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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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先弹给你们听，让你们熟悉一下。”
他坐到琴前面，沉默了一会，好像舒开一口气，然后弹了起来。开始他一再弹错，后来，渐渐弹得流畅了，浸润到他自己的琴声里去，陶醉在他手指的移动跳跃中，我们从自学变成了听众。想起来，我听的第一个音乐会，就是在少年宫四楼的平台上呢。老师成了合唱队女孩子的崇拜对象，老师不在的时候，女孩子们总在谈安德烈如何如何。指挥常是最准确的消息来源，他说安德烈和他的领导搞不好关系，宫主任现在也开始提防他了，说他会给少年宫惹麻烦，宫主任从前是合唱队的指导，她最喜欢少年宫，所以最不希望战战兢兢开出来的少年宫会被关门。所以宫主任后悔把老指导放跑。宫主任还知道我们在背地里叫老师“安德烈”，她说那不健康。所以她把老师找去谈话。
那天宫主任陪一个外国人一块上来。指导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让我们唱才练习过几遍的新歌：“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结果唱得七零八落，低声部的声音全部被高声部拉过来，气得低声部的同学纷纷笑出来。
那天以后，宫主任就把指导辞退了，退回到指导原来的街道去。指导在最后一天，我们合唱队的活动结束之后，和我们一块走了下去。他骑上他的老自行车，摇摇晃晃，像只快要落地的风筝一样，渐渐消失在春天绿色的街心，他用脚跟踩着自行车，露出深蓝色的袜子，那是七十年代不甘寂寞的上海青年的一种流行。
我一直认为老师从此就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呢。
老师在唱片里又翻了翻，抽出一张来，放在唱机上，然后深深地望着我，过了一小会，传出了熟悉的乐声，门得尔松，《乘着那歌声的翅膀》，那曾经是在指导离开我们之前，我们合唱队练习得最多的“练习曲”，我们的高音部和低音部配合得最好的一支歌。
我问：“你在哪里找到这古董？”
老师说：“另一个笨蛋来寄售的。”
老师就是为了这支门得尔松，被宫主任退回去的，是不是现在又为了这支在密纹唱片上的门得尔松，到华亭路拐角的旧货店里来做一个卖寄售唱片的人了呢？
老师说：“说说你自己的事，来这里采访什么？”
我说：“来采访旧貌变新颜的一条马路。重新修整了一些旧房子，还造了一间表面上可以乱真的石块房子，好像现在上海人到处都在复旧。”
老师说：“是真的吗？又复的什么旧。”
我说：“开始我在外面看着那些房子有点震动，结果采访下来更加震动，拐角那栋黄色的大房子，要用做高级病房，是医院创收的一个举措。”
“举措？”老师问。
“就是措施，”我为他翻译新闻用语中新的时髦，据说是从港台媒体里学习来的，“这边路上的新房子，仿旧的，你知道做什么用的？餐饮业，叫什么？财星酒楼，大俗啊。”
“那你打算写什么？”老师问。
“没打算。有时候记者有点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看和听，听那时代的车轮在你身边真切地轰轰滚过。哈，”我笑了一下，“是不是听上去很有点书面语言的肉麻？写文章久了，就容易犯这种毛病。”我说。
我们都静了下来的时候，老式的唱机里还在唱着十九世纪的歌：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
旧货店外面的阳光有了一点变化，变得有点发红，是黄昏来了。
跋
这本书写得比较辛苦，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到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后结束，总也有四年之久，为了这本书的写作，看了多少书，请教了多少人，采访了多少人，找了多少次旧照片，拍了多少次新照片，已不太能够一一回想起来。
但这本书写得非常愉快，比以前写小说的日子还要愉快，因为有一种发现、学习、吸取的惊喜。记得有一次到街上去照相，拿着的相机是每年出门旅行时用的，那重量、那姿态都是一样，可看城市的眼光却变了，真是奇怪，那天我突然发现了从前没发现过的美，苍苍茫茫的美。这种发现的惊喜是为了这本书的写作而带来的，为此我喜欢写这本书的过程。
从前在开始写作时，就盼着写最后一个句号的那天，那个时刻，听着老机器在copy那刹车似的声音，心花怒放。可当为这本书写最后一个句号时，内心很是不舍，因为我要告别这种充满学习与探索乐趣的写作方式了。有一点失落。离开了这本书的写作的那个早晨，我走来走去，有点不知道干什么好，是有点寂寞了。
写这本书，对我，像进了一所学校，学的是上海这个城市。许多人帮助过我，帮助我联系，约会，接受访问，提供照片，帮我按照文章去配照片，光是为我提供过照片的，就有姜敏、莫束钧、尔冬强、陆元敏、张伟、汤伟康。我曾经那么想做一本有照片的好看的书，可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怎么做得到！要谢谢他们。
要谢的人真的很多，真的。记得在采访中我买过三束玫瑰，呈给我的被采访者，非常漂亮的玫瑰花束，第一束送给王元化和张可老师，感谢他们让我看到了纯净坚强的人生；第二束玫瑰花送给了郭婉莹女士，感谢她让我看到了坦然的人生；第三束玫瑰花送给了草婴老师，感谢他让我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知耻的精神。人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希望花的余香留在我日后的写作生活里。
陈丹燕
199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