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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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还由心理进发为现实。是1961年的夏天，又刮来一阵下放和精简机构的风。说“又”，是因为这样的风常刮，正刮的时候走几个人，刮过去必来新的，而且比走的多。不过风乍起的时候还是要郑重其事，听过报告，开会，讨论，都大发议论，说精简机构如何必要，下放也是英明措施，如果其中有自己，必欣然奔向新的岗位云云。显然，这是口头，至于心里，推想很少有人真愿意“下”，尤其外地。所以官话说过之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我居然就等来，是八月初，编辑室正副主任把我叫到他们的西北小屋，严肃而慢慢（有碍难出口之意？），说下放有我。我点头，表示服从分配。问我有没有困难，我答，先私话，是家不动，我自己去，后官话，是没有困难。又问，大概是到外省教书，山西、河南两地，愿意到哪一省。后来想，应该答山西，因为一是近，二是保守的民风可取，可是一时心里有些烦，竟还是用了官话，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官话说完，不记得是明白交代还是依例办理，我是照旧上班工作，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天下事竟真有意想不到的，等待，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过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推想，也有人说，一定是“述而不作”了。闷闷，也高兴。当然不敢问，怕万一是忘了，一提又想起来。就这样，在明日难明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往下过，时间大公无私，终于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大最狂热的一次运动来了，不要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就是许多显赫人物——不，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
提起文化大革命，不由得想到，如果下放述而又作，我就走进山西或河南某学校，变面对书稿为面对学生，那么，1966年夏大风起兮，学校冒出有生杀之权并好杀的红卫英雄，旧账从头算，我的小命就必致臭腐于异域，谈经历，也就不会有这后一段的三十年了。这有什么不好吗？在这类事情上，我是宁可躲开形而上，从常人之后，说，想到有死的危险而未死，以致红色恐怖过去之后，还能以身心，以语言文字，与我尊敬的，爱慕的，许多人结缘，就不能不视说下放而未下放一事为天大的幸事，也就不能不向虔诚的佛门老太太学习，多念几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以上多种事和理的情况，能不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教训，或说明白一些道理呢？大道理不好讲，还是由感情方面说，比如有两种社会环境：一种，由至上的一人灵机一动，多以运动的形式发布命令，要求绝对服从，其下的亿万人都感到明日难明；另一种，由“法”发布命令，法之下的人人，都能自己决定明天后天怎么样，不知道乐于山呼万岁的先进人物如何选择，我是毫不迟疑地选取后一种的。
《流年碎影》 天降下民（1）
这是《孟子·梁惠王下》篇里的一句话，其下还有话，是“作之君，作之师”，原意是上天有爱民的善心，既生之还不罢休，接着又送来管辖他的君主，教育他的老师。我不只一次说，孔、孟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冰块之上也能看到一些温暖。我的思想杂七杂八，勉强说近于怀疑主义者，如对于“作之君”的君，一向认为也是充满欲望的动物，如果手中拿到权而没有限制的力量，就必致滥用其权，做害人的坏事。对于天呢，我是宁可信老子的，他说：“天地不仁（仁，可解为慈爱，也可解为觉知），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用柴草做的狗，祭祀时用，用完就任其毁坏。这样说，我是想到天，也勾起一些牢骚吗？还不只是牢骚，或者说，主要是感伤。因天道（也可称为定命或机遇）而有所感，甚至有所悲，这种心情，存之久矣，也想找个机会说说，恰好60年代前半，与两位姓宋的弟子行辈多有交往，其性格和经历可以由事的方面显示天地不仁之理，俗语有云，借来的牲口有劲，所以就不避取巧之嫌，请他们二位充当代言人，说说我的久藏于心的不尤人而怨天的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
一位是男性，交往多，关系近，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多种不调和。喜读书，念得不坏，年轻时候还写过一些，爬上报刊的版面，这证明他有不低的聪明，可是推理，处事，经常表现为很糊涂。幻想很多，像是有大愿望力争上游，可是行事总是脱离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以失败而告终。爱好非常多，爱诗爱文，爱花爱树，爱鸡爱鸭，爱猫爱狗，并进而搜求，养，可是没有地力、人力和财力的条件，所以也大多是喧闹一阵而告终。重德，主观总是以善意对人，可是固执和糊涂的力量太大，给人的印象是乖僻，不容易和平共处。有名士气，希望门内有才女红袖添香，门外有长者车辙，以诗文为衣食，创造名山之业，可是环境总是不如意，又不幸而饭量特大，以致多年不能填满肚皮。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
