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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周易江湖-第26部分

小说: 周易江湖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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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常识:凡是伏羲时候的事,三皇五帝什么的,没多少是靠得住的,只要没拿出扎实的考古证据,任何上古时代的言之凿凿你都大可不必当真;周文王虽然时代晚了不少,可情况其实也是一样。所以,虽然说“人更三圣”,就好比“昆仑三圣何足道”,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三圣”的最后一圣——孔子。
  那咱们就先从最可靠的部分说起吧。
  孔子对《易经》的研究是极深的,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在《论语》里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再让我多活几年,五十岁的时候学学《易经》,就不会再犯什么大错了。”另一种解释是:“让我再多活几年,花上五年、十年的工夫好好学学《易经》,就不会再犯什么大错了。”
  谁让孔子时代没有标点符号呢,所以,这两种解释全能讲得通。
  无论取哪种解释,这段话都能告诉几点重要信息。第一:《易经》不是孔子作的,要不他怎么自己还要学呢,虽然伏羲和周文王的故事很不可靠,但孔子看来确像是只作了《易传》;第二:《易经》很难学,儒家其他学问在本科就可以学,唯独这个《易经》,博士生恐怕都不能轻易去碰,简直就是歌德巴赫猜想;第三:《易经》很神,虽然难学,可你一旦真学会了它,就可以用它来指导生活,避免犯错。(是不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就不知道了。)
  孔子的时代是个乱世,虽然接踵而来的战国时代更是乱得不行,但孔子这会儿就已经够乱的了。孔子悲凉地旁观着身边的这个世界,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爸的事情呢?每天的报纸不用仔细看,只浏览一下头版的大标题,就觉得世界末日快要临头了。孔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大声疾呼着:“我们周朝是个礼仪之邦啊,礼仪之邦是最讲究官本位的啊,每个阶级都要守好自己的本分,不能乱来啊!”
  要让世界由乱到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如果你是孔子,你想改良春秋乱世,你会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嗯,一定要先找到病根,从根子上入手。
  那么,根子又在哪里呢?
  ——两千多年之后,胡适在讲解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引用了孔子在《易传·文言》里的一段名言: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孔子的意思是说: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爸,这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易经》上说:“出门踩到霜了,预示着天寒地冻的日子就不远了。”
  所以说,别等到天寒地冻了再去找破冰船清理航道去,最好在地面刚刚结霜的时候就早做准备——举个极端的例子,别等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了再去跟他兵戎相见,如果一开始就把一战之后的德国重建工作搞好,如果法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在那时候就有了清楚的欧盟概念,那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二战了。
  孔子就决定从根子上入手,胡适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在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胡博士这话让人不大容易马上理解。其实孔子抓的根子主要是重新明确周朝初年的等级制度,让作老板的好好作老板,作员工踏实作员工,员工别想翻身当老板,工农也别想当家作主人,人生观和世界观都要全国统一,移风易俗要自上而下。胡适认为,这些内容全都蕴涵在《易传》之中。
  可郭沫若倒不认为《易传》真有孔子的手笔,也就是说,前边胡适认为是孔子说的那段话(也是历代基本公认是孔子说的话)不是孔子说的,他说这《系辞》什么的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们搞的。但若干年之后,郭沫若又把自己的说法给推翻了(推翻原论并不就意味着倒向胡适和历代公论),原因是新证据的出现使得《论语》里的那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变得靠不住了。
  要知道,所有先秦文献里明确提到孔子和《周易》的亲密关系的只有这么一句,如果这句话出了问题,那可真是出了大问题了。
  问题在哪儿呢?原来,这句话里的那个“易”字其实应当是“亦”,逗号也应该点在“亦”字的前边,这就变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看,这就变得和《易经》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
  郭沫若接着又有一段论证,最后的总结有两点,第一:孔子和《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在孔子的时代《易经》还没有成形。
  
  这观点好像太大胆了一些吧?就算孔子和《周易》无关,可《易经》卦爻辞的文字那么古朴,难道还会是孔子以后的文辞吗?
  我在前边已经介绍过了卦爻辞里的“若”字和“如”字,其实还有一些明显特征,有人专门从文字风格来分析过,认为《易经》的卦爻辞确实非常古老。
  哦,如果非常古老,那就早于孔子;如果晚于孔子,那就不很古老。到底谁说的对呢?
  ——可能都对。
  这可不是和稀泥,因为卦爻辞虽然有不少文字可能非常古老,但也有一些不太古老,所以,《易经》不像是由“某某著”,倒更像是由“某某编著”,也就是说,这书是由什么人,或许是晚于孔子的什么人,把一大堆新的和旧的卦爻辞收集起来,再组织组织,再编辑编辑,再校订校订,一番拷贝粘贴的功夫,最后完成了这部《易经》。
  那么,这位编著者能不能查到呢?
  郭沫若说他查到了,这个人就是馯臂子弓。
  馯臂子弓,这个名字很古怪吧?不过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复姓。他姓“馯”(这个字既读“千”,也读“汉”),名“臂”,字“子弓”。
  《汉书》里叫他馯臂子弓,《史记》里叫他馯臂子弘,郭沫若认为“弘”是“肱”的笔误,姓“馯”,名“臂”,字“子肱”,名和字的意思是呼应的,这很合乎古人的习惯。大家都该记得郭靖给杨过起的名字吧,姓杨,名过,字改之,“过”和“改之”就是意思的呼应,表示“过而能改”。不过我总怀疑郭靖那个老粗起不出这么有水平的名字。
  
  图34-《今文周易演义》 '明'徐师曾撰 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二年董汉策刻本-1
  图35-《今文周易演义》 '明'徐师曾撰 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二年董汉策刻本-2
  
