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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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这太复杂了!”
她向我转过身来。
“磁带录到哪里了?还剩多少?她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你给我一点酒。”
她对女大学生说:
“这场谈话,你可以把它叫做‘谁在说?’”
接着,她又对我说:
“今晚,我们是不是做番茄酱?”
这次谈话是1982年7月24日录下来的。
就同一主题重复进行漫长的谈话时,玛格丽特往往会建议录下来。
“让它失去这也太傻了。有时,我还是挺有才气的。”
她不时地对我说:
“瞧,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不会忘记。”
她给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干,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为止。”
女友杜拉斯(33)
“你还是不要去《Apostrophes1》。”
玛格丽特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开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经戒酒了。戒酒使她对某些东西更加不能够容忍。她第二次接受医生们的建议,她被诊断得了肝硬化。但她讨厌自己戒酒,就像讨厌所有俯首帖耳的行为一样。
“你不要向这种庸俗的东西低头。我不拒绝拍照,但我拒绝在电视这垃圾桶一样的东西上露面。”
玛格丽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说,作家怎么要亲自去扞卫自己的作品?作家对此应感到耻辱。不过,应邀为我的新书《大纪实》参加这个文学节目,我还是挺高兴的。她没有跟我谈我的书,或者说我不记得她跟我谈过。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儿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见过布朗肖、贝克特、格拉克吗?”
“这种等级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几?”
“啊,对。”
这个节目是为我的书促销的,甚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她也觉得不光彩。
“读者应该独自寻找自己的阅读之路。”
“我叔叔会说同样的话,但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她不想再听什么,我几乎带着羞耻走向贝尔纳·毕沃的镜头前。
节目播出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还可以,你没有失去尊严。”
我期望有更详细的评论,但她却啰嗦起气候和冬天的寒冷来。
“树变得光秃秃了:我喜欢这个一览无余的季节的透明。”
一个透明的季节,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对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视。我只问她这一点: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欢她,因为这个一览无余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变得崇高一样。从个别到一般,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而且,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变化。
她让在水塘边钓鱼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愿他已经淹死。她产生了淹死他的念头。应该救他吗?收留他?让他灰心丧气?那天结束的时候,她对这个被淹死的孩子已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场景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女友杜拉斯(34)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中间朝花园的那个房间的大桌子边上,显得很小,刚好看得见她的头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么东西?”
她说得很大声,但又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作家,就是殡仪员……总是记录着死亡。”
另一天,她叹息道:
“我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说:
“你知道契诃夫是怎么说的吗?必须写一些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只写这些东西:严肃而永恒的。这不是挺可爱吗?”
或者,她想起在纽约喝过的一种橙汁:
“那是全美国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习惯她那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夸张用语和她的那些副词:“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无可辩驳地”、“无可救药地”、“严厉地”、“最终地”等,这些词音节长,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种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从特鲁维尔打电话来。那年夏天,她在那儿替《解放报》写专栏文章。我觉得她激动而不安。波兰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无法跟任何人谈一谈。你知道,有一万七千人罢工,现在可能有三万了。你有消息吗?”
我知道得一点也不比电话信息台的那个男职员多。玛格丽特刚打电话问他波兰航班的号码。
“那个职员不知道……”大家想分享这一快乐。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格但斯克的快乐了,因为这种快乐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离开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的开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马歇1在莫斯科了。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说,他们完了。你明白吗?”
“我们可以去格但斯克吗?”