泛泛的鉴定完，还应该说些具体的，以期未得识荆的人能有个更清晰的印象。他是1936年暑后，我在北京进德中学代约一个月国文课时期的学生。我当然不记得他，是1937年的暑假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七七事变不能回保定，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对面的中老胡同，有一天出门回来，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偏于丰满，圆睁眼，声音粗，恭谨，总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是不上学，无事，不想回家，所以租房住。看样子也很穷，神情是走投无路的样子。以后，或者说，是直到80年代他生病，艰于走路，情况才有变，都是忽而断一个时期，接着就踢破我的门槛。断的时期都是离开北京，通常是回昌平家乡钟家营；有一次时间长，总有一两年吧，回来说是到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而无所遇，我想原因还是他的固执加迂阔，不能入其国，随其俗。还是说在北京，解放前无业，曾由我介绍，到外县去教小学，仍是以北京为据点，放假就回来。解放后在北京有了职业，都是教书，也许常换地方，只记得有普通中学，还有幼儿师范。下课之后，呆不住，惯于到我这里来，如果钱袋不空空就买酒，一面喝一面发谬论。我很少同意他的谬论，但欣赏他心好，尊师有礼，所以还是欢迎他来。有时还偏于优容，比如我不赞成他大量养花，养葡萄，尤其养猫，可是有花种，有小猫，还是给他留着。这样说，对于他，我是认为“孺子可教”吗？曰，正好相反，因为更深知，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
（1）有一次，是冬天，他来我家。只我妻和我岳母在家，他留下一顶蓝布棉帽子，说：“师母，我这帽子太小，您给我改大点。”妻照例表示随和，说：“好。”晚上，孩子回来，知道此事，都大笑，说：“大改小可以，小怎么能改大？”
（2）已经是80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来，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3）大概是50年代中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我家里来，大宣扬应受苦的革命之道。我可怜他糊涂，告诉他受苦、忍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照例固执，还争论，我说：“如果目的就是受苦，那就不必革命、驱逐蒋匪帮了。”他像是陷入沉思，没说什么。
（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5）是大革命之后了吧，不知道怎么一阵发神经，他忽然有了宜于迁都（往西安？）的想法，而且立即形成大套的理论，得机会就宣扬。可是机会不易得。一次是听同事蔡公说，民盟开会，他们在一组，已经时间够长了，都盼着快结束，他抢着上台发言，先发牢骚，说不安排他发言，是压制舆论，只这点意思就说了十几分钟。然后转入正题，还是迁都怎么好，如何必要。蔡公说，大家都烦腻得皱眉头，可是没办法。另一次，忘记听谁说了，其时他在西直门外某中学任课，学校以他身体不太好为理由，没有给他排课。他有怀才不遇的感伤，学廉颇，赵国不用，到魏国，自己给几个学校写信，说愿意义务去教课。居然有个学校来请，去了，上课，大概又是宣扬迁都理论，据说是一堂没上完就被学生轰下来。
（6）是大革命的后期，一次到我家里来，说他多年来苦于没有信仰，这下子可好了，找到信仰。我问他找到的是什么信仰。他说是共产主义，接着说理由，是他一生反封建，现在批孔老二是反封建，与他志同道合，所以他信了共产主义。我问他：“你知道孔老二是有所指吗？”他愣了一下，说：“反正我要批判孔老二。
《流年碎影》 天降下民（2）
（7）是40年代，他无业，生活没办法，我介绍他到武清县大良镇去教小学。校长是我在通县上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时间不很长就传来消息，春天，他买小鸡养着，死了一只，就在操场为小鸡修建个茔地，起坟堆，还用供品祭祀，一时传为笑谈。接着，不知道校长怎么惹着他了，他大怒，到县里告了校长一状。就这样，不久饭碗就砸了，我还要向人家解释，道歉。
（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有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其后到我这里来，含着胜利的微笑，说：“张先生，您的话我都信，可是这回您错了，我告校长一状，虽然评级的原案没改，可是校长路上遇见我，远远地就点头微笑。”我听了，也一笑，说：“你等着吧！”
（9）果然就等来。是1957年，整风的风刮起来，一次，我往东安市场，路过东华门大街，遇见他。我跟他说，你迂，不通世故，要谨慎，不可乱说话。他说：“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别后，记得只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垂头丧气，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已经戴上右派的帽子。当然，也就难得摘下去。
（10）因为思路和行事多反常，结婚三次，离三次。室内的冲突，外人难于知道底细，只说可知的。第一次找的是个本乡本土的乡下姑娘，不识字。他想培养她，教她识字，教她写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作诗。显然这是注定会破灭的幻想，但他不能退让，不能容忍，于是离了。第二次、第三次找的是有知识的教师，相处，都是诗意不很久就变为敌意。敌意如何形成？只听到一次女方的诉苦，是一次出门，比如女方已经披上一件毛衣，他说应该穿那件绒衣，强迫女方换。女方觉得如此干涉未免过分，不愉快，想不换。他坚决不答应，说不换就不出门。女方更不愉快，也就变为强硬，于是出门计划变为争吵。可以想见，以后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女方难于忍受，分了手。这样，总而言之就成为，他的幻想是一生都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实际却是多半生过对影成二人的生活。他也感到孤寂，有时向我诉苦，我恨铁不成钢，不留情面，就说：“你也想想，离婚三次，都是人家不好？”他沉默，推想心里还是未必承认自己有误。
如以上所描述，他拖着这样的天赋。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路越窄，终于目听能见只是自己的一子一女，带着自以为是以及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活到90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