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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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忆力好，健谈，乐观，题材为严肃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只能喝一点点酒，一杯下肚，面上泛红，谈开天旧事或红色新事，相视一笑，就颇有同苦同乐的温暖感。现在呢，我听医学家的高论，晚饭时饮白酒半杯或黄酒三杯，如果是周末，看看对面，就不由得想到他。我还有酒喝，所失却太多了。
　　四、曹家琪，1973年2月27日作古。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是间接的，因为父被批斗致死，母被赶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肾炎，终于不治的。他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态，与我深相知，所以我虽然长于他十几岁，却得他的帮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时像是走到十字路口，为道多歧而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请教了，还能说什么呢？不得已，请《庄子》代说几句：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五、王勤，1977年4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穷苦的人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穷苦的人于一堂，学时风之什么赛，得冠军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也就一辈子没混上个女的。独自住一间隔为两间的土房，入夜，一灯如豆，他会想些什么呢？据他说，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们村头的地里干农活，他才十岁八岁吧，常来找我玩。其后就劳燕分飞，但他没有忘。一晃到了70年代初，即过了半个世纪，我未衣锦而还乡，又见了面。他身大变（虚损多病）而心未变，仍把我看做田垄间的兄长。他怜悯我的情况，渴想伸出救援之手，有时送来一些他种的菜，量不多，可是我知道，这是他仅有的一点财富，应该拿到市上换钱的。我在家乡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多，见面的次数不少，当然想周济他，可是没有力量。又是一晃，十几年过去，我的经济情况有变化而需要反而减少，有力量周济他了，他却不能等，走了。常常想到他，死者不能复生，有时颇希望改为住在《聊斋志异》式的世界里，那就可以多烧些纸钱，让他到阴间的什么酒家，去吃一顿饱饭吧。更伤心的是我已经不信有这样一个世界。
　　六、王树棠，1981年12月21日作古。仍由不衣锦而还乡说起。新风，住处以都市为上，农村为下，因而由都市移住农村，一般认为，或是倒霉，如插队之类，或是犯了错误，如戴了什么帽子之类。吾老矣，不再有资格插队，而且是回老家，脑子里装有斗争逻辑的人自然就推出，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是根据新风的处世奇术，要划清界限。我称之为王老哥的他就不然，街头邂逅，一眼认出，就拉到他家里，道幼年在药王庙小学同坐一书桌的旧事，并不用言语而明确表示，要把照顾我的复杂担子担起来。其后，至少是心情上，在家乡，我就不再是孤苦无依。幸或不幸，我未能在家乡长住下去，自1976年起，我不再回去，1979年年初回去移回户口，见了最后一面，其后未满两年，他就往生西方净土了。他往生之前，每逢节日，我都寄给他一些钱，以表示我没有忘记他那个简陋小屋，只是力不足，量不能大。现在呢，有力量多寄些，可惜他已经不能见到，世间事多是这样，念及不禁慨然。
　　七、裴庆昌，1984年1月2日作古。他字世五，长我两年零一个月，我习惯称为世五大哥或裴大哥。我们关系近而且深，有旧习俗的来由，是在小学，曾由刘阶明老师主盟，还有邵殿起，三个人结为金兰之契。还有实况的来由，是除了小学毕业后，有些年未见之外，自30年代初在北京重聚起，直到他作古，我送他到八宝山止，我们几乎没离开过。记得前面说过，感情深，死生契阔，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已经鹤发苍颜，不断执笔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他还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日子多了不见就不放心。见，大多是在他的住处，晚饭时候，面对，手持酒杯，听他忆旧论新，真像是走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可是他走了，听说他住多年的洪洞会馆的房子，因马路加宽也拆了，有时想到昔日，晚饭桌旁面对，饮白酒、吃小米面窝头的情况，就不禁有时乎时乎不再来的悲痛。
　　八、李耀宗，1986年8月20日作古。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自1931年起，不只一次，或同住，或同工作，可以说，半个世纪以上，都是互相扶助过来的。他性格偏于柔弱，也就重感情，有时受些挫折，甚至受些气，不会直言直语，就面对墙角落泪。对我的苦乐，也是很关心而不表现于语言。80年代初，他帮我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本来还可以共同干点什么，不幸他得了脑疝之症，突然下世。记得分最后一次稿酬，他已经走了，我送到他家，与他的夫人陈淑贞晤对，说到他的为人，一生克己忍让，也受了不少窝囊苦，都落了几滴泪。


《流年碎影》　先我而去（2）


　　九、齐璞，1987年5月29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们也是因同乡而相识。他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可是在小学不同学。印象是最初相见，他已经是药王庙小学的教师。其后他入了警务学校，毕业后先在铁路的魏善庄站工作，然后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后受了些处分，改为到中学教语文课。由他教小学时期算起，半个世纪以上，我们虽不住在一地，来往却很多。他性格严谨，好文，重交谊，尊重我，视我为第一知己。晚岁，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会面，多谈谈。可是我忙，只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饭。已成惯例，这一天上午，我们夫妇由小花园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远远看见他拄杖站在门口，向街口瞭望。午后辞别时也一样，到街口我们向左拐，他还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无论为他想还是为我想，都是无法补偿的遗憾。
