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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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宇初。我们初上学时候他任训育主任，名启舜，房山县人。他中等身材，偏于瘦弱。特点是面无血色，而且永远没有笑容，所以学生上尊号为陈朽木。举止慢条斯理，讲话细声细语。可是学生都怕他。原因之一，他是负责训育的，有训人之权；之二，你面对他，看他的面色，听他的语音，会不耐烦到难以忍受，恨不得立即逃之夭夭；之三，“陈朽木来了”的威力常在，因而见到就有些胆战心惊。怕，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是敬或不敬而远之。但这办法不能永远奏效，因为你总不能不上他的每周两（？）节的修身课。修身课是训育的道理化，要在课堂上实现之，执行者当然要是训育主任，即陈朽木。上这堂课，朽木的朽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表情，声音细小照旧，新加的还有内容的干燥，构成总气氛的死气沉沉。想不到这种气氛却有另一种大力，是催眠，几乎是开讲不到几分钟，我们的睡意就袭来，表现为上眼睑下垂，说不定头还会点下去。我们当然不敢这样放任，于是挣扎，装作还有精神听。其结果是很苦。现在回想，在师范学校上课六年，课门类不少，教师不少，上课感到度分秒如年的也许不只一门，但考第一的必是陈朽木的修身课。也是随着政局变化，陈先生离职了。意外的是，若干年之后，确切时间和地点不记得了，总是在北京的某次会上，我遇见他一次。与过去不同，他和气，面上还浮着不少笑容。还记得听谁说，他熟悉陈先生，性格并不古板，常是说说笑笑的。如果竟是这样，那早年的表现为朽木，就是挑帘出来，表演给台下人看了。人要吃饭，有时就不得不把后台的本相藏起来，此亦人生之一苦也，偶一念及，不禁为之黯然。
四、王玉川。政局变化后，他曾任教务主任，名书薪，饶阳县人。只记得中上等身材，偏于丰满，风度是敞快加一些洒脱。他几乎没有什么善政、恶政可述，是否还兼任什么课也不记得了。这里说他，是因为有一次，片时间他成为了众矢之的，表现的高风使我终生不忘。是政局变化带来不少新事物，其中之一推到台前的是（国民）党。且夫有台前必有台后，这台后是为公益，也许竟是为私意，张三拉李四，李四拉王五，到某墙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终于聚少成多，至于成群结队，手摇小旗，大喊拥护什么，打倒什么。且说这一次是为什么，如何联络，我都不知道，竟也尾随一群人，走往东南角四合院的南房（王玉川住在那里）窗外，齐声喊：“打倒王玉川！”其时是午饭之后，上课之前，喊声的间隙，听到屋里有答话，是“不用打，我早倒了”。这句答话泄了高呼口号的气，有的人有对证癖，挨近玻璃窗往里望，王先生果然躺在床上。已倒，用不着打了，来者只好如王子猷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是若干年之后，我攻乎异端，翻看禅宗语录，才恍然大悟，王先生这“早倒了”就是禅，可惜我尚无沙弥弟子之知，竟至交一臂而失之。
五、李星白。早期教我们国文，名锡庚，宝坻县人。身材高，不胖，却也不清秀。听说是个孝廉公，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刘校长慕名请来的吧？但时代已经不是《儒林外史》的，孝廉公就不得不维新。办法是上课，立而不坐，间以走动，大声念课文，讲课文，说古人韩柳好，今人鲁迅、周作人等更好。他讲课的特点是声音特大，所以也荣获个外号，李大吵。这声音高，证明他很尽责；至于我们的所得，总当有些吧，所以政局变化之后，他随着刘校长去职，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我们曾不以为然。
六、于赓虞。我在师范学校的后期他曾任国文教员，晏城县人。中等身材，面不白而清瘦。特点是披长发，总是沉思愁苦的样子。他像是任职不长，所以上课讲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荒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今昔一样，出奇就可以扬名，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看《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以上三种，我是否读过，不记得了；但有一种，名《骷髅上的蔷薇》，我必读过，因为直到现在，它还卧在我的书橱里，也许还是作者送的吧。诗句都是“我将诗与剑在萧萧之白杨下做枕，让我在梦中杀死你无情之魔与神”之类。这样的新诗，我莫测高深，却对我有大影响，是畏而远之；万一有什么情意想用韵语表达，就投靠唐宋，学“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之类。
