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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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语言学大师。一位是罗常培先生，当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我上北京大学时期，罗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讲语言方面的课，我畏难，没听过。这次在语言研究所相遇，他念同出入北大红楼之谊，还来看看我，寒暄几句。另一位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是学界的大名人，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移事易，到语言研究所做研究汉语的工作。人中等身材，偏于瘦，言谈举止都轻快，没有大学校长的架子。他在美国是学心理的吧，思路清晰而细密，记得分辨词和词组的界限，考虑到各方面，可谓深入底里。才高，表现为思路（定形于文字）的跳跃，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要慢，想想夹缝中省略了什么。人还有刚正的一面，不记得听谁说，某次受批斗，施的一方曾勒令他跪下，他挺到终场，没有跪。人各有见，应该怎样看？我这里不想作制艺文，是以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位为荣的。再一位是丁声树先生。丁先生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我早两年。如其时的千家驹、卞之琳等，在校门内就露了头角。他是前辈，又小有名，在学校我和他没有交往。在语言研究所看见他，是在乒乓球台前。推想是为锻炼身体，他常参加打，却打得不高明。他高大身材，平时寡言语，只是拿起球拍，也说说笑笑。在学术方面，他有如钱玄同先生，有高造诣，作得却不够多。1956年以后，他主持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用旧说法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实际是完成了一项大事业，即如我，老了，常常提笔忘字，就要翻开这本书，向它请教，也就常常想到他。最后说一位是李荣先生。论年岁，他小于我，因为讲出身，他已经是西南联大。可是才和学，至少我睁眼看，就高不可及。他学的是语言，尤其方言，著作很多，我视为天书，不能赞一辞。单说文章，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审《中国语文》清样，就怕看李荣的，比如为调整版面，想减去一行，反复看，竟是一个字也不能去。这就真可以上比祢衡，文不加点了。说起祢衡，不由得想到另一点的相似，是因有点狂而有些怪。比如上上下下，出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像他这样年龄的，只有他，有时穿长袍。我一向认为，怪是赤诚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亲近他，听他的高论。他少有许可，关于书，他最赏识的是《幼学故事琼林》。人呢，称赞过什么人，不记得了；只记得一次提到郭沫若，他冲口而出，说：“不通，不通，不通！”所说对错暂可不管，像这样的不为时风所左右，心口如一，总是应该点头称叹的。
黄盛璋先生。也是乒乓球台前常看见的，人小个头儿，活泼，因为没有架子，拿起球拍，对手就惯于同他开玩笑。他多才，还表现为治学，涉猎的方面广。不久前见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在许多冷僻的部门也有不同凡响的贡献。我只记得他写过考证李清照是否再嫁的文章，根据史料说话，主张确曾再嫁张汝舟，而不囿于保全名节的主观愿望，总可以算是有见识的。
《流年碎影》 汉语课本（3）