　　十、杨功勋，1988年8月24日作古。怀念的这些人里，只有他，是我在堂上讲、他在堂下听认识的。那是1936年暑后，我在进德中学为人代课，至多一个月吧，建立了师生关系。其时我自然不记得他，后来仍是不记得，以何因缘就有了来往。他是山西洪洞县人，具有山西人的地域特性，细致稳重，保守少变，因而敬我为师长，数十年如一日。其实我长于他至多只是十岁，既然他执弟子礼甚恭，我也就只能待之如半友。他也读书，但文的方面先天后天都不高，所以如其先君，走了货殖的路。知道我穷苦，有好的入口腹之物，如山西醋、陈年酒之类，必尽先给我。近些年来，我们老夫妇倚老卖老，每到老伴的诞辰（我的算作附庸，合并到一天），家里就聚餐一次，至时他们夫妇必登门，提着寿桃之类，举杯前行礼如仪，祝寿。自他走后，至时家里人仍聚餐，就不再有行礼如仪之事了。他在世时，常同我谈及洪洞县的旧事，大槐树和苏三监狱之类。不久前我去看，在洪洞宾馆举杯时想到他，不由得悲从中来，心里说，真想不到，他却先走了，不能陪我在他熟悉的地方转转，如果他有知，也会落泪吧。
　　十一、刘慎之，1991年4月12日作古。他辞世后，我曾以“刘慎之”为题，写了他（收入《负暄三话》）。我怀念他，主要是因为一，性格温厚，像他这样的，世间希有；二，视我为《后汉书·范式传》中说的“死友”，我们心中都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情。他受家教，通国学，不像我，诌打油诗，说“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却未能改行。他是真改了行，解放后成为花木工人。可惜是天不假以健康，内脏多病，而且逐渐加重，入80年代，就只能闭门坐斗室或卧斗室，服药，希望下降不过速了。记得是80年代末，他住在前门外华仁路他的长女家养病，我们夫妇曾去看他一次。不久他迁回他的住处，新街口外文慧北园，我还常常想到他，只是因为忙，又无代步，就未能去看他。直到他作古之后，问他家里人病危时的情况，才知道常说，就是想我。他仍视我为“死友”，我却未能，至少是素车白马，送他走，几年来每一想到，就为愧对这样一位“死友”而痛心。
　　十二、韩文佑，1991年7月24日作古。他长于我一年有半，就年岁说是货真价实的兄长，可是换为看品德和学识，我应该称他为师长。我们是在天津南开中学结识的，多有来往是1936年夏回到北京以后。共书，共酒，共苦乐，共是非，至少是心情上，成为同生共死的朋友。50年代前期，他调往天津师范学院（后改为河北大学）任教，来往不能如以前那样多了，可是韩伯母仍旧住在北京，他有时要来探亲，我天津亲友多，有时要到那里去，来来往往，就仍旧可以聚会，饮白酒，为半日之谈。文化大革命时期，韩伯母病逝，我们二人恭送往东郊平房火葬场火化，他回天津就以莫须有的特务嫌疑被赶入牛棚。大革命之后，如许多牛棚中人，又经一次解放，名誉恢复，可是健康却一去而不复返，也就不再到北京来。幸而我还能挤公交车，至少每年的中秋要到天津住几天，也就一定要去看他，比如中午到，总要次日走，为的是能够挑灯夜话。这样的聚会，最后一次是1988年10月，也是住一夜，挑灯夜话。其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行，秋风送爽之后就不敢下楼，因为一着凉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输氧。他住在南开区的西湖村，记得是住一夜的次日上午，我们夫妇辞出，往南，行由径，入天津大学去看倪表弟。他们夫妇送到天津大学界，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们还是在那里站着。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到天津去，因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气在南开一带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写，想到他的品德和学识，我们的情谊，感到太难，所以直到一年之后才完篇。写完，念念，觉得很不够，力止于此，也就勉强收入《负暄三话》，希望对我还能起些鞭策作用，即处顺境的时候不敢忘其所以是也。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1995年12月2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22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面。50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做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吧，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流年碎影》　先我而去（3）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90年代初，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80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怀念。
　　70年代末，我们的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的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脚，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80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申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是把她自己看做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失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90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