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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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由1947年7月印成第一期起，到次年10月印成第十一期止，计迟延了三个月，因为政局即将有大变化，停刊了。
《流年碎影》 《世间解》（2）
停刊，如果让算盘当家，就我说确是一件大喜事，所谓立即成为一身轻是也。事业小，结束问题也容易处理。定阅户不多，且是一年将满，容易清理。剩一些纸，卖，作为结束开销。剩一些期刊，卖不出去，量不大，搬到我家里（放很久才当做废纸处理了）。办公用具也很少，如刊头和一些锌版等，也包起来放在我家里。较重要的是一些文稿，现在还记得的有废名先生一篇，存起来，也许至今还卧在我屋内的某一个箱箧里吧？还有顾随先生—篇，《揣龠录》的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题为《末后句》。这篇因停刊而未能问世，我一直感到遗憾，也就只好“韫椟而藏”之。幸而借叶嘉莹女士外援的光，顾先生的文集能于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揣龠录》，起用《世间解》的十一期刊文以及我的珍藏《末后句》，终于与世人见面了。事业结束，照例人也要星散。黄君家在北京，当然要回家。他贫困，社会关系少，过了不短的时间吧，才由我介绍，到广济寺的传达室去工作。后来告退家居，文化大革命当中还见过一面，说初起时，儿妇胆小，吓得要死，搜检家里书，不管什么内容，都拿到院里烧，他乘儿妇不注意，才把两部旧小说藏到床底下。又过些时候，收到他儿子的来信，说病了些日子，治不好，作古了。续可法师则更早地归了西。也许还在天津解放之前吧，他移住上海某大寺。我们通过信，还由上海给我买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时传来消息，说很活跃，还常常到外地讲经。记得是1955年，见到瑞应寺的德清（？）法师，他告诉我，某运动中续可法师受到批判，投黄浦江死了。何以这样脆弱呢？一种可能是为名位所累，荣惯了，来些辱就受不了。如果竟是这样，我之帮助编《世间解》，就是欲福之反而祸之了。但木已成舟，说悔说不悔就都无所谓了。
最后，想说说将及半个世纪的现在，有时想到这个月刊，我有什么感触。计可以凑三项，都是如意的。其一，是精力的今昔对比，想到目前，虽然不免有些感伤，可是回顾昔日，就真是可以眉飞色舞了。那是挤一点点业余时间，唱独角戏，支持一种月刊，出版一年。像是也没有觉得精疲力竭，累得不能支持。如果是现在，那就连想也不敢想。不只我不敢想，就是领其带、高其跟的许多年轻人，也不会拍拍胸膛，慨当以慷地说“我可以试试”吧？这样说，关于个人的能力，我虽然一贯有自知之明，却也无妨学一次高高在上者的个人迷信，说：“想当年我也有超过凡人之才，只是小露锋芒就编了一年《世间解》。”
得意忘形，并进而吹牛，是笑谈。还是转为说其二，正经的，这是借约稿的机会，得亲近许多贤哲的謦欬。人不少，都是师辈，学识，性格，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但有个共同点，是都近学问而远世俗，重义而轻利。学问，太专，不好讲，只说待人接物，如见面最多的顾随、熊十力、废名几位先生，都是古道热肠，面对片时，使人顿失鄙吝之心。我有时想，或常常想，人生一世，立身，外的多方面，如钱财、职位，甚至名声等等，都无妨低，内的心境却一定要高，即自信不同于俗。这种心境来于培养，读（好）书，笛卡尔所说“如与高尚的古人谈话”是重要的一途，亲近贤哲的謦欬也是重要的一途。由这个角度看，我编《世间解》一年，费力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奔走于诸位师辈之门，最后算总账，所受教益还是太多了。
其三，经过多次运动，保存的一份《世间解》却仍健在，有时翻开看看，也许“文章是自己的好”扩张为报刊也是自己的好，竟还是印象不坏。这自然是来于私见，认为嗅到的一种气，离学术近，离迷信远。迷信万端，举三种为例。一种可称为福报型，如《聊斋志异》一类书所写，某某供养观世音菩萨，遇灾难，就有观世音菩萨来救护。另一种可称为诵经型，比如宣扬所见所闻诸事物皆非实有，问何以知之，举证是《心经》有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一种可称为玄想型，如日本铃木大拙讲参禅，说参就可以（己身）与外物合而为一，悟后的禅师长啸一声，可以震动乾坤就是。可以自慰，是《世间解》，世人视为一种佛学杂志，却没有这些。