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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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和平饭店被世界著名饭店组织接受为世界最著名饭店，中国只有这一间饭店得到这个称号。
好像什么东西都又回来了，饭店里的英式房间里生着壁炉，美式房间里有银烛台，西班牙式房间里放着老式的高柱子木床，侍者的黑发上擦着亮晶晶的发蜡，笑容矜持而殷勤。
一句“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去”，说出了上海年轻人的一个怀旧的晚上。坐在那里，他们想要是自己早生五十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是比坐在他们邻桌的欧洲老人更梦幻的心情吧，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深深的迷醉。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深深的自珍。到那里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来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
这也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潜在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大声他说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水边的老酒店，又是夜夜笙歌了，当然他的主人不在这里。
他死在上海，躺在上海虹桥的一小块荒凉的墓地里，那是一块外国人墓地，他的四周还有许多和他一个时代来的欧洲人，都死在上海。只是他的墓用一些绿色的冬青树围了起来，席地而来的绿色藤蔓没有爬满他的墓碑。他的墓碑是用最普通的石头做的，他的名字是用最简单的黑字刻的。
他还是著名的，所以他的名字没有被刻错一个字，不像别的欧洲人，常常被刻错了名字，也没有生卒年月。
外国人拥挤的墓地，只有石头的墓碑紧挨着，躺在异乡的草地上。那里也是静的，也有金色的上海阳光照耀着，有一点点像老酒店里被灯光照亮的甬道。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
中英合营的红宝石面包房一九八七年在上海开张时，本埠还没有几家小圆桌子上铺上红白格子桌布的面包房附带咖啡室，咖啡室大都开在几家老牌酒店里，为来上海旅游的外国人服务，要用外汇券付账。它是最早的几家可以让市民有钱就进来坐的咖啡室。那时，它街对面的静安宾馆的法式面包房外总是有人排队，等着买新出炉的长棍子面包，最疯狂的时候，有一些人家专门雇人去排队。人们买一大包长棍子回家，吃好几天，直到本来松软的面包全潮得像牛皮糖。
红宝石面包房的英方老板是上海人，姓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去英国多年以后，成了英资者板。他回到上海开面包房，联络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于是，那些当年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现在大多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老教师、老职员、老翻译、老会计师就把自己每星期三次的咖啡聚会从对面的静安宾馆迁过来。一个星期总有几天，早上到面包房去买早点的人，可以看到店堂靠里的那些圆桌子被团在一起，二十个左右的老人围在一起聊天，桌上有红茶或者咖啡，还有两片上司，烤得脆了边，黄油化在中间，像六一节在学校里演出的小孩子腮上的胭脂粉。
老人的咖啡聚会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开始在八仙桥一个街角的点心店里，喝的是上海咖啡厂出品的磨碎咖啡，放在洋铁罐子里，香得很烈，可一点也不甜蜜。那时这些解放前的大学生大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下放也总不能少了他们，许多人要在八仙桥中转交通，于是他们就在街角找了一个点心店聚聚。当时参加聚会，现在还健在的，是八十六岁的周先生。就是和所有的人一样穿着蓝布人民装，他们也还是要将人民装穿出一点笔挺的意思，不让人想到毛泽东，而让人想到孙中山，只是他们从来不像孙中山那样谈政治。他们从来不谈政治，也不谈是非，他们说到红房子吃饭最好点名要厨子小谢烧，那人年龄不大，可做法国菜还真的拿手。
后来，更多的人陆续退休，大家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西区，虽然经过几十年，家中父辈留下来的房产绝大多数已经不在手里，他们还都住在从前法租界拥挤破旧的洋房里，炼出了在堆满杂物的黑暗走廊里灵巧穿行的功夫。他们的咖啡聚会到了淮海路老大昌的楼上，四周围是棕色的火车座，当时年轻人谈恋爱最好的去处。他们坐在中间的桌子边。那时老大昌有奶茶卖，装在发黄的钢化玻璃杯里。那时已经陆续有了海外亲戚的消息，也已经小心翼翼地通信。参加聚会的人，家家有人在海外，常常说的，是他们的消息，好几家人都同住在纽约的法拉盛区，他们说那里很好，没有黑人，可是没有说，那是纽约人眼睛里的贫穷移民住的地方。
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经验。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大学运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地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才说：“这是命运，只能这么想。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想呢？在我住着三层楼的大洋房，国家要我交出去，私人不能有房子，我们就交。现在国家又要我买房子住，可我已经一无所有，我拿什么买房子？”再问下去，觉得是不是后悔四九年不走，老先生会说：“你能不能说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讨论话题，我教你英文，这样就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口圣约翰训练出来的英文，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也就是圣约翰的背景，使得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这句话。
他们将土司折起来，斯文地放到嘴里，被改造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能看出他们年轻时代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他们心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尊重。那白发如雪的老人是荣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温文尔雅地自谦说：“从前上海衡量学堂好不好的标准，一是英文好不好，二是抓得紧不紧。圣约翰是好学校，可我是里面的推板货色，我的英文勿灵光。”
