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逐鹿人物正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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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邯是从腐败垂死的秦朝统治集团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他在秦王朝濒临覆灭的危急情况下，率领一批由刑徒奴子乌合而成的军队，凭借自己的智谋才能和秦人的勇战精神，竟然取得了巨鹿决战之前一系列人们不能预料到的军事胜利。这些军事胜利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一是攻破周文之军，消除了叛军对咸阳的威胁，直接保卫了秦都的安全。二是分化瓦解了关外的军队。如陈胜的助手吴广监诸将西攻荥阳，部将田臧顾虑在迎击章邯军队的作战方针上难于意见统一，竟假传陈胜命令杀害了吴广，逼取了楚令尹之印和上将之职。陈胜派出的攻秦的武臣、周市等将领，因惧于秦军力量，竟放弃西进，向北攻掠，自立赵、魏等王国，分散了义军的目标和力量。秦军围困巨鹿城时，许多救赵的军队不敢上前应战，他们各怀鬼胎，致使赵国的立国将相陈馀与张耳反目为仇；楚怀王所派援军中的次将项羽斩杀了上将军宋义等。三是章邯军队的东进有效地打击了楚军的有生力量。如定陶之战中击溃项梁之军，尤其是陈地交战的胜利导致陈胜被杀，使关东军队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沦为各自为政的散乱局面。章邯进军的胜利，改变了秦王朝的危局，一时扭转了王朝的军事被动局势，如果这种胜利持续下去，章邯大概可以力挽王朝既倒之狂澜。
前207年的巨鹿之战是章邯军事生涯和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他所以在战后不久投降了项羽，军事失利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秦王朝政治上的腐败。赵高当政的王朝对这位效命沙场的功臣没有抚慰和鼓励，只有督责意义上的责备，入京请事的长史非但奏事无门，反而沦落到性命难保的险地，他们得不到朝廷丝毫信任，正如司马欣向章邯分析所说： “赵高用事于朝中，外面的人不可能有作为。如果作战取胜，赵高必定嫉妒我们的功劳；战斗不能取胜，免不了一死。”赵将陈馀也向章邯分析说： “将军居外久，内多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章邯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性命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与项羽军队相持，心理上早已失去了战胜的勇气，军事失利当是自然的结果。他在殷墟约降立盟时面对项羽痛哭流涕，诉说朝廷奸臣当道之事。可见不得朝廷信任正是他在战场上难以释怀的块垒，是他全军降楚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军事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服务于政治并且受政治状况的制约。秦朝的军事出击，在章邯的率领下确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军事胜利扭转不了腐败的政治，反而要受后者的制约和牵累，这就决定了章邯的军事胜利只能是暂时的，而失败的结局却是必然的。
章邯降楚，从秦王朝的沉船上潜离逃生，但却导至了另外一种不幸的结局。他所率领的几十万军队中大部分官兵出身关中，他们当年曾对来关中服徭役或守边的关外官兵多有不恭之处，现在做了降兵，关外各路官兵乘机报复，随便侮辱折磨他们。军队到了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时，秦军官兵私下议论说： “章将军骗我们投降诸侯，如能入关破秦则好，如果不能，诸侯军俘虏我们去东方，秦国肯定会杀尽我们的父母妻子。”项羽听到了这些议论，认为秦军官兵人数很多，内心不服，入关后不听指挥，将会非常危险。于是布置手下人连夜行动，将秦军二十多万人坑杀，与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高级将领入关。三人于前206年分别被项羽封为雍王、塞王和翟王，置三秦之地（今陕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与刘邦的汉王等十五王同时受封。雍王章邯领咸阳以西之地，以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为都。
项羽封章邯等三人于关中，实是要他们堵截刘邦自汉中（今陕西秦岭西部以南之地）出兵的道路。章邯等人原是秦将，熟悉关中的风土人情及地理，本是极好的人选，但由于他们起先率关中子弟出关作战，其间士兵伤亡极多，降楚后二十万士卒被项羽坑杀，惟独他们三人受到项羽保护，入关为王。秦民因而对他们毫不信任，甚而迁怒和怨恨他们。正如韩信对刘邦分析的那样： “秦父兄怨此三人，恨入骨髓。”这反倒成为刘邦兵出汉中的良好条件和重要原因。
