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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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咖啡馆
这个咖啡馆在上海人最喜欢的淮海中路上，四周有老牌的西点店，有最贵的百货店，楼里面有长长的电动扶梯，一路上去，还没有到地面的时候，先就看到了从外国来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店面里还有轻轻的音乐。还有许多门面看上去不错、价钱也公道、货色也算时髦的店铺，是上海精明的年轻女孩子最常去的地方。她们约一两个好友，一家家店铺看下来，和店员讲讲价钱，看中了的，也会大包小包地买回来，走累了，常常就看到了这家咖啡馆，从前是一家电影院，后来改装成一个娱乐总会，二楼就是一个咖啡馆，有电影院那么大的一家咖啡馆，还分了两层楼，四个座的小长桌子，看上去很小。一走进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走到一个开舞会的地方。
那是个上海市民的咖啡馆，是那种流传着“好男不上班，好女嫁老板”的上海人去会朋友、谈生意的地方。他们都有点改变自己原来生活的志向，也都切切实实地做出过努力，而且也有了最初的进步，要不然，他们也不能在下午一点以后，穿着上海滩上时髦的衣服，画好了眉毛，手里握着一个大哥大，皮鞋亮亮的来喝咖啡；也不能在走进门来的那一刻全身都是得意而精明的神气。
这咖啡馆的咖啡十五块一杯，还有果汁和东南亚进口来的水果茶，二十五块钱。可是要到一份炸鸡翅、炸薯条、时代炒饭连汤、三明治或者面条什么的，可以饱饱地吃一顿饭了。比起来，它们是贵了一点，可没有过分。
这地方轻轻地响着音乐，外国轻音乐，柔和的，有一点异乡情调，但不先锋。年轻的领台小姐恭谦而不俗，你不理她，她也对你一声声地问着好。桌子上的番茄沙司是进口的，小舞台上的白色钢琴能自动演奏轻音乐，看上去很有一点洋派。这里的客人是喜欢有一点洋派的东西，包括这里暖暖的咖啡香，都让人想到一点点的与本土中国的不同，但也没有洋派到温和的中国胃不能接受。这就是上海的气息，让上海弄堂里的人走遍中国都要怀念的气息。客人也都体体面面，有些闲钱又积极进取的样子，可又不高贵逼人。
大玻璃墙对着街口，靠窗的小桌子是客人最喜欢的位子。隔着不停地晃动的黄铜大钟摆，能看到淮海中路上衣着光鲜的人们，从对面的大百货店出来了，进去了。那黄铜大钟，据说是改建的时候专门从美国定做来的，有四层楼那么高，很是气派。外面的人也能站在对街，看到钟摆后面的人，隔着大玻璃也能看到他们在那里闲神定气地享受着他们的生活。
上海的市民常常有着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大街的生活，每个人都收拾得体体面面，纹丝不乱，丰衣足食的样子，看上去，生活得真是得意而幸福。商店也是这样，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闪烁，笑脸相迎，样样东西部亮闪闪的，接受别人目光的考验。而背着大街的弄堂后门，堆着没有拆包的货物，走过来上班的店员，窄小的过道上墙都是黑的，被人的衣服擦得发亮。小姐还没有梳妆好，吃到一半的菜馒头上留着擦上去的口红印子。而人呢，第二种生活是在弄堂里的，私人家里的，穿家常衣服，头上做了花花绿绿的发卷，利落地把家里的小块地毯挂到梧桐树上打灰，到底觉得吸尘器弄不清爽。男人们围着花围裙洗碗，他们有一点好，手不那么怕洗洁精的损伤，所以家里的碗总是他们洗的。
上海市民真正的生活，是在大玻璃墙和黄铜的美国钟摆后面的，不过，他们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是他们隐私的空间，也是他们的自尊。
常常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城市的咖啡馆，就像这个城市的起居室一样。
下午一点以后，时代咖啡馆的小姐们都知道要忙起来了，过夜生活，上午在家里睡觉的先生和小姐，上午处理了小公司的业务，下午开始和客户谈判的总经理们，上午逛了公司，现在准备歇脚的漂亮年轻的女人们，陆陆续续就要来了。
小姐们是来吃饭聊天的，一张张脸都漂亮，出手也大方，许多人都能抽烟，样子也好看，不像风尘女那么妖娆，也不像知识女人那么自命不凡，她们不过分，也不土气，那才是弄堂里有父母教训的女孩子，住在亭子间里干干净净的小木床上的女孩子的作派，这样的小姐正在稳扎稳打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绝对要比自己家的那条弄堂高级的新生活。
要是那样的年轻女孩子正坐在你的对面，你有机会看到她们柔和的脸上，有一种精明和坚忍的神情，像最新鲜的牛皮糖那样，几乎百折不挠。
