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下的粉红三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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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言不发走到了我们队列的末尾。
牧师微微点了点头，用虚弱的声音说：“主，感谢你……看来我
的时辰到了。”
晚上列队时，我们仍然抬着他，但这时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四月的一天，我被点名份配到另一个采石场劳动。起初我感到非
常兴奋，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艰苦环境，但一到新
的采石场，我的兴奋感顿时消失。除了同样艰苦的劳动外，这里还是
纳粹士兵练靶的场所。士兵们似乎更有兴趣把我们这些囚犯当靶子，
尤其是犹太人和同性恋囚犯，那更是死有余辜。我们在来回运送土料
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成为枪弹的活靶子。我每天都看到几个
同伴因为受枪击致死，受伤的则更多。
过了两天，一位由普通刑事犯担任的管头向我提出一项交易：如
果我愿意做他的“床奴”，满足他的性欲，他就可以设法让我免受枪
弹的袭击，并可以把轻松的活分配给我，另外还可以多给我食品。
我没多加思索就同意了这项交易。在这种危难万重的环境下，生
存成了我的首要考虑。
●弗罗森伯格集中营
不久我随同一百名囚犯被遣送到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弗罗森伯格集
中营。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样艰苦。集
中营里的管头都由普通刑事犯担任。一位管头瞄上了我，我从此成了
他的“床奴”。我对别人闭口不谈这段私情，管头因此对我很满意。
在狱中他一直对我有所照顾，成了我的保护伞，曾大约十次把我从死
亡线上救回，并且分配给我最轻的活干──定时清点囚服并负责洗涤，
我至今仍对他深怀感激。
有人告诉我，负责我们这排囚房的军士很严厉，动辄就处罚人，
而且从来没有好脸色。在我们到达时，他想记录我们每人的入狱原因。
当点到我的名字时，他抬头看了我一下。我们两人的目光相视时，我
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从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
我经常感觉到他注视着我。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忘了脱帽，一名卫兵狠
踢了我一下，军士对他呵斥道：“你放了他！”
当下士低声下气地离开时，我看到军士表情严肃地注视着我，然
后转身进了办公室。从那以后我仍然看到他老是偷偷地望着我。虽然
我从来没与其他囚犯谈起他的这些举止，但我心里明白他与我们这些
戴粉红三角的囚犯是同一类人。虽然他试图用刑罚来掩饰自己的心向，
但每当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遭打时，他总是不想在场。后来听说他志
愿去了俄国战场，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弗罗森伯格集中营的囚犯全部在采石场劳动。除了艰苦的劳作以
外，囚犯们还成为纳粹士兵们“消遣品”。集中营铁丝网之前五英尺
距离规定为卫兵的射程，哪位囚犯走入了这五英尺之内就被会看作企
图越狱而被击毙。每击毙一名犯人，卫兵可以得到三天休假，因此他
们更是想方设法让犯人走近铁丝网。有一回卫兵揪住一名带粉红三角
的同性恋囚犯，把后者的帽子扔到铁丝网前，强迫他去拣。这位囚犯
知道走向那里会引来的后果，所以坚决不动步，于是卫兵用枪托和皮
靴把他一步步逼入射程内，然后开枪打死了他。当那位囚犯在铁丝网
前瘫倒时，在守望塔上的士兵鼓掌喝彩起来。
集中营里最常见的惩罚是“骑马”。所谓的“马”就是一条凳子，
囚犯的身子伏在凳子上，手脚与凳脚相绑，动弹不得，然后接受鞭子
或棍子的抽打。每打一下，囚犯必须报数，如果报错了数，那么就要
