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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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跨院卖与文物专家张效彬，就不劳更换门牌了。张是河南固始人，名玮，父亲在清朝是显官，做到户部侍郎。他以父亲余荫，上了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估计头脑还是“中学为体”，所以回国以后，教过大学，所讲不是亚当斯密《原富》，而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他还做过外交官，驻帝俄远东伯力的领事，卸任回国，带来公家欠的两万元的债和一位通英、法、德多种外语的白俄小姐，嫁他之后入中国籍，名张玛丽，解放后任外贸学院教授。他学习郑板桥，摘掉纱帽之后就优游林下。也是父亲余荫，玩古董。主要是书画碑帖，也有铜器、玉器等。据说眼力不坏，尤其对于碑帖。收藏古物，精品不少。推想仍是传统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以及说过的唐家，尚未说的房东李家，都抄了。不知以何因由，抄张家是在夜里。因为与我的住屋只是一墙之隔，又其时我的耳之官还未怠工，所以不少嘈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像是未动武，只记得张老先生答：“我确是没有枪。我一生手没沾过枪。”抄张家，目的明确，是要文物。据其后的传说，是张老先生态度坦然，说原来就准备交国家的，希望细心包裹，慢慢装车，上交，千万别碰坏了。就这样，一直忙到早晨，听说装了两卡车，运走了。怀璧其罪，璧交了，想不到还有后话，是几个月之后吧，老夫妇二人同一天被捕，男从家里，女从街上，一去就没有回来。
推论是星期天，因为我也在家，上午，红卫英雄，总有十个八个吧，来了。先到正院，进了房东李家的门。我们当然不敢出去看，只屏息听着。声音嘈杂而不很响。只一段对话最清楚，“这是什么？”是红卫兵问，“是字帖，练字用的，不是我的，是别人存的。”是李先生的声音。大概是红卫兵举起皮带吧，紧接着听李先生说，“是我的，是我的。”以后时间不很长，后来知道，只装了两箱，抬到大门外去。是查完正院之后，也许是另几个红卫兵，最后进了后院。人类的心情也真怪，气极发笑，乐极生悲，就在那红色暴力已经入目，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像是空荡荡，不怕了。等待开门迎入，却一直走进东房。东房住的是由保定一带来的吴家的老太太，摘帽子地主（已有选举权），同住的是她的尚未成婚的儿子。隔着窗看，是把老太太赶到院里，未打骂，检查屋里东西，运走两个箱子。时间不长，可是有余韵，是留下勒令，老太太须还乡。这其间，有一两个红卫兵曾巡视院子，见西北部空地挂两个西屋祝家的鸟笼，拿走了。对于我们住的几间，连看也没看。
《流年碎影》 抄风西来（2）
嘈杂一阵过去，我们才恢复清醒，推想是不在抄的名单之内，但仍不免于后怕。李家呢，尤其吴家，老太太年近古稀，小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要还乡，有投奔之处吗？难免关心，可是不敢表示，怕万一传到红卫英雄的耳朵里。其后是看着吴老太太垂头丧气地走了，儿子去送她。想不到过了半年左右，吴老太太民复原位，又到东屋过起柴米油盐的日子。据说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村干部把她送回来，交与派出所，只说这样一句，“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我们不要！”就成了。由这件事我想到河北大学写《古书虚字集释》的裴学海，学校被驱逐还乡的有三五个人，其他都是乡里不收，不久就回天津，只有他，家乡表示欢迎，就不能作《归去来兮辞》了。有人说，人生如戏，其实在大动荡时期，是人生难得如戏，因为戏中情节的发展，有脚本为依据，至于现实人生，就只能任机遇摆布了。
话扯远了，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还是以自扫门前雪为是。于是闭门，却扫之后，面对未离我远去的旧书，不由得思绪万千。曾经想到道家的“无”，佛家的“空”，痛感自己真如陶渊明所慨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但究竟本性难移，这望道之光只是一闪，心就逃离老庄和释迦之门，回到世俗。于是又是一闪，不再是望道之光，而是爱染之光，觉得未被抄家，究竟是大喜事。书呆子习气，喜，还想找个说辞，而一想就想到王羲之的七少爷王献之，《晋书》记他的轶事有这样一件：