先生们常常是在这里谈生意，瘦瘦的人，注意着自己的仪表，把大哥大放在离自己手边近的桌子上，有时候它也是一种身价，上海弄堂里的人都懂得，家里有十万，才可以动用五万来冒险。银行里绝对要存好一家人防身的钱。他们把名片拿出来，大都是什么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只是那是间小公司，办公室是在居民区的几号几室里，电话和传真接在一根电话线上面。他们懂得找一家看得上的咖啡馆和人谈生意远远比自己租一间面子上过得去的办公室合算得多。在咖啡馆里，你占一张桌子一下午，不过是几杯咖啡的钱。这也是弄堂里男孩子制约而有野心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心计，也是稳扎稳打的。
下午正对着淮海路的那一层，小姐会把谈生意的先生们有意识地领到那里去，那里烟雾弥漫，大哥大的电话铃声和考机的叫声此起彼伏，有人大声地说服别人做成那桩拆资的买卖，有人在为别人的一辆摩托车估价，还有人在问移民加拿大的价钱，好像都是不小的生意，他们的脸也是不动声色地激动着。
也有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在一起会朋友的人，男男女女一起来的，看起来是老相识的了。头发都是从美发厅里整理过的，穿得也正式，让人想起从前五月一日放假的时候，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回娘家的一家人，簇簇新的人，第一粒钮扣也小心地扣好了，自己可真的不想给自己抹黑。他们常常开始点自己吃的东西时就打趣侍应生了，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那么隆重。那时候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都也不过分，大家彼此配合，谁也不拆谁的台，礼尚往来。
他们一面吃，一面说着自己的生活，在哪里买了三室两厅的房子，孩子送到了哪个私立学校里读书，不是住宿制的，那种贵族学校实际上是宰真正的暴发户的，只有那种从贫民窟里出来的人，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自己在什么地方做生意，前不久到澳门去赌了一次，输得不多，三万人民币……
他们常常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熟朋友，那时他们彼此大声招呼着，有时也拼台子坐坐，人多了，女人们就一堆说什么地方的衣服好看，到什么地方去做脸，小姐整整为你按摩四十分钟，不像有的地方看上去花架子不错，可不合算。
时代咖啡馆的下午，常常有一个胖胖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笑容可掬的，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他拿来的几只印着大百货店名的塑料袋袋，里面放着意大利的皮具，瑞士的新款表，法国的香水，他把每一样东西拿出一样来，给他眼熟的客人们送去，每一样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便宜，因为那是假货，当然做得好，像真的一样，只是不经久，用上一、两季，一定败坏。
他是受这里客人欢迎的人，许多人和他相熟，就像弄堂里从前补碗的那个人，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可矜持的，只是推心置腹。他的笑眼里，除了生意人的和气以外，还有卖假货的人对买主藏而不露的审度。谁也不用在他面前摆谱，大家都是假货朋友，靠它撑门面、讨生活的人。
他只要一来，时代咖啡馆里马上就有一种回到弄堂的轻松和实际，虚荣和精明，进取和稳健。他把这里看上去形形色色的人都串起来了，就像在淮海路的一条大弄堂里，星期天时候的情形一样。说起来，时代咖啡馆是一个淮海中路上的弄堂的起居室。
1931'S咖啡馆
进去，最先听到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扑地响。那是周璇的细嗓子，像一根细而坚韧的尼龙线，勒到你双手出血也不会被拉断的，柔弱而顽强地把六十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
然后才看到瘦瘦的一个小姐，穿着齐膝的蓝色改良旗袍，披着一件短而窄的家织开丝米毛衣，清洁爽爽地迎上来。她有老式的短发，张爱玲时代的那种市井的细长眼睛，浙江人的那种大鼻子，还有苍白的面色。她从房间暗处走出来，那种幽暗，因为梧桐树的大叶子遮了光，因为上海多云的天气，因为老房子那不见阳光的朝向。里面的木头柜台上，开着一盏小小的台灯。
要是午后去，没有什么人，她总把你引到最亮的那张桌子上去。靠街面的那堵墙，用了一块大玻璃，是全屋子最亮的地方，放着小圆桌子，铺着洋布。坐在桌前，可以看到门前的大棵梧桐树，还有窄的人行道。