前206年冬，刘邦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的战略方针，佯修褒斜（今汉中褒河至陕西眉县西南斜峪）栈道，调动章邯主力前来堵击，汉兵主力则从陈仓道出兵，攻下大散关（今宝鸡市南大散岭上），在秦岭以北的陈仓、好畤（今陕西凤翔东）连续击败章邯，章邯退守废丘。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兵败后退至关中，引水灌废丘，章邯自杀。
章邯是秦王朝末期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想凭自己战胜攻取的作战才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秦王朝的覆灭是由它和民众的尖锐对立以及自身的政治腐败促成的，章邯的军事胜利改变不了王朝的政治态势，那么他就只能延缓，而不能挽救王朝的灭亡。章邯的个人结局如何无疑带有偶然性，他被天下政治狂澜所覆没却是必然的。 楚汉逐鹿人物正解说 作者：李明华第一部分：失道 秦失其鹿 子婴： 虽有清明气象 河决不可复壅
秦王朝的政治统治在赵高专权时期到了混乱不堪、无法收拾的地步。陈胜义军揭竿而起，天下反叛的烈火在熊熊燃烧，王朝统治面临灭顶之灾。前207年，丞相赵高恐怕二世胡亥追究自己的责任，恶人先下手，派人将胡亥攻杀于望夷宫（今陕西省泾阳县东北）。赵高本想自立为帝，一是百官大臣不服从，二是殿堂几次几乎倒塌，他认为不祥，于是立胡亥的侄儿子婴为君。因为当时关东六国均已反叛，秦国能管辖的地域很小，于是取掉君主皇帝的尊号，复称秦王。
秦王子婴的头脑始终是清楚的。他接到赵高让自己斋戒后在宗庙中拜祖先、会群臣、受玉玺的通知后，立即与两个儿子作了商量，得出的结论是： “赵高杀掉二世，恐群臣诛讨，乃假装行义立我为王。”在情况并不十分明确的形势下，子婴甚至把局势估计得十分严重，他认为赵高让他斋戒庙见，是要在庙中杀掉自己，于是商量策划了诛杀赵高的计划。
跪射弩兵俑子婴接到庙见群臣的通知后声称自己生病，并不前往，赵高派了几批人前来相请，都没有请来，赵高遂亲自前来相请，以宗庙大事为由，劝子婴前行，却被事先藏于密室中的宦者韩谈及子婴的儿子杀死。子婴下令灭赵高三族，并在咸阳示众。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刘邦率军队攻破武关已至霸上（今西安市东），派人对子婴劝降。子婴权衡了天下形势，深深地认识到秦朝的灭亡已无法避免，于是他用绶带系着颈项，乘坐白车白马，作出知罪的姿态，在一个叫“轵道”的亭旁将君王符玺献给刘邦。
从子婴接受王位和投降楚军的情形看，他是一位善于以低姿态处世，能够放弃政治欲求，具有较强生存技巧的人物。赵高曾唆使二世胡亥大肆诛杀皇亲贵族，子婴当时能侥幸免祸，这一条可能是极重要的原因。
子婴以无欲示外，其实是一位十分关心政治且有见地的人物。当年胡亥信赵高之言欲诛杀蒙恬、蒙毅兄弟，子婴面见胡亥，向他讲述了战国时赵王迁、燕王喜和齐王建杀忠任奸，导致国灭身亡的例子，劝谏胡亥说： “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将会导致群臣猜疑，将士离心。”他的观点鲜明，认识切中要害，可惜胡亥没有听进这些意见。赵高杀掉胡亥后曾与刘邦秘密联络，子婴不久即告诉两个儿子： “我听说赵高与楚有约，灭秦宗室而称王关中。”他密切注视着朝廷的政治动向，信息渠道也极灵通，这均是他政治敏锐性的表现。
在被立为秦王的个人命运转折时刻，子婴能清醒地看到赵高的险恶用心，从最坏处盘算不明确的情况，在朝中毫无个人势力的情况下仅凭身边数人，用引奸入室的机智方法，轻易地除掉了朝中权高势盛、为非作歹的恶魔，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时稳定了局面，这是极不容易的，子婴的才能可见一斑。
子婴为王时，秦王朝的大厦已经倾倒，无论他有多么高超的政治才能，已经来不及挽救王朝的灭亡。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 “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司马迁也是赞同此议的。然而东汉时的班固则充分肯定了子婴的贤能功绩，认为子婴为君时秦王朝已是“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因此出降是明智的。这是一种不带偏见，颇有见地的认识。
子婴投降刘邦后月余，项羽率诸侯军队到达关中，他听刘邦手下司马曹无双送来情报说： “刘邦欲在关中称王，安排子婴为相国。”项羽闻之大怒，准备以武力粉碎刘邦的计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在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一山坡名）宴上放掉了刘邦，不久却杀死了子婴和秦朝众皇族，烧毁了咸阳全部宫室，将财宝和宫女与诸侯瓜分，分封十八诸侯王后西返。子婴因为先降刘邦而被项羽猜忌，在楚汉分争的序幕尚未拉开时就殉命咸阳。作为一名末代君主，他得位于破轮沉没之时，虽有顶风舵航之才质，但难挽败亡之局。他在诸侯入关时身遭杀戮，实际上是殉命于灭亡了的王朝，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楚汉逐鹿人物正解说 作者：李明华第二部分：谋道 天下共逐之 关于秦朝覆亡的议论