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一领青毡，因为乃家中旧物，后官至中书令的王献之尚且舍不得，况微末如我乎？所以多年之后，有时闷坐斗室，举目，看见半生相伴的旧书等还在，就不由得想到刮抄家风时的机遇，真会有上天保佑之事吗？管他有没有，还是循旧俗，说声谢天谢地吧。
《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1）
这是想说说，由1966年8月起，除四旧之风刮起，我这小门小户之内，都有什么大小的举动。记得几年以前，曾有读者致书《读书》，说我的拙作都是废话。其后我虽未能焚笔砚，却一拿笔就想到这位读者的箴规，努力争取少说废话。不幸是本性难移，只是完篇之后我自己检阅，废话（或岔出去的话）还是不少。现在写三十年前的除，忽而思路跑了野马，即又要说废话，怎么办？想了想，干脆破罐子破摔，顺着思路，即使成为大说，也不管了。大说，有来由，是提起除旧的旧事，最先浮上心头的是其时的心态，可“二”言以蔽之，曰迷和悟。除的结果是失，而迷（不知为不知）和悟却都是得。决定还是先说得。
所谓迷，是始终不知道，讲革讲反，用批用斗，任打任除，总之分所谓正确、错误，作为口号，喊，声音清晰，写，形体有定，可是具体到现实生活，简而明地说吧，怎么样就对了，怎么样就错了，却连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也看不到。这是迷，不知，而要行，以何为指导？先是推想有决定之权的，如上上下下的红卫兵，是怎么想的。但这必没有如意的结果，因为，最根本的，是那些人就未必能想到，口号还有应该填充什么具体内容的问题。推想，外向，行不通，只得反求诸己，比如说，缩小范围，限定除自己的，案上有个瓷笔筒，能插笔，实用，像是与反无关，可是上面有人物画，而人物是旧时代的，砸不砸？答话只能是，光临的红卫兵说应该砸就砸，说可以不砸就不砸。总之自己是迷。因而我有时就想，就说是宗教吧，要求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如佛门就是这样，要求以灭情欲之法脱离苦海，制戒律，如果你信受，弃家往山林精舍去修行，还思凡，想下山，就错了。至于要求不修就不然，常人的某些生活方式，某些事物，可要可不要，究竟要不要，经常是谁也说不清楚。不清楚，在平时，关系不大，除四旧时就关系重大，因为除是行，依照王阳明的理论，行之前先要知，而不能知，动手时就会左右为难。不得已，只好用秦始皇的办法，一群人，难于决定哪一个是冒犯至尊的，就一扫光。所以说起迷，带来的麻烦是双重的，一是想明白而不能明白，二是因为不明白，除就不免于扩大化。再说悟，正是来于除的扩大化。所悟是什么？是人，或扩大为生物，所有，身内身外，为数不少，不得已则忍痛舍一部分，但最后总要尽全力保留一种，是生命。人愿意活着，我当然很早就知道，但是，也许头脑里还藏有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吧，并没有觉得想活的力量竟有这样大。是除己之四旧，不是为“慈悲”而竟“喜舍”，使我进一步了解人生，恕我说句泄大家之气的，是大话谁都能说，一动自己的小命，就现了原形。原形何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也。
废话完，改为说具体的除。事杂，想以时间先后为序。大风起兮“除”飞扬，今语所谓信息，可分为入耳和入目两类：入耳是红卫兵入某家之门，检查，属于四旧者或拿走代毁，或命令自毁；入目是贴于各处的红卫兵的“勒令”，一般是限三天自己除尽，过期不除，查出，后果由自己负责云云。“后果”无具体说明，也就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猜测也要从重，所以又是怕。为了躲避后果，要先下手为强，动手除。排在首位的是书，因为摆在明面，数量较大。除的原则是，估计内容会有问题，或人有问题，就驱逐出境。前者如不少英文本讲性心理的，后者如张东荪、潘光旦等人著作，都清出来，由孩子装在自行车上送往废品站。计送去两车，孩子回来说，废品站不收，问能不能扔在那里，答随意，就扔在那里。书清得差不多了，检查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如花瓶、挂镜、手镯、戒指等。这类东西，我们很少，但是语云，破家值万贯，东寻西找，也凑了一些件。当机立断，可砸的先砸后扔，难于砸碎的，趁天黑人不见，扔到后海里。
除书和花瓶之类是风卷残云式。接着对付书画就不想照方吃药。原因有大小两种：大是多年心所爱，费足力、眼力和财力所集，一霎时付之丙丁，实在舍不得；小是如张廷济写的一副集前人成句的对联，其与反的关系，究竟与潘光旦一流人有别。可是见诸勒令，书画确是应该算作四旧，怎么办？恰在此时（记得是9月），不知由谁发明，有了上交之法。单位已成立敌对的战斗队组织，吾从编辑室之众，加入一个，名为红旗联队吧，上交，就交到联队指定的一间房里，有人负责收，并放在架子上保管。这种情况就容许我采用兼顾的战略：为了表示有除四旧的决心，隔两三天就用自行车运去几件，上交，听候处理；又为了心所爱尽量不离开寒斋，先交可有可无的。就这样，交了几次，除四旧的热风大降温，像是都不再提这件事，我也就不再交。且说这些上交的书画之轴，记得是过了一年，不知道又根据什么教义，说是与反与修都无关，应该发还。我表示遵命，领回。
