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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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易肺试颉�
农业之外，还有多种行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都要跃进，语云，隔行如隔山，只好不知为不知，单说己身经历的。做编辑工作，跃而进，只能表现于编写快，出书多。不得不说大话，记得胆量没有农业那样大，没敢说笔下由日一两千高升为日一万甚至十万。出书呢，空想了一些，幸而借都有些常识的光，只是小声吹几句，并没认真地进行。这样，与农业相比，我们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要表示不是在原地踏步，不容易拿出成品，只得用“干劲冲天”来弥补。干劲，在稿纸上也不容易表现，只好乞援于“时间”，办法是不休息。记得差不多是1960年一年，都是晚上和星期日（或上午半天）加班，直到年底，因为早就食不能饱，很多人浮肿，才来个新口号，曰劳逸结合，宣布恢复正常，不再加班。但我仍要谢天命，走入这个出版社，人虽然也要随大流发疯，却疯得不厉害，甚至如梅兰芳之演《宇宙锋》，装疯。何以知之？可以举二事为证。一是只求名不求实，比如实际并不忙，晚上加班如何打发？就只好下午少干点，留一些，让晚上像是有事可做。这情况，估计上下都明白，心照不宣，也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应付过去。二是无论喊得如何响，还是承认人人有睡眠的需要，晚上加班只到九时左右，而不要求通夜。有人会说，总不能连睡眠也不许吧？那我就反问一句，大跃进，如果要求中包括不睡眠一项，人人都在秉烛待旦，你敢独自上床去梦周公吗？
《流年碎影》 跃进的动荡（2）
如此说，这样大而复杂的运动，我就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吗？语云，天塌砸众人，显然不会是这样。计大大小小，也颇可以说几种。其一是唯心的，即确信是发疯、不愿意看发疯，而必须从众，歌颂之不足，还要装疯。言不为心声，行为己所厌憎，用佛家语说是烦恼。幸而已经有十年之久的锻炼，心里存真的，嘴里说假的，以求能活，而且平安，成为习惯，用不着费大力就可以忍过去。其二，还可以再说个唯心的，是发疯引来大饥荒，有些亲属条件更差，未能熬过来，过早地往生西方净土，我是常人，无理由地相信生比死好，看到或听到，就不能免于悲伤。其三，转为说唯物的，是大炼钢铁时期，合理分工，年轻的围着坩锅转，我们年及知命或超过知命的，废物利用，依照分配，午饭后到大街小巷去寻找废铁。大块的早已绝迹，只能搜罗细小的，如锈铁钉之类。这有二难。一是难找，如果竟至找不到，空手回去，就有未用力找的嫌疑；二是午饭后不能休息就带来大苦，因为多年来习惯，脑力工作，午饭后不躺一会儿，下午必昏昏沉沉，不能拿笔。可是决不敢以此为理由，午饭后头亲枕，不去找废铁。转大街小巷，身忙心闲，有时就不免慨叹，在只有压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生活竟是如此之难！但慨叹只能偷着，为了能活，也只能注视地面，寻锈铁钉。其四，仍是唯物的，是除了应该钻入被窝之时以外，无所谓下班，也就不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其结果是除疲惫不堪以外，还感到烦腻，因为时间拉长，并没有什么重要事可做。还可以加个其五，是参加体力劳动，我并未轻视，只是因为拿笔惯了，体力差，不习惯，比喻为让梅兰芳演窦尔墩，也就要吃些苦。记得地点分南北，南是京津铁路安定站西的农场，北是八达岭之下三堡车站略南路东山坡上的林场，都是大跃进的产物。先说小举的农场，记得去过几次，都是乘大面包车，当日往返。干的是农活，种和收之类。跃进的风刮过去就不再去，想是也下马了吧？着重说北的大举，记得先是听动员报告，说是由国务院各部委承担，把由南口到八达岭几十里的关沟建设成为花果山，教育部承担其中一段，要先建房，后植树。后来规定，职工一年劳动一个月，分两次去。照规定，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1月，冬季最冷的时候；第二次是同年9月，一年间山中气候最好的时候。生活条件艰苦，活很累，可是有个优点，吃饭不限量。所记呢，只说苦乐各一。苦是冬季大风，温度降到零下20摄氏度，出去，很有不能支持之感。乐是秋天那一次，利用星期日休息，与北大教育系同学王光汉等三四个人，下行游居庸关云台，寻李凤姐墓。墓虽未找到，也大可以发一次思佳人之幽情，实践一次苦中作乐法。说几句后话，是不知道什么高层人物考虑到什么情况而领悟，没有公开宣布，决定放弃这个花果山计划，连平地起的房子也扔了。人力、物力（包括财力）又赔了不少吧？旧传统，走错路，失败，必不说，其实还有更甚者，是必不承认。最后还有个其六，饥饿，因为分量重，宜于附庸蔚为大国，决定另标个题目说。
