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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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说说原委。文化大革命带来无限的荒唐事，其中一个是撤消教育部，出版社是部的直属单位，“皮之不存”，毛自然随着灭亡。但其中的人还在，只好以干校为转运站，劳动个时期，老的退，不老的分配往各地。过了几年，政局大变，要拨乱反正。单说出版社，是编印中小学教材的，当然要恢复。可是人散而之四方了，怎么拉回来？据说是主政者有魄力，下令，凡是出版社的旧人，出版社要，立刻放。于是不少旧人就陆续回来。照原来，编辑、出版等，各部门，都组织起来。可是原来的办公地点还乱而没有正，怎么办？还是靠主政者的魄力，拆平房，起高楼。楼建成之前，租饭店办公，饭店改为办公室，名不正言不顺，“必也正名乎”，也好办，称为编教材的什么会议。于是有人有地，正像约齐角色，有了戏台，就击鼓敲锣，挑帘出场，演起来。因为情况如此这般，所以我恢复上班，不是东南行，如旧日，到景山之东、老北大的第二院，而是西行，到香山饭店。
进香山饭店是后话，其前还有应该说说的，是让我回社工作，有关的人是怎么考虑的。有关的人都熟，但这类事，自己不便问，只好推断。首先是退职问题，这种退是变相的开除，让回来是起复，显然，他们认为我本无罪，受这样的打击不适当。其次是我的为人，一向以直道对人，用不着防范；工作呢，勤快，认真。也可以说有所长，文言，语法，笔下，都还过得去。可能也考虑到目前的工作，两大宗，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和编写中学语文课本中语言方面的知识短文，以及其他一些零碎事。编《古代散文选》下册是重点，以余力做些语文编辑室的工作。说是重点，因为其中有个情况。这部书是60年代初，由吴伯箫主持，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一部分人参加，最后由隋树森定稿，主要是供中学语文教师研习，以便改进文言教学用的。计划收文范围由先秦到鸦片战争，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于1962年出版，中册于1963年出版，下册尚未编成，文化大革命来了，以致多年来未能成为完璧。70年代末出版社恢复工作，重印了上册和中册，赶编下册就成为当务之急。动手之前要组班，原来的编辑室主任王微干校结业后回他的原单位兰州大学，可是已休，还在北京的出版社宿舍住，于是请他主持。隋树森和王泗原由干校回北京，也请来参加。与上册和中册比，还嫌人力少，可能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让我回来，参加这个小集团。不久分工。选定篇目，大家一齐动手。篇目定，动笔就不能一齐。多年惯例，王微是审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总其成，由上册和中册顺流而下，当然应该由隋树森定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说他不再担任定稿的工作，于是三面推，就把定稿的工作推到我头上。当然，定稿之前还要注释若干篇。说这些是诉苦吗？非也，因为如果没有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任务，我用处不大，也许就不能回社了吧？
再说说回社的具体过程。总的情况是紧凑而不很拖拉。查这一段的日记，复查办公室正式通知我干校的处理已改正，是1978年11月17日，其后六天的23日，黄光硕到我家里来，说希望我回社，参加工作。显然，这是社的主事人已经决定，他才敢传这样的话；推想传话之外还有个任务，了解一下我会不会不同意（有因多怨气而拒绝的可能）。前面多次说过，对于部和社，我一直认为通情达理，也就没有怨气，所以当即表示，我同意回去工作。其后的12月21日，我收到隋树森先生一封信，也是谈约我到社里工作的事，显然这工作是指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准《三国演义》之例，茅庐三顾，还欠最后一顾，是1979年1月10日，刘国正和黄光硕二位来北大我的寒舍促驾，当即商定，下周的星期一，即15日，我移住香山饭店，又过上班生活。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机遇》，说机遇有摆布人的难以抗拒的力量。这次回社工作又是一次机遇，若干年之后回顾，感到影响也颇不小，只想说一点点彰明较著的，算做举例。依常见，分得失两类。用食蔗法，先说失。恢复工作以后，我直属编《古代散文选》下册那个老而休的小集团，行动自然就要随着这个小集团。记得总是回社不久，有个变动组织关系（即变休为工作人员）的机会，即填个表，申请仍旧算工作人员，姓名即可由退休那一本移到正式职工那一本。