺着格拉本街向格林施泰德咖啡馆走去。我和弗洛伊德大夫约好，趁福尔摩斯睡觉的时候，在那儿碰头。
把格林施泰德称作咖啡馆是很不确切的，维也纳的咖啡馆倒是更象伦敦的俱乐部，人们到咖啡馆来交流思想、谈话、阅读，也可以一个人独自坐着。
弗洛伊德已经先到了，告诉我福尔摩斯仍在睡觉，我们必须在他醒来之前赶回伯格街19号。我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愿马上着手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解释说，他对可卡固的研究仅仅是附带搞一搞，与他现在的研究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他和另外两名医生之所以对这种药品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发现它具有神奇的麻醉功能，对于眼科手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弗洛伊德学的是神经病理学。
“你是神经科医生？”
他耸了耸肩。
我正想问问他神经官能病是什么意思以及福尔摩斯关于他的某些理论遭到医学界普遍反对的推断是否属实，但我还没开口，他却提议回到我们在家的病人那儿去。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和他一起走出熙熙攘攘的格拉本街，坐上一辆有轨马车。
我们在瓦林格街和伯格街交叉路口下车，徒步向东面的弗洛伊德家走去。
我们刚走到门口，就意识到楼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急忙往里跑，一旁站着女仆保拉和一位妇人——后来知道她就是弗洛伊德太太。弗洛伊德和我冲进房间，福尔摩斯正发疯般把毡子旅行箱拆开。他的头发蓬乱，衬衣假领拖在肩上，手臂因用力过猛而不住颤抖。
我们一跑进房间，他立刻转过身，睁大眼睛瞪着我们。
“在哪儿？”他尖声喊道。“你们把它藏到哪儿了？”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安静下来，然后他又一次沉到地狱之中，这一次更深、更可怕。
催眠术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有时需要事先给福尔摩斯注射镇静剂，但不到万不得已弗洛伊德不愿这样作。
“决不能让他依赖镇静剂，”当我们在他书房中一起匆匆进餐时他解释
当然，在福尔摩斯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时，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看护他，免得他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他越来越讨厌我们两人，还有保拉。他那些无休止的辱骂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没想到他骂起人来竟有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词句。到第三天，我终于忍受不住了。当他不顾我的拦阻企图跑出房间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打倒在地，不过用力猛了些。我下手太重，把他打昏过去。我吓坏了，一边喊人一边捶着胸口，责备自己缺乏自制力。
“别在意，大夫，”弗洛伊德拍拍我的肩膀，这时我们已经把福尔摩斯抬到床上。“他失去知觉是有好处的。你省去了我一个疗程的催眠术，而且你知道，催眠术越来越不灵了。”
那天夜里，福尔摩斯开始发高烧，说胡话。弗洛伊德和我守在床边，不时按住他乱舞的手臂，一边听他在昏迷中说什么牡蛎正在世界猖獗，以及诸如此类莫明其妙的话。弗洛伊德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福尔摩斯的高烧和昏迷状态持续了三天，这三天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因为他的拼死挣扎使我们在看护时要费出九牛二虎之力。第三天晚上，一连六个小时他不停地抽动四肢，疯狂地说着胡话，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患了脑膜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摇了摇头。
“症状很相似，但我认为不会是脑膜炎。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他与可卡因的最后决战。他的习惯正从体内消失。如果他能挺住，就能到达康复之路上的转折点。”
“挺住？”
“有的人在这一时刻死掉了，”他简单说道。
我坐在床边，无可奈何地望着在痛苦中挣扎呼喊的福尔摩斯。有时他表现出片刻的安宁，那只不过是为下一次的发作积蓄力量而已，半夜时分，弗洛伊德医生坚持要我去休息，他说我在那儿待着丝毫无助于我朋友度过他磨难中最后的关头。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四天，福尔摩斯醒来，显得很平静，体温也正常了。
我走进房间替换保拉，他用温和而倦怠的眼神望着我。
“华生？”他的声音极其微弱，我几乎不敢相信那是他的声音。“是你吗？”
我告诉他我是华生，拉了把椅子放在床头，检查一番，然后告诉他高烧已经退了。
“嗯？”他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你已经开始恢复了，我亲爱的朋友。”
“噢。”