  传统上认为,《周易》的学问从孔子完成《易传》之后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有说馯臂子弓是第三代传人的,也有说他是第四代。可是郭沫若却说,馯臂子弓既不是第三代传人,也不是第四代传人,《周易》里的《易经》部分根本就是这小子编著的,他才是货真价实的第一代!
  奇怪吧,创始人怎么倒成了传人了?
  这不难理解。好比我去推销一种包治百病的新药,如果老实介绍:“这药是我们内蒙某某旗卫生所的大夫精心研制的”,你听着可能就会眉头一皱:“哦,蒙古大夫?!”
  我还是改口的好,我会说这药的研制者是纽约医疗中心爱德华·李博士的专利,而这位爱德华·李博士是位华裔科学家,他爷爷是李时珍,他外公是孙思邈。
  ——馯臂子弓的遭遇正是如此这般,虽然他确实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生的成果最后变成了导师的,这也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吧?
  
  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易经》的创始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那《易传》的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孔子了。
  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易传》里不是有那么多的“子曰”吗?方才胡适不是还引了《系辞》里孔子的话吗?郭沫若说:这都是《易传》作者为了掩人耳目,其实“子曰”难道一定就是“孔子曰”吗?不一定的,很可能不是“自己曰”就是“荀子曰”呢。
  荀子是先秦时代最后的一位儒家大师,此人学养深厚,思辨能力极强,还教出了李斯和韩非这两个很不儒家的著名学生。
  荀子是赵国人,后来到南方的楚国发展,老板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有个简称“申”,就是从春申君这儿来的)。荀子没赶上好时候,他的时代正是秦灭六国如火如荼的当口,而且,很可能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荀子如果遥想当年,儒门之中,祖师爷孔子虽然一生都无法施展政治理想,但好歹也能周游列国,讲学授课,传播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一般也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的后学们,子夏讲学西河,作了魏文侯的老师,声誉极隆;曾子在鲁国的时候,鲁缪公简直拿他当爹当妈似的伺候,可人家曾子还挺挑理;孟子也不得了,一开路就带着一大帮研究生一起,浩浩荡荡一个车队,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整个儿一群蝗虫,最可恨的是,他拿着韦尔奇的薪水还不知足,一辈子到处跑,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唉,唉,唉,可到了荀子这里,前辈们的所谓苦难都变得比蜜还甜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讲,再没有什么能比生活在专制时代更加不幸了。荀子悲凉地看了看四周,全国上下忽然变得只有一个秦始皇思想了,人民群众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为了维护秦始皇思想的权威性、绝对性和惟一性,开始出现了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
  中国人都知道“焚书坑儒”,“焚书”消灭了出版自由,“坑儒”消灭了——
  得为秦始皇说句公道话,其实“坑儒”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坑杀儒家知识分子,是对全国的知识分子们起到杀一儆百作用的残酷大屠杀。“坑儒”所坑的“儒”其实并非儒家人物,而都是些方士,也就是神棍一类的人,而且秦始皇是具体针对这批神棍来“坑”的,并没有要扩大打击面或者剿灭一切反动知识分子的意图。
  所以,虽然“焚书坑儒”是一直连在一起说的,但性质大不一样,“焚书”是全国性的政治行为,意在愚民,而“坑儒”则是一个小范围的具体行动,端掉了一个以神棍为主要成分的反动团伙。
  天下一统了,秦帝国需要稳定。对老百姓来讲,国家让你往东,你就别想往西;国家让你打狗,你就别去骂鸡。每个老百姓都不是有独立思想的独立个人,而是秦帝国国家大机器里的一个小小零件。
  对于零件来讲,最好多干活儿,少读书,手脚要勤,大脑要懒,这才是好零件,好国民。
  在焚书令之后,好国民只有三种书可看:医书、算命书、种树书。
  大家先想想南宋大英雄、大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词,词中有很著名的一句是:“且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这里的“种树书”是个很高明的修辞,如果你不知道它另有出处,单从字面上理解,也能够正确理解作者的意思,但如果你知道了“种树书”可能是藏着用典的意思的,那你就更能体会到辛弃疾当时愤懑的心境了。
  恰恰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荀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那些荀门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早在周厉王时代,大贵族召公就能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至理名言,而其实,钳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言论倒并不是一定就钳制不住的,只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罢了,而且需要统治者具有极大的权力。
  在周代,政治体制主要还是封建制,封建制表现为贵族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专制,一国之君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贵族们对国君不满意的时候甚至可以联合起来赶走国君,赶走周厉王的那场“国人暴动”就属于这种性质。所以,对于那时候的一般统治者来说,“防民之口”确实“甚于防川”。
  可历史一进入秦朝,封建体制就转变为专制体制了,诸侯自治也变为中央集权了,皇权开始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所以“防民之口”也就相应地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于是,秦政府以重法钳制出版著述,更严厉的是,还不许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扎堆聊天的,如果有的话,放在秦朝,这个习惯会害你掉脑袋。
  这些政策对普通百姓倒也没什么,反正吃饭睡觉呗,就算让读书还不识字呢,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简直就如同阻挠西门庆去勾引潘金莲,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不可忍,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有人可能会说:“嗯,遇到难题的时候不都是占个卜、算个卦么,现在也一样做呗。”
  可再灵的乌龟、再神的蓍草,也抗拒不了专制皇权啊。所以,办法就只剩一个了。
  
  还记得我在《孟子他说》里介绍过清代文字狱盛行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去搞考据学了么?高手即便在寻章摘句这样的枯燥工作中也能够发现机会传播思想,不动声色地颠覆着主流观念。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
  ——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
  秦始皇把自己叫做“始皇帝”,自己的子孙就“二世”、“三世”这么往下一直叫,直到“万世”。可《易传》传达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寒过后是暑,暑过后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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