再说得的其三，是关于游的。游是私话，说官话是为了解汉语教学的情况而出去调查。我参加的计有两次：先是1956年11月下旬往济南、泰安两地，同行者为郭翼舟和吕冀平；后是1957年5月中旬往保定、徐水、定兴、涿县、良乡、昌黎六地，同行者为郭翼舟。为什么单说私话？是因为：一、脱离政治的本性难移，不想说官话；二、行之前就确信，调查必没有“真”的结果，因为一切评论都决定于“草上之风”，在上者主张分为文学、汉语，汉语教学就必有好效果，在上者主张合为语文，汉语教学就必没有好效果。还有，撇开顺风的情况，实事求是，效果要表现在学生执笔为文，通顺的程度上，这岂是一年两年能够看出来的？不可能，还要做，是大家都已经习惯，在上者有什么不可行甚至荒唐的想法，装作心悦诚服，重则可以得福，轻则可以消灾。关于得福，还有由顺风而孳生的奥秘，比如你不喜欢出去开会，分配你去，你就应该装作信受奉行，而碰巧，时为夏季，地为北戴河，你就可以拿出真精气神去游鸽子窝、姜女庙等地，到会场上去“恢复疲劳”。等因奉此，济南等地之行，我们用了半月有余，保定等地之行，我们用了两周，公事，写了调查报告，交上去了事，至今还记得的却是一些游的所得，任其泯灭可惜，所以择我认为可存的写下来。
先说济南等地之行。我到过济南，可是没有这次心静，且时间长。也可算作走运，住的地方好，后宰门的明湖旅馆，出向北的店门，西行一箭之远就是大明湖南岸的鹊华桥。我们都看过《老残游记》，由鹊华桥就想到明湖居。问左近闲坐晒太阳的老者，说是在沿湖往西走路南，简陋的建筑，早拆了。自然，不拆也不会再见到白妞、黑妞，所谓“去日苦多”是也。逝者如斯，不免有“前不见古人”之叹。叹完了，还想看看物方面的遗迹，于是找老残下榻的高升店。居然找到，在大明湖南，原小布政司街东口外，一条南北向街路东一短巷内路南，今改为某单位的宿舍。遗迹，最好是能有李清照的，传说在金线泉旁，可惜是距今太远，什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只能躲开史，单说游，计前前后后，游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语云，听景别看景，果然，看完，印象是不过尔尔，即如千佛山，就俗陋而没有一点山林气。泰山就不同，虽然就海拔说不很高，可是沿路景物变化多，或雄伟，或幽静，驻足凝眸，颇像欣赏名家的青碧山水。惭愧的是我和郭君畏难，只到中天门就向后转，任吕君一个人继续走上去。但我们也不是无所得，是找到经石峪，在石刻的斗大字上坐一会儿，足足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还是转回来说济南，我以为，到济南，第一值得欣赏的应该是水。多种泉，水也。同样应该大书特书的是《老残游记》说的“家家泉水”，我就看见不少人家门前有个石砌的小渠，不过半拃宽，泉水在里面流。说起这水，其不同凡响之处是“清”到无以复加。可以举我们的一次闹笑话为证，是到商埠的铭新池去洗澡，到澡盆那里，见盆内空空，就喊服务员，责问还没放水，服务员说有水，用手去摸才知道果然有，这是已经清到不能以目验，推想无锡的惠泉，玉泉山的玉泉，也要拜下风吧？由水又联想到口腹之欲。城西商埠地区有个大观园，性质同于北京的东安市场，其中有个饭馆名赵家干饭铺，米饭（估计是用焖法）和三吃黄河活鲤鱼（一条鱼三种做法，装在一个椭圆盘内）味道绝美，我们吃了几次，至今想起来，限于自己见识过的，还是应该推那一家为第一。还有一家名百花洲饭馆，个体小铺，离鹊华桥不远，我们常去吃，总是饺子，实惠，味道也不坏。主人姓贾，章丘人，朴厚热情，有古风。店里有个小女孩，名小翠，活泼天真，我们吃饭时候常到桌前来玩。其时她七八岁，算算，现在是年将知命了，不会还记得我们吧？
再说次年初夏的保定等地之行。其时省政府在保定，我们先到保定，是找教育厅介绍地方，目的是看看县级以下中学汉语教学的情况。商酌，迁就交通的方便，由保定北行，看沿铁路的四个县。然后往昌黎，参加汉语课本的修改意见会。以下还是略去公事，只说游。我在保定住过将近一年，没有尝新的要求；但正如周大夫之歌黍离，还想看看七七战火之后的旧。混饭吃的地方，育德中学，住过的地方，皂君庙街，操场营坊，以及游乐的地方，莲池，紫河套，马号（商场），等等，都看了，所得只是失落感。还是以口腹之欲为例，曾到马号内的两益馆，想吃昔年的美味荞麦面饸饹条，要，说早没有了。勉强凑一得，是住招待所，同室有个乡下来的，鼾声之大，超过社内公推为呼噜大王的朱美昆不啻十倍，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止矣”吧。然后断断续续北行，四县，几处中学，也间以游观，可是留有清晰印象的却很少。也勉强凑，说两处。一处是第一站的徐水，只记得吃第一顿的招待饭，觉得盛馒头的盘子很别致，灰黄色，细看，才知道是一层灰尘，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止矣”。