关于大跃进，记事之外，出于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之诚，还想提两个久藏于心中的问题，请也不忘国家、民族前途的人想想。其一是，全国上上下下，战战兢兢，随着一个人的幻想打转转，明知不可行而不敢表示，且不说合理不合理，专计后果，合算吗？其二，何以竟至容许或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不追寻原因，讳疾忌医，对吗？两个问题，多年存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突出了。
《流年碎影》 饥饿（1）
饥饿
上一篇说多方面跃进，“人不堪其忧”，终于经济规律表了态。这所表之态是“四海困穷”，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是，除少数高高在上者以外，都感到吃饭困难。伟大哉经济规律，神秘哉经济规律！说神秘，也因为我不懂。记得而立前后念西方的，也翻过政治经济学，可是觉得，反而不如知识论、逻辑之类具体，往里钻，像是门户，堂室，都有迹可寻。经济，涉及面太广，变动过于灵活，苦于抓不着个小辫子。于是知难而退，心里说，让高才的人士去钻研吧。可是躲开“学”容易，躲开它管辖的无孔不入就办不到。比如你午饭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清晨提篮去买西红柿，一问价，比昨天涨了一倍，问另一个摊，也是如此，你不放弃吃，就只好忍痛多出钱。神秘的是这涨一倍，并不是某一人所定，或多数人讨论所定。无言而能行，此经济规律之所以能够既伟大又神秘。单说这伟大，而且是无上的，具体说是竟至在最高指示之上。不信吗？可以纵看历史，横看五洲，许多专制统治者，咳嗽一声，四海之内震动，可是仍不敢向经济规律挑战；如果发疯，竟敢倒行逆施，与经济规律对阵，则至多一两个回合，必“弃甲曳兵而走”。因为就是秦始皇，权大于天，滥用，也只是强迫人民去筑长城，修阿房宫，造兵马俑，而不敢说“你们都去死”。原因之关键者是都死了，“权”就不再有用武之地，而经济规律则赫然一怒，能够使人民难得活下去。
以上泛论是想说明，为什么跃进跃得时间不很长就不言不语地下了马。下马是出于万不得已，上马靠幻想，比喻是玻璃瓶，实况是石头，两者一撞，幻想就碎了。实况，全国各地，表现万端，语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因为耳食不如身受亲切，所以想只说自己的一点点饥饿经历。我生于中产的农家，又受天之祜，离开家之前，没遇见大荒年，所以，虽然许多想吃的吃不着，却总是能够勉强果腹。离开家之后，三十年风风雨雨，外多动荡而内多穷困，可是粗茶淡饭，总没有感到困难，或说还没有经历过饿得难受。经验考零分，未免遗憾，勉强凑一次，是1926年春天避兵乱，与郭士敬同学由通县回家，路上买不到吃的，饿得想到村里去乞讨的感受，但也只是多半天就过去了。而大跃进，是食不能饱，估计不少于两年。有人，也许是小说家者流吧，说多一种经历，拿起笔就可以多一种手法。这大概是真的，不过我不只一次说，我是常人，无大志，一怕苦，二怕死，如果一定要有饥饿的经历才能写好饥饿的小说，我是宁可不写这样的小说的。
写小说，可以编造；不写小说就只能如马、班之著史。写实况，缩小到我，而且是自己的。这也不很少，由何时说起呢？想到一种情况，是若干年来，农村的人总是往城里挤，根据不合时宜的人性论可以推断，是都市的生活条件好于农村。这情况也鲜明地表现在饥饿的程度（时间长短、饿殍多少等）上。仍说家门之内，母亲因食不饱而移住天津，时间是1958年10月，我住北京，也感到食不能饱，大概要晚一年左右。不能饱属于内，是只有天知、地知、己知的事，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红烧肉、炸油饼之类）甜的（糕点之类），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刻端起碗。还有属于外的，是买食品（尤其肉类）难了，接着牛奶不能订了，粮食定量还要减。肚子不好受，影响心里也不好受，但不能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实际是真有其事，怎么办？许多人是用高价之法买一些较好的营养，记得杨丙辰先生就曾劝我这样做，而且助以人生之道的理论，是保命第一，要舍得花钱。我同意他的理论，但信受而不能奉行，因为有困难，而且不只一层：近的一层是没有多余的钱；远的一层是，即使可以挤出一些钱，七口之家（其时长女已工作，不在家），比如破釜沉舟，买半斤高级点心，往嘴里送，想到那六口都在饥肠辘辘，实在咽不下去。总之是理论上并非毫无办法，而实际只能忍，听天由命。