而所有，因为是平心静气治学，有时就真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也举个这次翻检碰到的例。是前几年，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禅外说禅》，其中引玄奘译本（有七种译本）《心经》，中间部分是这样标点的：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一次遇见金克木先生，他是通梵文的，说依梵文本，“无智亦无得”后应该用逗号，其下的“以无所得故”后用句号。我当然信受，可是旧诵法根深蒂固，欲改而勇气还不够。碰巧这次翻看，第一期刊有慧清（韩镜清同学）试译的《西藏传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间是这样：
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非得。舍利子！如是菩萨由无得故，即能依住般若波罗蜜多；
“以无所得”之意在“舍利子”之后，可见至少是西藏传本，“无智亦无得”后是点断的。如此这般就成为暂不能定。不能定有什么好？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此之谓也。
《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二）（1）
正是《世间解》第一期印成，我忙得无喘息之暇的时候，梦想不到，由家乡又飞来灾难，是土改，住在农村的家里人，父母以下，共九口，辗转逃到北京，要依靠我生活。依常情，先要问问情况。这里写，情况要追述得更远一些。还是20年代初，因为我父亲好赌，常常输不少钱，新进门的三婶母不能忍（三叔父忠厚懦弱），父亲和三叔父分了家，各分得住宅一所，田地五六十亩。父亲分东院，不久前买石家的，地基较宽，只有北正土房五间。为齐家，要添建东西厢房，改建北房（改土为砖瓦），我和长兄还在上学（兄师范，我小学），这都要花钱。又，人是很难改习性的，父亲就还要赌，还要输钱。这样，入一项（田地生产），出多项，自然就入不敷出，补偿之道，农民的祖传办法是缩小经营范围，卖田地，少养牲畜（兼大换小，如骡马换牛驴），少雇工或不雇工（农忙时可以雇临时工）。就这样延续到40年代，田地大概已经不足四十亩，牲畜只有牛一头，但因为没有强劳动力，还雇一个长工。
人世间，在还不知道有所谓相对论的时候，谈论贫富、高下等，也是由比较来。家乡的小石庄几乎没有富户，我们虽然家道中落，却没有落到缺衣少食，何况在乡里人的心目中曾经是富户。是1947年的春天或春夏之交吧，由村北方传来“新”闻，是新政治力量推行土地改革，平分财产，还打死一些地主，全家扫地出门。因为连若干代祖先算在内也是闻所未闻，都半信半疑。紧接着又传来同样的消息，而且地点逐渐移近，情况由泛泛变为具体。都不能不想到自己，心乱，思想也乱。一阵怕的心理占上风，就以为必在劫难逃，扫地出门，哪里去？还可能被打死？还是以赶紧逃为是。一阵又侥幸心理占上风，也许不至这样厉害吧？中心无主的结果是手足无措。又紧接着是地点更移近，情况更具体，是往北不远的某某村，打死谁谁，共几个，另一村打死谁谁，共几个。不容再犹疑，决定逃。没有细软，找出随身衣服，包几个包，准备必要时提起来就走。可是故土难离，总想再听听，就这样一迟疑，村子封闭了，各村口都加了岗哨。紧急情况使思虑成为单一，是如何能够走出村口。其时我妹妹也在，她不久前生个女孩，残疾，眼看不见，下肢也有毛病，急了，她决定牺牲这个孩子救老人，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里。几分钟，孩子死了，说埋孩子，混出去几个（站岗的是村里人，推想是装糊涂，放出去）。过一会儿，我母亲带个孙女，也到村口，说埋孩子的还不回来，想去看看。站岗的人说：“去看看吧。”还有大一些的侄儿，跳后墙后钻入庄稼地，都逃出来了。我有个三姑母家的表妹，嫁在我们村南稍偏西五六里的侯庄子，出逃前约定在她家见面。其时是七月，地里庄稼多，都不敢走大路，穿庄稼地，如我母亲，缠脚，体不健，一定走了很久，但终于都到了表妹家。不敢停留，第二天由表妹家备车送到杨村，坐火车到了天津。天津亲友不少，住几天，听说南院二婶母未逃出，被打死，邻村薄庄我的小学老师薄鑫也被打死。家里动产都分了，一部分房屋也分给村里某某人。故土难离也终于不得不离，作长久之计，只好北上，投奔我（其时我长兄也离开香河县城，到北京闲居）。