七、孙子书。我接近毕业的时候教我们国文，名楷第，沧县人。身细高而瘦弱，到通县教书是兼课，记得是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曾留校任助教，不久就到大辞典编纂处，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他讲课声音不洪亮，可是清晰，有条理。不知道有何证据，我感到他有学有识，人也温厚可亲近。之后当然是交往渐多，关系就近起来。记得我有事到北京，不只一次到中南海去看他。他单身住在西四所院内的西厢，由室内古籍之多已经可以推想他将来要走什么路。其时他身体还可以，乐观，钻故纸之余也吟诗。对我，以相知款待，还记得曾同往西单西黔阳去吃饭。大概时间不久，他就不往通县，专力研究他的通俗小说目录了。他体弱，可是勤恳，不断有考证的论文问世，得到老人物如傅增湘、新人物如胡适等的赏识。其后，为了广泛涉览通俗小说版本，他曾往日本、大连等处图书馆，结果写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大著作。治学，他一循乾嘉学派旧规，走上“专”的路。出路呢，当然，只能登上大学讲台，或入研究所坐木板椅子。几十年间，他又写了不少，显著的有《沧州集》《沧州后集》等。可惜晚年不幸，碰上大革命，存书都丢了。书呆子，失掉书，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手批本，如何受得了？他先是懊丧，终于发展为精神小失常，挨到1986年，作古了。他到北京以后，我同他来往不多，原因，他的一方是学业以外少余力，我的一方是经常自顾不暇。是“地”假良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住的学部宿舍是国产的，不如北京大学继承的原燕京大学进口的房子坚固，他逃到北京大学，住在他甥女家的健斋。其时我住在北京大学女儿家，也逃，到健斋略西的红三楼。于是一下子我们成了近邻，又都干不了什么，就坐在未名湖边闲谈。其后自然又是分别。见面难了，一晃又是十年，他含恨走了。我有时想到他，又能怎样呢？也只是写几行不痛不痒的，收入《负暄续话》，以略表怀念之情而已。
《流年碎影》 前辈留影（2）
八、宁绍宸。他是英文教员，名世缙，宁河县人。个儿不高，体较丰满，头圆，两目有神，一望即知是个精干人物。讲课，口齿清朗而流利，并表现为随随便便的样子。也许因为我们被沉闷吓怕了吧，都愿意上他的课。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年的暑中，传说他暑后不来了。我们都是脑子里没有一点世故的，未三思，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派代表找校当局，表示挽留。记得我是代表之一，在校当局面前述说理由和愿望之后，校当局（教务主任？）说：“只要宁先生答应来，我们就下聘书。”可叹，我们居然把这因果倒置的话看作诚意，还去找宁先生。结果自然是宁先生只能说不想来，我们落得个“可怜无补费精神”，受了玩弄而并未觉得。
九、胡星联。他是教师里年岁最大的，所以外号胡老头儿，教博物，名魁第，霸县人。个儿不高，体不胖，教我们时候年近半百，背已经有点驼。人和气，面对人，总是含笑的样子。讲课也如其人，温和细致。这样教，意在多灌输知识。也许就是因此，他期考看考卷，也喜欢多。同学们都洞悉此情况，所以，比如考题问语言是做什么的，就不只答是交流思想感情的，而要从语言的起源说起，说到语言的分类，直到滥用，说张家长、李家短，骂街，等等，总之要密密麻麻，写满考卷，才能得高分。若干年之后，我择术不慎，常常要看所谓文，其中有些颇像我们彼时的博物考卷，我皱眉之余，就不由得想到这位胡老师，为他的有超级耐心而叹息。
十、张玉书。他的职务是文书，其时名为书记，名瑞麟，宝坻县人。长身，清秀，文雅，有飘逸之气。同我们没有交往，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听道听途说，他很喜欢喝酒，喝要有好的下酒物，牛市口某家卖的熏鸡。同学中也有喜欢喝而不能常得的，也许出于由羡而嫉之情吧，有时就在背后评论，说：“张玉书，哪里是好喝酒，不过是借酒之名，多吃几次熏鸡罢了。”这是否是事实，我们没有去考证。多年之后，我想到师范学校大院内的人物，有兴趣评论甲乙，他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我想，如果我们还迷恋《世说新语》的六朝气，大概只有他还有一些吧？