我刚刚看过了一小段《上海滩野史》，里面说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发生外国人打死中国工人的事件，上海市民群起支持工人，遭租界巡捕镇压。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上海学生的罢课声援，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校规发生冲突，五百多名学生立誓永不再进教会学校，永远离开圣约翰校园，随即，十六名教授为支持学生也辞职随学生离开。随后，他们成立了光华大学，是光大中华的意思。
当时我将书读给我的父亲听，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当时有两类大学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当我和红宝石的老人坐在咖啡前时，我问到他们关于一九二五年的事。朱老先生是四○年圣约翰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他说他是在校园里听说这件事的，“都是四年级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说走，就这么走了。”他说，“可是有什么用呢，没有人相信圣约翰的人为爱国会做这种事。多少年，有谁真正提起了这件事。”
张老先生是一九二七年进光华大学念会计专业的。一进大学就知道是从圣约翰分裂出来的大学。在他上学时遇到太平洋战争，他一个只知道好好读书、对得起家里供自己读书的一年一千块袁大头的单纯学生，只要学生会一声令下，他也跟着去睡铁轨，也跟着去枫林桥市政府所在地请愿。光华大学继承了五卅的传统，常常组织学生游行，张先生总是跟着去，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应该为国家做学生该做的事。“当然人人都是爱国的。我们读了英文，也不是就不爱国，我们总也是中国人啊。”他说。
老先生们都说：“我们老了，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过去的事了，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不要再想起。现在我们就要安安定定，每星期可以到这里和老朋友碰碰头，吃吃咖啡，说说话，解解厌气，就可以了。”
要不是我问，他们不会说这些事，不管是那五百学生的事，还是“改造洋奴思想”的事。他们在一起，说梅龙镇的三鲜汤不错，说十元钱可以买到一只吃口好到底了的烤鸡，说下午的卫生麻将到谁家去叉，说二十号有老先生要做八十九岁生日，请大家吃中饭，大家都年事高了，晚上出来不那么方便。也说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日元的贬值，日本钢铁价钱会比中国低，这样宝钢会出现失业问题。当然也说戴安娜，红颜薄命的女子让巴黎从令以后添一个旅游点。现在一生都停止了，只是背景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一段日子。
到十点多钟，大家就陆续散了。有人搬得远了，在梅陇那里，每次也搭地铁过来，只是要早些回去。走的时候，总是互道珍重。现在，每年总有十来个老人，下一次没有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永远不来了。早餐聚会的老人们从不去参加大殓，但会订鲜花请人送去。然后，红宝石面包房的早餐桌子上再不会有人提起这个人，白发之聚，及时行乐是基本原则。
张爱玲的公寓
张爱玲的家，是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十字路口，那栋老公寓，被刷成了女人定妆粉的那种肉色，竖立在上海闹市中的不蓝的晴天下面。我远远地骑了一辆自行车，在一棵一棵又大又老、枝上在春夏时分生着绿色刺毛虫的法国梧桐下向它去的时候，想起来的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个黄铜的好莱坞粉盒，那是过期了几十年的好东西，有时候我打开来看看里面没有用完的粉，就是这种颜色的。那盒粉再也不能用了，可是也舍不得丢了它，那里的一面老镜子，水银定得那么好，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考究而微微发黄。
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着那里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热水龙头H字样，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那里龟裂着细小的裂纹。我打开水龙头，“嗡……赫赫赫”，一样的轰隆轰隆而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她在她的文章里写到的特别多心、特别复杂的热水管系统，隔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发出来的声音。那些被深藏在墙壁里面的老管子们，已经有五十年没有流出过一滴热水了，可一直到现在，还不时发出“嗡……赫赫赫”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楼房。
张爱玲说它是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
过了五十年以后，我听着，仿佛死尸还魂的诡奇而顽强，像是要喷薄而出。
从浴室到了张爱玲从前住过的客厅，当年胡兰成到这间客厅里来的时候，曾被它的一种华丽而不羁的气概而慑住，被他称为一种兵气。现在它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间小小的储藏间兼饭间，和一间一家三口的卧室。从前，张爱玲是在这里爱上了胡兰成。
外面就是他们的恋爱和结婚以后总盘桓的大阳台，他们在阳台上看过上海黄昏时的红尘霭霭，看到西边天上有一道云缭处，清森遥远。那时候，是日本人在上海的时候，胡兰成为日本人做事。那一个夏天的黄昏，他们说到了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像汉乐府里说的那样：“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
那时候，她走进房里去给他倒茶，倒了茶，拿出来。他上去接，她的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
现在，张爱玲有爱的笑在哪里了呢？人是早早就仳离，果然，大难来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命，胡兰成不要张爱玲了。多少年以后，有人在纽约看到张爱玲，是一个在街上沉默着走过少有笑容的老妇人。有谁知道，如今她在纽约的家，是否也有一个大楼高处的、似有兵气的客厅？
我站在阳台的一角，看着那长长的、还是老的铸铁扶栏，那是张爱玲从前说着什么的地方吗？
有一个老太太在阳台上陪着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