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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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欢乐，原因的一部分是，已经变大革命初期的暴风雨为和风细雨，比如变露天为室内，变喷气式为只是略低头，颈项上不再挂牌子，都是。时间也大缩短，因为安排在早饭和上工之间，“胜利”结束之后还要劳动。三次都是由排长姜君主持，推想举行这样的会也是他决定的。至于决定之前，谁报告这“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只有天知、地知、那位具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才并乐得使其才的人知道了。
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对于某种行事的定性判断，批斗我，事当然是我做的。那就由事说起。第一次，事是挑水，绞水之桶掉在井里，捞而未得。井是园艺队留下的有大用的设施，在食堂和锅炉房的东南方，一个比平地略高的平台之上。井为砖壁，上小下大，水面直径约有三米。井相当深，估计有十几米吧。井口上安装辘轳，为的可以比用手提省力。不知道为什么，井绳与水桶连得不紧，因而有时候桶就脱了钩，掉在水里，沉到井底。备有捞的工具，记得是一根木棍，一端连缀许多铁钩。但井底面积大，用铁钩搜寻要碰运气。运气好，转一两圈就钩在桶的铁梁上，因而一拉就上来。运气不好，也许桶的位置不合适，就无论怎么用力，长时间，它硬是不上钩。挑水，非定职，时间稍长的，几乎都掉过桶，并经历过打捞的失败。轮到我，小心谨慎，但终归主观不能改变客观，记得掉过两次。第一次走运，没有费大力，桶就上了钩。第二次不走运，用钩怎样旋转，还有好心人来帮助旋转，终于是空空如也。不能不急，因为还要供两地用水。不得已，只好领个新桶，不再捞。可能就是次日的早饭之后，排长姜君通知，上工前到某宿舍去开会。入场，看许多校友已经围坐在周围，让我立在中间。我也是受过新时代的洗礼的，当然知道这是要做什么，于是立正，低头，静待。排长先发言，大意是，我挑水，桶掉在井里，不用心捞，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开会批斗，以扑灭这种新动向。以下校友（不算我，应该称为战友）发言，踊跃，理直气壮，甚至大声疾呼，都用颠扑不破的逻辑，证明水桶落井，不用心捞，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很必要。我呢，事后梳理当时的心情，觉得值得写而存之的有两种。一是感谢。原因可以分为两项。一是虽名为批斗，却批而未斗，因而与我的军训班友何其芳之所受相比，还不少温暖。二是只要求我听而不要求我说感受，我就可以毫无困难而过关。如果让说，必左右为难：左，学梁漱溟，背诵《论语》成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不敢；右，难道我也承认桶落水，急而无可奈何，是阶级斗争吗？再说心情的第二种，是可惜。具体说是可惜未录音，因为会上的高论都是超过《钦定四书文》百倍的妙文，理应保存，限于我自己，如果不早归天而有闲，也会想再听听吧？且说这可惜的心情，近年来还加了码，由录音上升为录像。如果录了像，又如果巴金设想的“文革博物馆”能成为事实，则这样的录像，入了馆，以其“古来稀”的优越性，总可以归入上品之档吧。
第二次批斗，事是1970年清明节起，连续几夜，看了彗星。这彗星名叫白纳特，是80年代中期北京天文馆的湛穗丰女士告诉我的，也许还告知它光临的周期，不记得了。与哈雷彗星相比，它是小字号，可是以视觉为评断的标准，它就成为大字号。我生于1909年年初，由得见哈雷彗星说，正如吴祖光先生笔下所喜写，是“生正逢时”。1910年它光临，我赶上了，只是可惜，非神童，没有留下丝毫印象。七十六年之后，即1986年，它又准时光临，我仍食息于人间，可惜它未横陈，想看，要借助天文望远镜，我懒散，竟交臂失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所见彗星，仍以这位白纳特最体大，最明亮。是在干校接受改造时期，记得是清明时节，已上床入睡，听见茅草房外有人喊“看彗星”。同屋的人都起来，我一向对于天体有近于惊异的兴趣，当然随着起来。走到院里，见一个有人体那样粗、长一两丈的白亮白亮的像横在东南方的半空中，真叹为希有，因为希有，又想知道它的变化，就连续几个晚上，上床前都到院里望一望。印象是，觉不出有什么变化。事后才知道，这晚上到院里望望，也有先进人物跟踪，汇报。然后是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付之道，当然又是批斗。也许是借了彗星之光，对于批斗，我偏爱这一次，所以前若干年，还写了一篇以“彗星”为题的小文（收入《负暄续话》），描画批斗的场面。为偷懒，做一次抄袭自己的文抄公。下面一段就是这样移过来的。