秦王朝以武力灭掉六国，创立了幅员辽阔的一统江山，建国改制，睨视四方，重塑天下，最高当权者个人意志无限伸张，在享受到无限的尊荣时，以为自己的铁铸江山可以自此开始，传至万代而无穷。但现实和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巍巍帝国在垅上耕夫的振臂一呼中顷刻崩溃，社稷胤脉二世而绝。
预料中的万世江山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三年，表面上强大的帝国本质上极其虚弱。这些巨大反差的形成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
秦王朝建立之时面临与六国贵族的矛盾，与天下民众的矛盾，以及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王朝的最高当权人毫无仁政意识。他们贪图于个人独享天下的目的，为了个人意志的无限伸张，选择了一种权力独揽的专制性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拒绝和本集团内部各政治势力的权力分享，最终把可以争取利用的士人阶层，以及其他皇族枝叶逼迫到了不愿合作，冷眼旁观的地步。最高当权人真正成了与天下为敌的匹夫。胡亥继位后，为维持自己非合法得到的权力而大肆诛戮朝臣，其后又大行“督责之术”，把本来还想维护王朝统治的皇族亲贵更是逼到了叛离与对抗的地步。王朝大厦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力量，自然经受不了任何程度的急风骤雨。
以暴力征服天下的秦王朝在经营天下中仍然崇拜暴力，他们沿用战争年代的方式，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他们不顾多年战乱后民众急需休养生息的需要，为了个人的享受而大兴建设工程，穷极民力，压榨百姓，把无数民众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嬴政死后秦王朝面临着一次治政方式重新选择和调整的机遇，但继位的胡亥继续了暴虐的方式，并且变本加厉，终于激反了失去求生希望的民众。正是王朝的统治者为自己呼唤出了遍地的掘墓人。
集权制的专制统治是不受监督、无所制约的权力独占，政权操作因而具有非公开化、不透明的特点，这是权力独占的必然要求。这样的操作方式固然保证了政治权力不为他人所分割和分享，保证了执政者个人意志的最大伸张，然而也极易出现被奸人利用，以售其奸的空隙，尤其是在皇权交接可能发生的“权力真空”期。秦王朝的赫赫统治震慑万民，威及四方，但在嬴政丧命沙丘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操纵权绝对地落在了一位宫中宦竖手中，百官大臣不曾丝毫知情。当中车府令赵高按照自己的好恶废置嗣裔，安排后事和朝政之后，大臣们除了认可既成事实，听任摆布与宰割外，已没有其他的选择。恰好赵高是一位满腹险机、诡诈无行的孽物，按照他的意志去处事和治政，王朝迅速 走到了腐败和虚弱的极点。
秦王朝崛起于西部偏远之地，以武力征服关外诸国，始终没有形成自己更为优胜的文化形态，缺少文化理念的军事帝国固然不乏强大，但难以在广阔的大地上扎下根系，缺乏被认同和支持的社会基础。建国不久又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以政治暴力手段对付不相认同的文化现象，表明了他们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拒绝和不引前鉴、我行我素的狂妄心态。历史的发展总有自身的惯性，这种惯性会体现在人们对某种固有文化的认同上。秦王朝要改制兴国，不是采取对该文化兼收并蓄，力求超越的文化建设方针，以此引导人们转变为新的文化认同，而是对人们原已认同的文化采取仇视和消灭态度，并对主要负载该文化的读书人采取暴力坑杀的方针。他们以为消除了历史文化，就可以中止历史发展的惯性，就可以按自己的政治意志重建社会，殊不知，暴力可以焚毁典籍，却难以消灭文化。任何较优越的文化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复杂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定程度的体认，要武断地消除这种文化，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对立的境地。秦王朝正是这样荒唐处事而不自知的行险者。
恶劣的制度无法防止恶劣之人的恣意妄为，恶劣之人在无所制约的制度空隙中诡谲钻营，惑乱朝政，制度的恶劣和人的恶劣相加恶性更强，必然把新起的王朝推向崩溃。纵有敢于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有愿意扭转航程的舵手，终于不能避免大厦倒倾，轮船破沉。这就是秦王朝必然的命运。
秦王朝的覆亡表明了暴力治政的虚弱和荒唐，启发后来欲有作为的政治家看重民心，关注民情，珍视民力，它给历史留下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