扔，砸，上交，用的都是驱逐出境之法，比较费力，也就难得除恶务尽。是除之风刮得最猛的时候，街道有发令之权的人通知，除四旧可以自己做（意思是不必等红卫兵），应该烧的可以在院里烧。我未再思，就觉得以积极响应为是。于是检寻应该烧的，标准是推想红卫兵看到会怒而言曰：“这个，你怎么还保存着！”这个标准，也是抽象的时候像是合用，移到具体就嫌过于模棱；模棱而不得不用，到执行的时候也就难免从重从快。许多质地为纸的，如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书画轴册，等等，检出来了，利用星期日在家之暇，借房东一个尺把高的铁锅圈，掷于其内，点着，眼看着化为灰烟，送走了。计一次烧一个多钟头，大概烧两次吧，除降温，就不再烧。又是已然者不可改，事过回想，这“纸灰飞作白蝴蝶”，也有不少可以算作家之敝帚，值得怀念，甚至看做社会财富，值得保存的。当然，“值得”是俗见，会引来烦恼，不如转投佛门，求烦恼化为菩提，即少想用周公瑾火攻之法的损失，多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也。
但念完，也还要谈“减”，因为，就算作大革命的遗爱吧，主要是书，还有两次减。先说第一次，是1969年8月，我到凤阳干校接受改造之后不久，留在北京的住房必须扔掉（情况以后说），人（妻和岳母）和物迁北京大学二女儿处。二女儿的住房只有大小两间，我的书就成为过重的负担。我不在家，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一个甄别的原则，是笨重且估计用处不大的都不要，以便新处所还能容纳。其时我身心负担都很重（劳动很累，且没有改造好，无垢荣归的希望），为了照顾家属，信里大概说了“都扔了我也无怨言”的意思。他们也是多想照顾，又有建基于希望的乐观主义（我还能回去，坐在屋里看书），所以奉行的还是可留则留主义。但就是这样，当做废品处理，八分钱一斤，还卖得人民币二三十元，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就这样走了。连带的还清除了两种，由爱染的角度出发应该保留的。一种是一个旧煤火炉上的旧报刊，记得有二三尺高，都是因为有我的文章才留下的，家里人误认为废品，处理了。这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但想到也曾费不少心血，留有昔日的足迹，一旦泯灭，也不免于有些感伤。另一种是书桌之下的一捆书画轴，可能是因为无处安置，堆在那里，家里人未打开看，也当作废品处理了。记得其中有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东方朔偷桃图》，画已不新，草书的题却很好。最可惜的是熊十力师写的字条，他寓银锭桥时挂在屋里，50年代他移住上海，我帮他整理行装，给我留作纪念的，想不到竟随着十力师本人，也走了。
《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2）
再说第二次，是1970年的秋冬之际，在凤阳干校，想不到像我这样须大力改造的人也有探亲假，我回北京探亲了。进屋，看移来的书还未开包，总有二十几包吧，堆在墙角。我同于街头巷尾的常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愿意过得好一些。这包括化杂乱为整齐，于是其他都不管，先整理书，大致分类，上架。确知必装不下，就一面清除还可以割爱的，一面上架。大致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存的都给了安身的地方，割爱的，装入麻袋，不很满的两袋，送往校东门外成府街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卖之时，不由得想到逛书店书摊时的痴迷，而又一跳就跳到佛门的万法皆空，“顿悟”人都是被置于俗和道的两端之间，绝大多数，滑向俗容易，滑向道就太难了。
那就坚守俗人的阵地，谈一点俗情俗理，即关于除，事后回想，是怎么看的。这方面也有大小之分，大是群体的得失，小是个人的得失。先说大，是确知有关群体的事，尤其不可发疯，因为发疯容易，因发疯而毁的一切就“黄鹤一去不复返”，悔之晚矣。何以还有悔？是恢复为清醒的时候，或下一代变为清醒，思念不复返的黄鹤，会写入历史，痛哭流涕。写入历史，会不会问，何以会有发疯之事？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还不好说。再说小，流为细碎，就不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