万没有想到，这与天空希客的几面会引来小小的麻烦。这也难怪，其时正是四面八方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不得不快走而还跟不上的人，当然是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在身上发现“新”不容易，而这位希客来了，轻而易举就送来“新”。上面说“吾从众”，这“众”里推想必有所谓积极人物，那就照例要客观主义地向暂依军队编制的排长报告：某某曾不只一次看彗星，动机为何，需要研究。排长姜君一贯嫉恶如仇，于是研究，立即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后当然是坚决扑而灭之。办法是惯用的批判，或批斗。是一天早晨，上工之前，在茅茨不剪的屋里开会，由排长主持。我奉命立在中间，任务是听发言。其他同排的战友围坐在四方，任务是发言，还外加个要求，击中要害。所有的发言都击中要害，这要害是“想变天”。我的任务轻，因而就难免尾随着发言而胡思乱想。现在回想，那时的胡思乱想，有不少是可以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的，如反复听到“变天”，一次的胡思乱想严重，是，如果真有不少人想变天，那就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竟会这样；一次的胡思乱想轻松，是，如果我真相信彗星出现是变天的预兆，依照罗素的想法（今注：他在一篇小文《论彗星》中说，昔人相信彗星出现与世间的大变动有关，是天人关系近，今人不信，天人关系远，是退化了），那就是你们诸君都退化了，只有我还没有退化。这种诗意的想法倏忽过去，恰巧就听到一位战友的最为深入的发言，是想变天还有深的思想根源，那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有哈雷、牛顿、罗素直到爱因斯坦在心里煽动吧？一时忍不住，竟不卑不亢地驳了—句，“我还不至于这样无知！”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照常例，反应应该是高呼“低头！”“抗拒从严！”等等，可是这回却奇怪，都一愣，继以时间不太短的沉默。排长看看全场，大概认为新动向已经扑灭了吧，宣布散会。
《流年碎影》 批斗再而三（2）
第三次批斗，置身于新时代，想新时代之所想，说新时代之所说，应该承认，事非常严重，是伏案之时，不是钻研红宝书，而是在纸片上写唐诗宋词。与先进人物之一天两个十二小时钻研小红书，仍说万年也钻不透、钻不腻相对照，就是只动用J·S·MILL的逻辑，也可以推出，这是不重视小红书，非反革命而何！挑水落桶，看彗星，小辫儿虚无缥缈，尚要批斗，况轻视小红书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是先搜查。开箱，很容易就找到由家中带来那唯一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我招供，说了不很重要的，是怕劳动时间拉长，过去能背的诗词都忘了，所以想偷闲温习温习；藏起很重要的，是入目的文字只有薄薄的一点点红宝书，无兴趣，头脑空空，也难忍，所以才暗诵几遍如“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之类，以期如鲁迅所说：“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为了忘却的记念》）审问很快过去，因为只是还想保留旧诗词这一条，判如何重的罪也够用了。以下是战友的踊跃发言。措辞容易，大意都是，竟敢轻视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云云。现在坦白，其时听这千篇一律的高论，本应“闻善言则拜”，可是思路却偏偏不听话，而向相反的方向跑了野马。都跑到什么地方？一处是关于“轻视”的，判我未视为宝，我服罪，想想，怨我昔年多念了几本书，其中有些是西方谈政经、谈社会的，对比，就感到所谓宝，实在多门面话；而捧之上天，只是因为有威权加个人迷信。另一处，是忽然想到《文选序》的“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觉得既然有“始制文字”之事，而只许读一种，就治道说，未免管得太多。专制帝王如十全老人，修《四库全书》，显然还是允许人念的。还可以再说一处，是为迷信的人设想，这种一手持经、一手持剑的办法，像是并不聪慧，试想，以巧克力糖给孩子，还要在旁边说：“快吃，不吃就打。”这一次他（或她）吃了，下次他还有兴趣吃吗？且说干校时间紧，会不久结束，野马也就不能再跑。又要感谢，处理只是这个合订本没收，未说判什么罪；还有优于俞平伯先生的，他偷看《水经注》要写检查，我则未奉命写检查，就可以不亲纸笔一身轻了。