但在家门之内就还要尽点人力，求合理合法。合理，是求仅能得的一点点食品（主要是粮食）仍大跃进，显身手，一斤能够发挥一斤多之力。记得最小的女儿从小学学来一种蒸饭法，是米一斤，蒸熟能出五斤。在当时，这是比气功还玄妙的奇迹，就照做，结果呢，根据反物质不灭（即不能无中生有）的定律，饭中多的那些水分终归不能代替粮食，饥饿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再说合法，是因为人的定量相差不多，而饭量则相差不少，主要是两位母亲，年高，吃不多，如果吃大锅饭，我们下两代就会多吃多占。这不合法（人各有粮食定量之法），我们先进，其时就实行法治，办法是同锅而分炊，以早饭为例，都是粮一两，出锅，七个人平分。显然，二老就感到差不多，我们下两代就只能拖着半空的肚子各干各的去了。这合法的措施不由得使我想到《韩非子·五蠹》篇的话：“饥岁之春，幼弟不饷。”不饷，亲友往来怎么办？成为习俗，或不成文法，清茶之后如果还要吃，就要交出定量的粮票。但这样的法治也不是毫无缺漏，因为如果敞开肚皮吃，就会侵夺主人的份额，性质同于抢劫了。所以适应这种新形势，亲友间就尽量少往来，此亦跃进之一种后果，可怜亦复可叹。
怜，叹，只能在心里，属于唯心。但正如新学所昭示，还是唯物力量大，不管我怎样努力装作若无其事，身体却有了变化，专看外貌，是胖（其后承启功先生指示，应读平声）了，医生另有个称呼，曰浮肿。感觉呢，是浑身更无力，尤其腿，像是皮肉里抽去筋骨，也就更想吃有油水的，甜的。还要歌颂唯物的力量大，这一回可以不必隐瞒（也无法隐瞒），只要装作不知道原因，并毫无怨气就行了。仍是语云，天塌砸众人，许多人同我一样，也胖了。这情况，推想会向上反映，但上到什么程度，不能知道。专就邻近的上说，很着急，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法却有限。记得办法之一是轮流到崇文门外东兴隆街教育部招待所去休养。我轮到一次，时间是1961年1月27日到2月7日，共十天。休养，不工作之外，饭食还略有改善，记得副食中有些带鱼。显然，仍不能填满肚皮；还有，即使能够吃所欲吃，正如今日许多丰满佳人之减肥，也决不能十天八天就立竿见影。糟糕的是还带来意外的苦，是便秘，有一天最厉害，凝聚在直肠里不下，憋得心慌意乱，最后还是自己动手，才过了这一关。祸不单行，家门之内，妻也胖了。街道也推行改善副食之法，妻可以自带主食，中午往街道食堂去吃一些带鱼。记得一天中午，窝头出锅，她拿三个（粮三两），将要起程，我实在饿极了，忍不住，说：“我尝一口行吗？”她递给我一个，说：“你吃吧！”我咬了一口，约是一个的三分之一，还没下咽，唯心的恻隐之心忽然冒出来，也就不敢再咬第二口。这件小事使我有所得，是如果还有机会面对学生，讲“民以食为天”，自信必比别人讲得好。也有所失，是妻记忆力并不很好，惟有这一件却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喜欢重述，述则绘影绘声，以换取听客的欢笑，我则只能陪着苦笑。
《流年碎影》 饥饿（2）
古籍有云，“穷则变，变则通”，浮肿，长期不愈，终于来了转机，是1961年年底，领到一个“乙字购买证”，凭证，每月到指定地点，可以买肉二斤（可以折合量稍减的猪油，北京通称为大油），鸡蛋二斤，黄豆二斤，糖一斤。证不是发给人人，我们社只发到编辑七级。1956年评级，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评七级，是低级知识分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照顾竟由高级下降一级。但既已占了意外的便宜，也就可不问原因，安然享之。其后是珍品买到家，如何利用，还要费斟酌，因为门内能吃之口有七，其中还有二老。谢贤妻英明，处理此事，未用《孝经》而用《孙子兵法》，是只让我一个人吃，以便从速恢复，支持这个七口之家。我同意她的决策，就安然独享这个“乙字”。这时期，或说其前及其后，大则全国，小则单位，也都在多想办法，生产、搜罗可以充饥的，记得上班，常常分得白薯、蔬菜甚至肉和糖之类。又过个时期，经济规律表了另一种态，街头可以买到炸油饼，有闲心，可以坐在小吃店吃豆腐脑，饥饿的苦难就渐渐过去了。可悲的是，有不少人竟未能度过来，只说两个至今还未能忘怀的。一个近，是住在同院的王疯子，我在《王门汲碎》（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他，人不坏，因精神不正常而过孤苦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