要是你没什么主意，她常常会推荐你喝老上海盐汽水。要是三点钟了，她就说，还有一种荠菜肉丝炒年糕也是好吃的，或者吃五香茶叶蛋加豆腐干。这里也有咖啡和蛋糕，一九三一年热朱古力，还有简单的日本菜。等你点好了东西，她就把账单送到里面柜台上，然后，大多数客人才发现柜台里还有一个男子，很矮小但相貌堂堂，中分的短发让发蜡打得一丝不苟，广东血统的大额头上很白净，而脸上没一根胡子。他戴着金丝边的圆眼镜，黑色的西服，黑色的领结。他将账单送进后门去，里面是窄而暗长的走道。那是殖民地时代的西式老公寓房子，那里有宽大的厨房和厕所，墙上有小小的白色马赛克，多少年过去，它们都发了黄。
咖啡馆的下午很安静，墙上挂着的东西都印在斑驳的光线里：
一幅笔法老旧的画，里面几个细眉红唇的女子在玩麻将，烫着齐肩的长发，穿着缎子的旗袍，脸上的笑容富足而时髦，还有些大圆脸带来的喜气洋洋的通俗，落款是吴光王，听说他是上海最早的广告人，现在垂垂老矣。
一张拜耳大药厂的阿司匹灵药饼广告。
一张旧结婚纸，那是中国画轴的规模，上面有娟秀不已的小楷，从浙江来的人和从广东来的人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结婚。
一张旧旧的结婚照，女子穿着改良旗袍默默地坐着，双膝紧拢，男子戴着金边的圆眼镜，穿着黑色的西服在后面默默地立着，带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斯文与木讷。
透明的玻璃门外无声地走过穿着阿迪达斯97型篮球鞋的青年和复古六十年代打扮、涂了银色唇膏的女子，以及一辆被困在街头的酒红色的桑塔纳2000车，可里面却是时光倒转的六十年。
双妹墨生发油的玻璃瓶，美国的老无线电，木讷的壁挂式老电话，那是上海的一九三一年留下来的碎片。那时，上海已经有了近百年的租界发展史，小河汊子变成了大马路，摇橹而来的宁波少年成了大亨，欧洲人在外滩挂出了一条横幅：“世界上有谁不知道上海？”那中国人的产业、商业、工业全面发展起来，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超过了外国人的百货店，四处灯红酒绿，欣欣向荣，大兴土木，上海在那个年代成为世界级的都市。而还要等几年，才会有日本人的炸弹炸断上海的繁荣路，那以后，上海才会像瘫痪在床的病人那样长满一身沉重的死肉，只有看上去白胖红润。
一九三一年的上海，是一个血色鲜活的少年，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更接近梦想，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如今在沧海桑田之后，再看到的一个从前装生发油的玻璃瓶子，瓶底没倒干净的剩油成了一团污垢，下一代人，从六十年以后薄薄的午后阳光里，想象着那玻璃瓶子里曾经装过的生发水，它如何被轻轻倒在一张用了美国寇丹的手里，抹在电烫过、发梢有些发焦了的黑发上，它们虽然油腻，但可使得头发乌黑锃亮，油光可鉴，那是六十年以前古典的审美情趣。
1931’S咖啡馆的午后，很鼓励也很合适这样的怀想，并引导着你的遗憾，遗憾你没有早生六十年。
这时小姐用乌木托盘托来一只绿色的大玻璃杯，里面是老上海盐汽水。
定睛看去，才发现原来她就是照片上的女子。继而发现，柜台里的那个男子也就是相片上的那个男子。女子答话的时候露出了晦暗的牙齿，那是上海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常常有的四环素牙，被化学污染了的牙。有时它是一种年轻的标志。那斯文与木呐，旧式的装束，和旧旧的黑白相片里的沉郁契阔，原来全是做出来的。再细看，那一对孩子的老照片，也可以说是天衣无缝，那种辽远的茫然和体面，要不是实在从心里券恋那个年代，也做不到这样。一九九五年张艺谋和陈凯歌在上海拍摄两部描写旧上海故事的电影，也没能洋溢这种东西。
这里的老板是一个旧货商人，专收旧上海的旧货，这里的掌店就是这一对年轻的男女。这里到了晚上要预先定位，许多从公司里下了班的年轻职员爱来这里消磨晚上，许多青年人来过以后，纷纷写文章介绍这里，他们迷沉在时光倒流的恍惚里。台湾的电视台，香港的电视台，新加坡的电视台，都来这里拍过专题，他们看到了上海的鸳梦重温。而真正经历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老人，住在老公寓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牙医生，下午三点在瘸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上慢慢喝一杯奶茶、吃用茶泡软了的沙利文小圆饼干的老人，却笑了一下说“七十年代的人，用什么来怀三十年代的旧呢？他们又知道什么？”八十岁了的永安公司郭家小姐，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在三十年代开着自己的美国汽车的上海名媛，在她桌布老化发硬了的小圆桌前，摇着一头如雪的白发，说：“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不会再来了。”
对一九三一年的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