批斗三次，都是会上热闹会下寂静，我当然大欢喜。参加的战友呢？推想人心还是肉长的，不管嘴里怎么慷慨激昂，心里也会大欢喜吧？想了想，也会有例外。何以如此推测？是有个同屋的某君，我伏案写什么，他必站在我身后的不远不近处窥视，可以断定，这次的抄旧诗词也是他汇报的。汇报，有所为，是得善报，显然，所汇报情节愈重，所得的善报也就会愈多，处理轻表示所汇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岂能不失望？恕我拖拉，迟到现在才向他致歉。
学习古今八股，结尾，还应该不忘“教育意义”吧？干校生活，尤其其中流行的批斗，确是有教育意义，那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想平安、幸福，就要讲理，不要暴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变人治为法治。法院，总不会把一个看彗星的人传去，审而判之吧？所以我住干校近两年，名为学习，如果说有所得，值得感激，喊万岁，我喊的不是改造万岁，而是法治万岁。
《流年碎影》 探亲
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不管位多高，力多大，发如何奇想，希望如用竹竿测池水深浅，一戳到底，终归不容易，因为执行要经过多人之手，多人中会杂有“人之初，性本善”，于是严酷之中就可能出现人情味。是1970年的后期，干校周年之后，不知由什么人决定，接受改造的人平等，都可以回家看看，期限是十天（？），就是出现了人情味。记得我是排在将入冬之时。行前要整理一下，因为时时要作搬家的准备，自己不在，东西散乱，别人不好下手。还想带点土特产，如蚌埠的熏肠之类，换个家里人高兴，可是不像现在，有钱唾手可得，也就只能想想作罢。起程，交通工具只能靠干校。记得到蚌埠，还吃了一顿饭。大概只有饺子，论碗，带汤，如北京之馄饨放大（汤内无调料）。我如阿Q之由未庄进城，吃不惯，尤其看不惯。其后是登上火车，一路无话，到了别不很久的北京。
离京回来，火车到终点站，三十几年，都是搭车北行，直奔后海。在车上还会想到，入家门，过前院、中院，就会看见可敬的房东李太太等人。这回变了，搭车西行往城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很凄惨。人是无论如何多理想，甚至多幻想，过渡到身体发肤，就不得不实际主义。总之是心在鼓楼、后海一带，脚步却不得不走进昔日之燕京大学，今日之（新）北京大学。因为心里多有失落之感，就说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吧，又想到昔日的两件事。一件远到40年代初，春秋佳日的星期日，常三四个人结伴，骑车往玉泉山，其中必有韩兄刚羽，如果齐兄蕴堂到北京来，也一定参加，过海淀，买完莲花白酒、五香花生仁等再前行，走的就是燕京大学西侧这条路，如果天气晴朗，西山就像是移到跟前。而迈入50年代，“苛政（或运动）猛于虎”，刚羽、蕴堂住天津，都自顾不暇，就望玉泉山之塔，真如在天上了。另一件是40年代末，张东荪先生由城内大觉胡同移到燕京大学燕东园入门左手那座楼，我来看过他几次，记得有一次还有续可法师。那是入西校门走未名湖南岸，先湖光，后塔影，出小东门，穿过蒋家胡同（后来才知道，邓之诚先生住这条胡同的2号），走不远就可以入燕东园之门。现在是续可法师早已跳了黄浦江；张东荪先生呢，因为横议的旧习不改，50年代初下了政府委员之台，由一座小楼移到成府的一处小平房，与外界断了交往，革命且大，还能静极思动，吟诵“庭院深深深几许”吗？（后来才知道，大革命之后再迁至监狱，就没有再出来。）
以上真成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赶紧收其放心，随着脚步沿未名湖北岸东行，到湖东北角向左转，即北行，至朗润园（在校园内北部）东北部，后湖东岸，有面南的职工宿舍楼五座，由南往北排为八公寓（学生宿舍名楼）至十二公寓。我女儿住八公寓一楼西端多半个单元（单元有房大一小二，我女儿住靠南一大一小，有阳台，另一小为他人住），暂时就成为我的家。入门，“民为贵”，当然要先说人，老，岳母，中，妻，青，女儿、女婿，幼，外孙女，都平安；五口人挤在一起，便于互相照顾，也可以说是优越性吧。不过究竟是太挤，举目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