我们小集团曾非正式交换一下意见，王微组织关系在兰州大学，与此无关，隋、王二位认为，费一回事，将来还要办退休手续，不如取逸舍劳，我无主见，也就未填表。想不到几年之后，乱变为正，就陆续有升级、增薪之事，我们三人不在职工之数，当然就不与焉。隋、王二位关系小，我关系大。因为1956年评级（建国后三十余年只此一次），他们二位定为五级编辑（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七级，（最高级的）低级知识分子，月工资1255元，退休后拿百分之七十五，即94元多，不够一张大票。这里说这些，非怨言也，而是想保持一项什么记录，是由1951年到现在的90年代，级别未变，工资未变，想当是古今中外所罕见，可入记录，总是光荣吧？还要说一项光荣，是1987年初，社里客气，送我们几个老朽一顶“特约编审”的帽子，特约者，非来于上级官之点头盖印也，所谓内部粮票，今天借这里的稿纸一两行，声明一下，以期有“成人之美”之德的君子，不斥为伪劣可也。
转为说得，是收了些粮食，其中有生产队的，有自留地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不回社，必将颗粒不收。何以这样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给公家编的，如《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之类无论矣，不回社就必不能成书；就是产于自留地的，如《负暄琐话》《禅外说禅》之类，你家里蹲，等于没有组织给你作保，也必没有出版社肯接受出版。所以，正面说吧，近十几年，如果（仍是脚踏在常见上）说我还略有成就，这成就的机遇性的原因是，有关的几位开了社的门，让我走进去。
《流年碎影》 两饭店
以饭店为题，是想说说，我回社工作，由1979年1月15日迁入香山饭店起，到同年11月30日迁出西苑饭店，改为到社的新楼上班止，将近一年，生活的大致情况。
在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四人小集团里，我的地位比较复杂，或者说模棱。他们三位定时开碰头会，地点是原公主府西路三层大房中间那一层里，散会后各回各的家，这表明编这本书，他们是专职。我呢，是由香山饭店来，散会后回饭店，这表明编这本书，我是兼差。兼差，两地有没有主从之别呢？推想，早期，香山方面会认为香山是主，四人小集团相反，会认为编散文选是主。实际正是这样，编散文选的工作单一，却很重；香山的工作多种，选文，改文，写文，等等，零零碎碎相加，也就成为重。后期（主要是1979年之后）有了变化，因为先是隋树森不愿意担任总其成的定稿工作，接着，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旬，他患脑血栓住了医院，就变不愿意担任为不能担任，我成为编散文选的主力，语文编辑室的多种工作就只能推卸了。
香山饭店远在香山，西苑饭店在西郊，动物园以西，尤其香山饭店，离社，离我家，都不近，其时我已经扔了自行车（路远是一因，另一因为怕摔倒伤骨），所以几乎是天天乘公交车在路上跑。入城，小集团会，连续几个月，都是商定目录。时间拉长，原因有工作性质的，比如选文，就要先翻书，一个人推荐，还要交换看，入选的多了，也许要剔除几篇，总之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决定的。还有时风性质的，是多年经验，大胆不如谨慎，负责不如推托，斩钉截铁不如模棱两可，所以碰头，次数不少，定目录的工作却进展很慢。到香山，来什么工作不一定，有公家分配的，有私人求的，都是急来抱佛脚性质的，多则三五天，少则当天，就要交卷。这样，香山住将近五个月，西苑住将近六个月，生活的总的特点是反道家的，动多而静少。但回到常见，也有好处，一是不会因多闲而感到烦闷；二是头绪多反而可以生产自由，比如因什么事，或天气很坏，不愿出门，就用不着请假，因为我的尊体，是既可以在饭店，又可以在城内的。说起在城内，还想加写一笔，是流连至午，要吃饭，总是或应王公微之约，或应蔡公超尘之约，到他们家既酒且饭，现在，这二位都已经作古七八年，所谓墓木已拱，每一念及，禁不住兴起人琴俱亡之叹。
《后汉书·襄楷传》中有介绍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生活之道的话，是：“浮屠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爱，精之至也。”我是常人，宿香山饭店，宿西苑饭店，都是三的几十倍，总当生恩爱，以致不能“精”了吧？想想，也确是这样。先说香山饭店，在北京有名的风景区香山的东麓，可谓得地利。我冬天迁入，夏天迁出，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春天，可谓得天时。再有，我住的时期，饭店的建筑还是照贝聿铭的设计改建以前的，平房，朴素而淡雅，住在里面，还可以联想到山水画上描写的山居景象。说起山居，又不能不想到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理想，是很多人，纵使身不能离市井，心却还是在向往山林。可是入山林，如《葛稚川移居图》之类所描画，又谈何容易。所以我得这么个机会，能在山里住不很短的一个时期，一直觉得是值得常记于心的一件幸事。秀才人情纸半张，为了留住这种心境，就在其时的晚春，还诌了四首五律，标题为《香山漫兴》，第四首是：