“没有航班了。”
我提出动身,这个建议使她感到很高兴。她不再责备我,甚至还倾诉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独来。
“假如有种政治解决办法,能缓和国际局势,减轻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写作。”
她说,世界的政治形势对她来说永远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这种快乐,我今晚无法向任何人讲述,我无法写作。”
电话谈话持续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怎么能是左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录了下来,说,科技进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缩。
“我没有背上极权思想的包袱。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已经不够了。”
她写道:“左倾,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知识,是一种流放,是听别人说话,是不承认任何首领,是认识不公正、拒绝和侮辱,是没法不这样做。”
我就处于这种没法不这样做的境地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种有时让人后悔的偏执。
玛格丽特高兴地原谅我们:
“你知道,后悔属于某一阶级,别的阶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后悔。”
她越来越经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倾比自称有信仰的右倾更少失去上帝。”
“那个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圣的善良。”玛格丽特说。她刚遇到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我想起了她对另一个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间谈些什么呢?多尔托说得比杜拉斯更多。
女友杜拉斯(35)
在特鲁维尔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圣诞节前后,我们在诺弗勒见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见酒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她伸出手所抓住的这个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镯、戒指或连着厚皮表带的手表一样,与她形影不离。我还看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起初我还以为是乌塔的伙伴。长久以来,乌塔众多的朋友老在这狭长屋子的这头或那头出现。对我来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有时偷偷摸摸,有时乱跑乱闯,成了这对母子忠实的卫士。玛格丽特称他们为“乌塔帮”,但很亲热地接待他们。他们当中有杰洛姆、让-马克、让…米歇尔、艾尔韦、阿莱克斯以及另外一些来来往往、在节日之夜出现的人。
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玛格丽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像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扬。”
我明白了,他不属于乌塔帮。
她在特鲁维尔没有跟我说过扬要来,甚至以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给她写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学生。我对那个八月底的夜晚尚一无所知,她把他请到她位于黑岩公寓的家中,要他带酒来。极具诱惑力的来访,极具诱惑力的酒。我对我将得知并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女友杜拉斯(36)
今天,全世界所有对玛格丽特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这段爱情。最好的是通过她的作品,最差的通过热衷于丑闻的传媒。
但愿爱情就是丑闻,这不是让玛格丽特不高兴。这甚至是她的“信条”。不过,但愿年龄——这个年轻的男人和玛格丽特几乎相差40岁——是这个丑闻令人兴奋的原因。那样的话,他们双方在现实与幻想中深深地体验了15年的这段微妙而复杂的感情,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
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饭桌边当面对他说:“扬,你什么都不是。”
扬毫无怨言地忍受玛格丽特的任性和专横,这本来会让人感到怜悯或让人瞧不起。但他的小心谨慎,他在此事上的细心,使他歪打正着,更给人以好感,露面更多。
他自信而平静,不虚伪,不招摇。当玛格丽特冷得发抖时,他便把披风披在她肩上;当晚会结束,她走路蹒跚不稳时,他便去扶她;当她弯不下腰的时候,他便替她系鞋带。他是个骑士,为人服务,却不奴颜婢膝。他在她身边所占的位置,人们觉得由于种种深层的原因很适合于他。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玛格丽特。她会产生一种极为隐蔽的失望。
玛格丽特和我不公开各自的爱情秘密。正如扬出现在诺弗勒之前,她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们相遇的故事一样,我也没有预先告诉她马居斯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好像孤独的限期到头了,玛格丽特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样子。她总觉得例外是极正常的。
马居斯只受过一次批评:“法官,那又怎么样?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四个人满足于互相观察。几个月后,友谊加深了,我们一起去罗马。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卡罗琳娜和乌塔。他们的调情使我们觉得很有趣。
在罗马,玛格丽特受到了一群又一群女人的欢迎,新闻记者们也对她大加赞扬。这种成功使她忘了一切疲劳。她大量喝酒,每天晚上只睡三个小时,我像她一样失眠,很难跟着她在晚会上呆得那么晚。我都站不稳了。确切地说,我每天数次直挺挺地躺在罗马的人行道上。她嘲笑我,也嘲笑自己:“荣誉,那是什么鬼把戏啊!《广岛之恋》上映之后我就获得了荣誉,请注意,这有时也挺管用。”
法国大使馆请她单独去喝茶,她把我们全带上了:“我喜欢带谁就带谁。”结果我们五六个人提着大小塑料袋到了法尔内斯宫,塑料袋里装满了我们刚买的拖鞋。她高兴坏了:“我们真像是乡下人。”
文化参赞来了,对她说大使夫人要接见她。她准备离开,因为等她的不是大使。参赞不得不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说大使不在。于是,她同意前往。她矮矮小小的,却很高傲,后面跟着那帮吵吵嚷嚷的人,来到法尔内斯宫的圆拱门下。
吃点心没有延续多久。她拒绝茶和橘子水。她对惊呆了的膳食总管说:“您不如来点红酒。”谈话很不热烈。大使夫人不知所措,便求助于卡拉瓦乔1,并像个守夜者一样,一言不发地展示着柯勒乔2的画。
当我们出来时,玛格丽特高兴坏了:“啊,那杯红酒,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