他仍旧凝视着我，或者不如说向我坐的地方凝视，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想知道。
我给他检查脉搏时他没表示反对。他的脉搏非常微弱，但很稳定。他也没拒绝弗洛伊德太太给他端来的食物。他似乎很想吃，但吃得很慢、很少，而且需要不断提醒他食物放在面前。我觉得现在这种冷漠的精神状态比原来疯狂的胡言乱语更为可怕。
弗洛伊德巡视病房后回来，看到这情况也觉得不妙。
“怎么样？”我问。
“他显然已经戒掉毒瘾，”弗洛伊德用一种平静的、淡漠的声音说。“当然，他可能随时再染上毒瘾，这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能知道，”他继续淡漠地说，“当初他怎么会注射可卡因的，那就好了。”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这种习惯，”我照实回答。“他自己说是因为无事可作，心情烦闷。”
弗洛伊德向我转过脸来微笑着，他的笑容中包含着深不可测的智慧和同情心，和我初次见到他时一样。
弗洛伊德转过脸，把手指放在唇上。
“我懂，”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到病人身边。
“你感觉怎么样？”他微笑着和蔼地问。福尔摩斯抬起眼睛看看他，随后目光变得茫然了。
“不好。”
“你还记得莫里亚蒂教授吗？”
“我那个邪恶的天才？”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他怎么样？”
“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医生，很好，我满足你的要求，莫里亚蒂教授唯一的一次充当我心目中邪恶的天才是在他花了三个星期向我揭示四则运算奥秘的时候。”
“我对你讲的不感兴趣，”医生平静地说，“可在你的头脑中这应该是真实的。”
静默持续了片刻。
“我是这样想的。”福尔摩斯耳语般地说。
最后终止福尔摩斯冥想的却是福尔摩斯自己。他环视整个房间，认出了我，他的面容开始显出一丝生气。
“华生？走近些，老朋友。你是我的老朋友，不是吗？”
“你知道我是的。”
“啊，对。”那双灰色的眼睛望着我，往日锐利的目光现在却蒙上一层忧愁的色彩，“这几天的事我记不大清楚了，”他开口说。我作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那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别去想它了。”
“还记得冲你尖叫，用各种难听的词句骂你。”他微微一笑，我看出那是一种自责的、表示歉意的微笑。“我是否那样做过，华生？或者仅仅是我的想象？”
“你现在最好离开他，”弗洛伊德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他要睡觉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告诫过我，虽然福尔摩斯看来不再向往可卡因，但必须提防他再次接触这种药品。
我给妻子发了一回电报，把这边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她将把福尔摩斯好转的消息通知他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不过福尔摩斯恢复得极其缓慢，他对可卡因失去了兴趣，对其他一切也同样失去了兴趣。我们强迫他吃东西，哄他到霍夫堡官附近的公园散步。散步时他一本正经，把眼睛死死盯住脚前的地面，对此我不知应不应该感到高兴。这和我所熟悉的福尔摩斯完全一样：宁愿研究足迹也不观赏风景。然而，当我想把他引到这个题目上，他却倦怠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别再充当保护人的角色，然后一言不发。
他现在和大家一起迸餐了，无论我们怎样千方百计逗他说话，他仍旧默默地坐着，吃得也很少。很怪，唯一能使福尔摩斯开口的竟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有一次我发现福尔摩斯坐在床上，小安娜坐在床脚一边，两人正小声交谈着，他们谈什么我听不出来，但看上去两人都很快活，孩子提出一些问题，福尔摩斯尽力解答。一会儿，我听到他格格地笑起来。
以后几天里，福尔摩斯提出想待在书房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许他找到了法文译本），不陪我们去毛姆堡俱乐部打室内网球了。
弗洛伊德不再坚持。我们把福尔摩斯委托给女士们照料——弗洛伊德太太、保拉和小安娜——便出门了。
毛姆堡俱乐部位于霍夫堡宫南面，网球场整个罩在一个巨大的铁架子下面，颇象个暖房。阳光通过巨大的天窗照进场地，冷天场内生着火炉。场地铺着平整的地板，如果几场球同时打，地板便会发出隆隆的轰鸣。
弗洛伊德的网球服存放在更衣室，我们走进去，里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喝啤酒，他们把脚搭在长凳上，毛巾胡乱挂在脖子上。我们从旁边走过去。其中一个哈哈大笑，几乎被啤酒呛得喘不过气来。
“毛姆堡里的犹太人！哎呀，真没想到，自从我上回来过这儿之后，这地方已经完全败坏了。”
弗洛伊德止住脚步，把头转向那个年轻人。我一见那张脸，不由得大吃一惊。左颊上一道丑陋的青黑刀疤使那张本来很英俊的面孔显得十分阴险凶恶。真的，就因为这道伤疤，他的整个脸全变了，加上冷冰冰一眨不眨的眼睛，那副神态活像只猛禽。
“你是指我吗？”弗洛伊德从容地问，一面向他坐的地方走过去。
“对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