对于无依无靠的一般相识，我也不能视而装作不见，况父母嫂侄等乎，只好毅然放在自己肩上。不幸是其时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忙多样事，物价飞涨，上一篇已经说过，新的又加一件，是妻病了，天天发低烧，浑身无力，闹不清原因，也想到医院检查，既无钱又无闲。家里老一（妻之母），中二（我们夫妇），幼四（长女九岁，幼女两岁），已经七口，骤然加了一倍多，怎么办？衣食住行四项，燃眉之急是住。农村睡炕，占一间屋靠窗的半面，加几个人没什么困难，都市改为睡床，一个萝卜一个坑，加一个人也要另想办法，何况九个！只好求亲友，借，租，疏散，其中有些可以兼做些家务活，挣饭吃。其次是食，就是只图果腹，也要花钱。为减少开销，求广化寺支援，他们磨玉米面的时候，送一些来。衣也不是小事，因为都是穿一身单衣，空手逃出来的，近，要添些替换衣服，远，没有夹衣可以对付，没有棉衣就难得过冬，总之也需要为数不少的钱。语云，病有工夫急有钱，妻病，只好卧床；逃来的人要衣食住，己力不足，不会偷盗抢劫，只好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识中几乎没有富足的，只能各尽所能，集少成多。就这样，过些时候，中年以下的，有的到天津另找生路，我的负担逐渐减少，总有将近两年吧，这次的危难才度过去。情况是这样：土改，上方派来的人带来的暴风刮过去，死的死了（包括少数吓死的），分的分了，发号施令的人撤了，村里的秩序，以及绝大多数村民的思想和感情，又退回去不少，于是到1948年的后半或年尾，村里曾来人，半公半私，说家里人可以回去，照旧过日子。上面说过，故土难离，又因为局促在都市的小屋里，出门不能望见田野，入门不能亲近土炕，早就积累了想家之情，听到故居还可以住，就恨不得三步两步跑回去。但也知道，故居已经成为徒有四壁，去住，就不得不置备些日用之物。总之，又不能离开钱和精力，如此这般，记得挨到1949年初，二老以及在外面还不能自食其力的，都回家了。父亲为人直爽，母亲谦和温厚，在村里人缘都好，所以到家，没有什么大困难，又安居乐业了。但究竟是心里受了创伤，回去住了不到三年，父亲故去。又过了几年，大跃进，都吃不饱，就又外出，把家扔了。
这次家里人外逃的灾难给我的影响不小。多大呢？心，急，身，奔走、乞求，即使有打算盘之瘾，也必是算不清。可以算的还有两项：一项是欠了不少债，但数多少，何时还清，如何还清的，是早已说不清了；另一项是努力支持到1948年春，我终于累倒了，患了胸膜炎，住医院，详情留到下一篇说。
这次的灾难，正如各时代的许多灾难，也是由政治（谓行使政治力量，大至战争，小至查户口，等等）来。行使政治力量，普遍的性质是强制所统辖的人民干这个干那个。这个那个，绝大多数是仍旧贯的，所谓年年如此，虽然也不能躲开是非问题，但问题不大，因为仍旧贯的一般是不得不如此的，至少是人民习以为常、能够忍受的。新措施，尤其以运动形式强制执行的，就未必是这样，而是必面对是非问题。评定是非，在哲学上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评定要有标准，标准同样有是非问题。这是个无底洞，最好是不钻。不钻，游荡于洞口，或者可以称之为卑之无甚高论，是否仍旧会想到是非问题？确是曾经想到，因为这里是追述旧事，其时所想也是旧事，虽然未必能合于时宜，为了存真，似也无妨说说。
《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二）（2）
入村，平分财产，打死几个财产较多的，全家扫地出门，表面的目的当然是消灭阶级，实现平等，使人民都能，或渐渐能，享幸福。可是这样做，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吗？显然，分得一些财物的大多数人，变不幸福为幸福，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因为所得不多，未来亨通与否还要靠诸多内外条件；而一些被分财物的人之不能幸福则是必然，因为已经家破人亡。明知一部分人必家破人亡而仍这样做，必有深一层的目的，推想是想取得一部分人变消极为积极、变一贯瑟缩为敢拼敢打，另一部分人因怕而变为绝对服从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看来可以取得，但要付出代价，代价是变原来的大致以宽厚相待为一部分人扬眉吐气和一部分人低声下气。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值不值，显然还要走着瞧。
以上还只是就一个小村庄说，可以算作小节。还有大节，是搞政治，求治平，可以不可以为达某种目的就不择手段。这次的手段是认定财产多的都是坏人，死有余辜。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做好事坏事，纵使与财力大小有些关系，总不是必然的关系，换句话说，大款（用今语）不见得就坏，无款也未必能安分守己，可见以财力大小定好坏是不公道的。还有更大的不公道，是把传统的社会不平等情况（姑且算作不合理）的责任放在某些人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