玉勒连钱马，金轮步辇车，何如烟岫里，毕世作山家。
渴饮鸡鸣露，饥餐枸杞花。恩波应浩荡，击壤胜丹砂。
就说是梦想吧，总是曾有山居以终此生的想法。这想法还有余韵，是老友孙玄常先生看到这首歪诗，顿生火上加油的雅兴，用王石谷的笔意，画了一幅山居图，其上抄了这首歪诗以及他和陈次园先生的和诗，文人旧习，小变为大，俗化为雅，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把它装在镜框里，以表示我曾山居，或身虽在平地，心却是经常飞往山中的。
语云，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住得好好的，传来消息，香山饭店即将改朴素的平房为豪华的楼，现代化，或者说，由小家碧玉升为公主，大变，拆旧的，所以我们要迁出。许多人不以为然，理由大致是两种：其一，小家碧玉有小家碧玉的珍贵之处，宜于保留；其二，迁就要牺牲山居，实在舍不得。但改建，力量是来自“钱”，一群穷书生自然抗不了，于是捱到当年的6月7日，我就忍痛与那间314室（坐西向东）告别，迁往西苑饭店的561室（5号楼的61号，在三楼，面南，窗外有小廊）。在这里住将近半年，感触呢，也颇有一些。专说与香山比的优缺点，最明显的，优点是离社和家都近，来来往往省不少时间；缺点呢，是个人的私见，不再有山居那样的诗情画意。但是，为生物之一种的人，具有生物之性，是能适应的，记得过伏夜，汗不断（其时空调还不普遍），我还诌了寄南星的两首七律。提起南星，是断音信多年，不久前恢复来往的。拨乱反正，人有了安全感，就乐得温故（故交）而知新（新相识）。在西苑饭店的几个月，我结识一些新人，其中有匆匆一面，君向潇湘我向秦的，有疏变为亲，若干年来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易经·系辞上》有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就不说了。
《流年碎影》 北行南行（1）
都是1981年的事，北行是往哈尔滨，时间是6月28日到7月13日；南行是往上海，时间是9月23日到10月7日。我人微，职业（兼事业）是趴桌子，除到稍远的地方看看亲属以外，几乎是难越雷池一步，所以外出，而且路不很近，就成为经历中的大事。学大报小报，要不漏大事，想列为专题，说说。哈尔滨之行在前，先说。
往哈尔滨，名义是参加7月2日开幕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说名义，是因为我对于语法和语法教学，应该说一向没有兴趣。单说语法教学，还不只没有兴趣，并且认为（并曾著文声说），求学生学通语文（主要是能写），寄希望于语法知识，结果必是费力不少而收效甚微。50年代。我曾在语法和语法教学方面用了不少力量，那是因为靠工作吃饭，只能是上方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也有所得，除了滥竽编写了几本有关汉语知识（其中重点是语法）的书以外，还开辟自留地，写了三本辅助语法教学的小书和一些零散文章。自留地，收成归己，就生了大利，是一家老小吃饱以外，孩子还上了大学。仰事俯畜是近而具体的利，还有抽象从而就可以行远的利，是不少耳食之徒竟以为我通语法，直到二三十年之后，我还可以借此不虞之誉到哈尔滨去观光。但也要从坦白之法，在这里说明实况，记得并没有什么会或什么人请我参加，而是我听说有此机会，想看看这个还未去过的著名城市以及住在那里的一些熟人，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参加，也许竟是碍于情面吧，主其事者点了头。
起程，交通工具是火车，下午三时多开，次日八时多到。时间不很长，邻座都是熟人，入夜还有周公为伴，不寂寞。下车，想会会的友人，黑龙江大学的吕冀平，黑龙江师大的王梦白，都来车站接。下榻于松花江南岸的友谊宫。顺时风，重觉悟，先谈正事。语法之会，全国语法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人不少，要分组，以便讨论，记得我是分在第四组。开幕式，闭幕式，当然要全体参加，此外还有全体会，小组会，内容都是有人发言，有人听发言。我的原则是，可参加可不参加则不参加，可发言可不发言则不发言。别人发言，尊重，不洗耳而恭听，但要致歉意，是都未记住。只有一位例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俞敏（据已故的曹君家琪说，上辅仁大学时期，官称为俞坏人），在全体会上讲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