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匹马1-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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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
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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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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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的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的讲下去：“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技，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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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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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初识一个已婚的女友，总是自然而然的会问她：“娘家哪里？”
要是对方告诉我娘家在某个大城市或就在当时住的地方时，我总有些替她惋惜，忍不住就会笑着叹口气，嗳一声拖得长长的。
别人听了总是反问我：“叹什么气呢？”
“那有什么好玩？夏天回娘家又是在一幢公寓里，那份心情就跟下乡不同！”我说。
当别人反问起我的娘家来时，还不等我答话，就会先说：“你的更是远了，嫁到我们西班牙来——”
有时我心情好，想发发疯，就会那么讲起来——“在台湾，我的爸爸妈妈住在靠海不远的乡下，四周不是花田就是水稻田，我的娘家是中国式的老房子，房子就在田中间，没有围墙，只在一丛丛竹子将我们隐在里面，虽然有自来水，可是后院那口井仍是活的，夏天西瓜都冰镇在井里浮着。“每当我回娘家时，早先下计程车，再走细细长长的泥巴路回去，我妈妈就站在晒谷场上喊我的小名，她的背后是袅袅的炊烟，总是黄昏才能到家，因为路远——”
这种话题有时竟会说了一顿饭那么长，直到我什么也讲尽了，包括夏夜娘家的竹子床搬到大榕树下去睡觉，清早去林中挖竹笋，午间到附近的小河去放水牛，还在手绢里包着萤火虫跟侄女们静听蛙鸣的夜声，白色的花香总在黑暗中淡淡的飘过来——
那些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被我骗痴了过去，我才笑喊起来：“没有的事，是假的啦！中文书里看了拿来哄人的，你们真相信我会有那样真实的美梦——”
农业社会里的女儿看妈妈，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幅美景。可惜我的娘家在台北，住在一幢灰色的公寓里，当然没有小河也没有什么大榕树了。
我所憧憬的乡下娘家，除了那份悠闲平和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生活全然释放的渴望和向往。妈妈在的乡下，女儿好似比较有安全感，家事即使完全不做，吃饭时照样自在得很，这便是娘家和婆家的不同了。
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巴洛玛已经结婚十二年了，她无论跟着先生居住在什么地方，夏天一定带了孩子回西班牙北部的乡下去会妈妈。那个地方，满是森林、果树及鲜花，邻居还养了牛和马。夏天也不热的，一家人总是在好大的一棵苹果树下吃午饭。
有一年我也跟了去度假，住在巴洛玛妈妈的大房子里，那幢屋顶用石片当瓦的老屋。那儿再好，也总是做客，没几天自己先跑回了马德里，只因那儿不是我真正的娘家。又去过西班牙南部的舅舅家，舅舅是婚后才认的亲戚，却最是偏爱我。他们一家住在安塔露西亚盛产橄榄的夏恩县。舅舅的田，一望无际，都是橄榄树，农忙收成的时候，工人们在前面收果子，不当心落在地上未收的，就由表妹跟我弯着腰一颗一颗的捡。有时候不想那么腰酸背痛去辛苦，表妹就坐在树荫下绣花，我去数点收来的大麻袋已有多少包给运上了卡车。
田里疯累了一天回去，舅妈总有最好的菜、自酿的酒拿出来喂孩子，我们呢，电影画面似的抱一大把野花回家，粗粗心心的全给啪一下插在大水瓶里就不再管了。凉凉的夜间，坐在院子里听舅舅讲故事，他最会吹牛，同样的往事，每回讲来都是不同。有时讲忘了。我们还在一旁提醒他。等两老睡下了，表妹才给我讲讲女孩子的心事，两人低低细语，不到深夜不肯上楼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舅舅一叫：“起床呀！田里去！”表妹和我草帽一拿，又假装去田上管事去了。事实上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些老工人面前，我们是尊敬得紧呢！
回忆起来，要说在异国我也有过回娘家的快乐和自在，也只有那么两次在舅舅家的日子。
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生活了，舅舅家中人口少，一再邀我去与他们同住，诚心要将就当做女儿一般看待，只是我怕相处久了难免增加别人的负担。再说，以我的个性，依靠他人生活亦是不能快乐平安的。舅舅家就再也不去了。
既然真正的父母住得那么远，西班牙离我居住的岛上又有两千八百里的距离。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飞去马德里时，公婆家小住几日自然是可以，万一停留的日子多了，我仍是心虚的想搬出去。
女友玛丽莎虽然没比我大两岁，只是她嫁的先生年纪大些了，环境又是极好的人家。我去了马德里，他们夫妇两个就来公婆家抢人，我呢，倒也真喜欢跟了玛丽莎回家，她的家大得可以捉迷藏，又有游泳池和菜园，在市郊住着。这个生死之交的女友，不但自己存心想对我尽情发挥母爱，便是那位丈夫，对待我也是百般疼爱，两个小孩并不喊我的名字，而是自自然然叫“阿姨”的，这种情形在没有亲属称呼的国外并不多见，我们是一个例外。
在玛丽莎的家里，最是自由，常常睡到中午也不起床，醒了还叫小孩子把衣服拿来给阿姨换，而那边，午饭的香味早已传来了。
这也是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如果当年与玛丽莎没有共过一大场坎坷，这份交情也不可能那么深厚了。
可是那仍不是我的娘家，住上一阵便是吵着要走，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在西班牙，每见我皮箱装上车便要泪湿的人，也只有玛丽莎。她不爱哭，可是每见我去，她必红眼睛，我走又是一趟伤感，这种地方倒是像我妈妈。
过去在西德南部我也有个家，三次下雪的耶诞节，就算人在西班牙，也一定赶去跟这家德国家庭过上十天半月才回来。当然，那是许多年前做学生时的事情了。
那位住在德国南部的老太太也如我后来的婆婆一样叫马利亚，我当时也是喊她马利亚妈妈。有一年我在西柏林念书，讲好雪太大，不去德国南部度节了，电话那边十分失望，仍是盼着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着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妈妈全家人还在等着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着：“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着雪踱来踱去的等着我。
我车一停，跑着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件件礼物心急的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着马利亚妈妈的心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着黑边的信封寄到了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