十一、张腾霄。他是史地教员，名云鹤，束鹿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如果没有后来的交往，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是40年代初期，由于某种机缘，我们认识了。他身体、风度，属于所谓癯儒一类，枯瘦、苍老，肚子里却不寒俭。他有才，能写，还能编。他编过《晨报》，说其时办理编务的只他一个人。他住在西单以西，我去看过他，室内陈旧破烂，床头悬个横披，上只“忠恕”二字，是康有为写的。他常常失业，也就经常缺衣少食。40年代过去，时移世易，我就没有再看见他，想来早已往生西方净土了吧？
十二、许君远。他是英文教员，名汝骥，安国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可是印象却不浅。来由还不少。其一，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其二，据说他写过小说，出版，是鲁迅给他写的序。其三，他由南国北返，途经某地，与一妙龄比丘尼相悦，有情人竟成为眷属。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久前听唐宝鑫同学说的，是他上课，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念完，他让台下同学想象这鞋底尖儿瘦的形状，然后写真式地画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也画一对。这是讲课的浪漫主义，我幸或不幸，没有听到看到，如果听到看到，以后进京入红楼，上林公铎的唐诗课，听讲陶渊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流年碎影》 同窗忆旧（1）
上一个题目写了师范学校里的前辈，依顺流而下之理，还应该写写同辈，即同学。在学校蹲六年，我认识的同学总有几百名，不得不挑挑拣拣。取舍的标准容易定，是只收与自己关系比较深也就印象比较清楚的。但深和清楚还有程度之差，所以选就还要有个数目的限制。想了想，祖传的成规，说好说坏，都是凑足十项，干脆萧规曹随，也说到十名为止。十名的排列，以先亲后疏为序。
一、梁政平，附带说说他的胞弟梁政善。他是昌平县马池口村（在县城南略偏西八里）人，也考入师范学校的第十二班。其时的习惯，自负为有文因而超出农民的人都有名有字，梁政平的父亲是在县里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不知为什么几个儿子（无女）都有名无字。有名，自署用字是以字行；无字，人直呼其名是以名代字。这是说，由相识的1925年起，到他病故的1951年止，我都叫他政平。他小于我两岁，身材不高，清秀，性情偏于柔弱，说话细声细语，与世无争，因为不敢争。不记得以何机缘（住同屋？），我们就好起来，感情还逐渐加深。单说我这方面，表现为愿意同他在一起，学期终了，握别，心情感到凄凉。其后若干年我读蔼理斯的书，知道同性间也会产生异性间的感情，我和他是不是这样？说是，嫌不够明确；说不是，自己也觉得，就说是友谊吧，总是超过一般的。这非一般，表现为二十几年，至少是心情上，我们能够形影不离；他回昌平教县立小学，我常去看他，去就在学校或家里住几天；他有时失业或到北京来，就住在我家里；40年代后期，他也来北京住，住处相距不很远，总是隔三天五天就见面。他很早就结婚，家里包办的，生了一个女儿。内，居室，不如意，外，职业，也经常不如意。大概是40年代中期，忘记由谁介绍，他到蒲松龄的老家淄川县城去教小学（还兼校长？），在他，这是一生中唯一的远征。只是一年就回来，我问他曾否到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距县城八里）去看看，他说没去。他就是这样柔弱、保守！可是与他同来的有个女的，姓王，说是在家乡腻了，想出来看看，找个工作。人不清秀，或说不漂亮。看形势，是政平很喜欢她；她跟着来北京，也不会无意吧？她不久就居然找到工作，在京北某镇教小学。又不久，传来消息，是她到那里又走向有情人成为眷属，可是这有情人不是政平。政平向来是寡言语的，对这件事更是这样，由山东回来，带着一个女的，怎么回事，他不说；意中人飞了，心情如何，他还是不说。但人，连藏眼泪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看得出来，他是痛心到万念俱灰了。我知道这不是劝说所能缓解的，又因为他沉默，我不好挑明了，也就不说。此后他忍，忍，忍，看表面，过去了，或淡薄了，其实不然。是40年代末易代之际，其时他在北新桥附近一个小学做事务工作，病了。先是好好坏坏，渐渐就不能上班了。他家在东直门内城楼下西南部的一个小院里，有妻女陪着。我们见面不多了，原因是他病加重，出门有困难；我呢，三反五反还没来，已经感到高压的空气过于沉重，如临如履了。记得是他弥留之际，我去看他，他躺在北房靠西的里间，不让我进去，说他是结核，晚期了，要防备传染。他没有提永别的事，只是嘱咐我，说门外有水，每天早晨要沿着湖滨走走，求身体能够健康。他的妻女催我走，当然是为我，身和心。果然就这样永别了，就在会面后的夜里，他走了，年岁刚及四十。幸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