可是就是这个徐水县，不久之后就出了大名，大小人物都去参观，取经。据说大跃进，一跃就跃到玉皇大帝的南天门，棉株都长成树，粮食更不用说，产量增到数学家也说不清。吃饭当然不要钱，单此一项就成为全世界的奇迹，因为如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吃饭也得花钱。唯一的遗憾是好景不常，也是不久之后，就都不再有饭吃，花钱不花钱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再一处是到了涿县，住城外东北方第一中学，晚饭后无事，与郭君为郊野之游。东行，因为远望有个土丘，上面有房屋和塔。走到，上去，知道是个废寺，名清凉寺。房屋残破不堪，院里有个金大定年间的碑却很好，字可入逸品，也许不见于《金石萃编》一类书吧？可惜我没有拓的工具和技艺，只能望碑兴叹了。还有更深的叹，是西房三间，竟有一个人住，其时日已下山，土丘前有老树，上有乌鸦叫，不知怎么我就想到岑寂，无依，直到出世间的冰冷。就在这时候，我更加感叹，知的“无”，行的“舍”，终是太难了。离开涿县，良乡停一下，我们回到北京，但只是一停，就往天津，再东北行到昌黎。在昌黎，没有游，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但关于口腹之欲，也可以说一点点，那是听人说，有一家卖葱油饼，是昌黎名产，应该去尝尝，我们去尝了，记得是个小铺，在一条街的路南（？），味道果然不坏。又近午到站下车，见手端竹盘叫卖熟对虾的不少，都是一角钱一对。用我们家乡话说，人就是贱骨头，一角钱一对，我们竟连看也不看，及至三十年之后，变为二三十元一只，我们羡其名，反而很想分得席上的一只，回家“骄其妻妾”（引四书文，如引今代之最高指示，不敢更动，实际是只有妻而没有妾）。在昌黎无游，但昌黎之外却有游，那是忙里偷闲，乘火车往返，到北戴河海滨看看。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海，水无边，波涛大，一时惊为奇观。又那里的滨海土地为石质，没有泥沙下流，所以能够保持远近一片浓绿。塘沽就不然，站在海河口东望，一片昏黄，与北戴河相比，就有西施、东施之别了。写到此，想到适才说的第一次见到海，有的人迷信小说家者流，会以为我是健忘甚至故意“将真事隐去”吧？所以这里要掏心窝子说，第一次到北戴河，确是在1957年5月29日的中午，相伴者是长于我四岁的男子汉郭翼舟。其时郭君年过知命，我年将知命，两个半老泥做的，不够浪漫吗？那就请只醉心浪漫的诸才子诸佳人仍旧耳食去好了。
就内容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写了一些有关语法的，换来一些供孩子上学的钱，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有其他牵扯，附庸宜于蔚为大国，就只好留待另一个题目说了。王志英录入
《流年碎影》 小红楼（1）
记得约十年以前，我曾求人刻一个闲章，文曰“几度红楼”。此章有浪漫的一面，是身在杜工部的茅屋而幻想大观园的潇湘、栊翠。但主要还是写实，不提后话，到50年代初，我出入红色之楼已经有三度，北京大学红楼是一，鼓楼是二，本篇说的小红楼是三。这小红楼是教育部（其前身先为郑王府，后为中国大学）内的一处不很大的建筑，在中路（原王府正殿一路）以西，两层，坐西向东，其略东坐北向南是一座高五层的大楼，大概名红星楼吧，是教育部的办公地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初成立，算是出版总署的一部分，可是编印教材就不能离开教育部门的领导，估计是与教育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到1952年的6月，干脆就迁入教育部。楼不大，主要安置编辑人员，出版方面的职工安置在南面不远的石驸马大街。我在检查科，算编辑人员，就到小红楼上班。计在这个红色小楼呆了三年（1954年2月起每周一半往语言所，至1955年3月止），到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三年，风风雨雨，也该有些可记的吧，列个题目，试试。
由环境说起。北京的王府，建筑格式大致相同，郑王府也是这样，中间一路是殿堂，最后有两层的后楼。据我所知，这样的后楼，除佛住的大寺以外，只有王公的府第有，满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