重新接受抽打。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一位来自捷克的３５岁的歌唱家。有一次
他被捆绑在“马”上，准备接受刑罚。我们这些囚犯也必须在场旁观。
有一位下士因为抽打极狠而出名，而他又最痛恨佩戴粉红三角的
囚犯。当他第一鞭抽下去的时候，那位捷克人的皮肉就绽开了花，鲜
血直往下滴。他痛苦地高声嘶叫起来，但由于报错了数而受到了加倍
惩罚。我看到每一鞭下去，他皮肉的裂痕就有一厘米宽，但那位下士
似乎越打越起劲。
我不忍观看这幅惨象，于是就把目光稍稍移往到别处。这时我看
到在场的一位指挥官正把右手插在裤袋里面，一起一伏地蠕动，分明
在隐隐地手淫。每当皮鞭落下，囚犯叫喊起来时，他的眼里就冒出一
阵兴奋。看来这种折磨带给他很大的快感。当他得到满足后，就转身
走开了。
我曾经目睹过至少三十场这样的刑罚，而每次那位指挥官总是在
场，让下属执鞭，自己则把手伸入裤内做取乐。
●吉普赛管头
集中营里时而会有一些外国或国际组织来访。为了装点门面，集
中营的总指挥计划让囚犯成立一个乐队。同性恋囚犯中有一些人原来
是音乐工作者，因此就被挑选进了乐队。那位捷克人虽然好久没有歌
唱，但经过几次练声，嗓音已经有所恢复，可以登台演出了。
有一次我们在指挥官和士兵面前表演莫里克的轻歌剧《学生乞丐》
中的唱段。当捷克人刚唱出“那波兰姑娘真漂亮……”，指挥官马上
打断了他：“我们已经征服了波兰，不许歌颂被征服国家的人，只有
德国女人才是美丽动人的！”
每当瑞典和芬兰的红十字会来访时，我们就必须在空地上演奏轻
快的曲子，但来访者只能从远处的守望台上看着我们，他们从来不会
被带往犹太人的囚房，因为纳粹不想让他们看到犹太人被活活饿死的
惨象。
不久我的管头情人被调往了另一厢囚房，我与他也必须分手，但
此时我已经对他有所依恋。他走后，另外三名管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我最后被一位匈牙利吉普赛囚犯所拥有。
这位吉普赛人大约三十岁，身材高挑，长相英俊，而且保养得很
好。相处了几天后，他就开始为我神魂颠倒，并竭力满足我的一切要
求。
由于新来的囚犯都必须受淋浴，因此当他们脱下衣服后，纳粹卫
兵就试图从囚犯的衣服里找出一些缝在布内的钱或珠宝等物。由于怕
上司看见，他们总是很匆匆地搜完了事。管头们则跟着进行第二轮搜
刮，而且也往往会有所获得。他们把获取的钱财与我的吉普赛管头作
交易，获得一些诸如面包和香烟等物，他的这些门道连纳粹士兵都略
有所知，并且会对他有所要求，因此他在集中营还有一些地位。
１９４１年２月底的一天，我透过工作间的窗子看到一辆警车停
在集中营门前。在几名卫兵的护送下，一位纳粹军官和一名打扮入时
的小姐从车里走了出来。我开始以为他们是来视察集中营的，但马上
看到两人分别被关入了为“显贵”囚犯所设的单人囚室。后来我得知，
那位“小姐”原来是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而那位男士则是名刚从前
线回来休假的军官。他们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互相亲热时被党卫军抓获。
根据党卫军首领席姆勒的专门指示，他俩不经审判就关入集中营，并
不得与其他犯人接触。
吉普赛管头对那位“小姐”所戴的珠宝甚感兴趣，他们之间似乎
颇有一些交易。虽然“小姐”的父亲经常寄钱来，使他免受饥饿之苦，
但终日被关在单人囚室，不得与人交流，这本身就是莫大的折磨。后
来集中营于１９４５年被解放时，我听说他俩在混乱中换上了平民的
服装而逃跑掉了。
●“灰尘包”指挥官
集中营换了位指挥官。新来的这位几乎没有什么教养，但却有一
样嗜好，即每天来我们的囚房检查，看看各处有没有灰尘。他甚至会
趴在地上，钻入我们的床底下来找寻灰尘。他几乎每次都能够得逞，
因此囚犯们遭罪不少，然而他也因此落了个“灰尘包”的外号，以至
连纳粹卫兵都知道了，并在背后开着他的玩笑。除此以外，他在点名
时，我们必须回答“我是屁精ＸＸＸＸ号”。他的这种“乡巴佬”式
的作风连一些卫兵都瞧不起他。
有一回有人向他告密说，掌管厨房的囚犯在私下煮烧食物，并把
食物卖给管头。“灰尘包”一听说这个，就开始密切注视厨房。有一
天晚上他果然在锅里发现了三十个饺子。次日他在巡视囚犯列队时气
急败坏地大叫大嚷，非要揪出是谁干的。总指挥官要求他出示那三十
个饺子，他于是奔到厨房，但此时锅里剩的却是三个同饺子一般大小
的石子。这下他因大伤脸面而恼羞成怒，但总指挥早就看他不入眼，
于是训斥他下回叫嚷前一定要出示证据。
“灰尘包”对此耿耿于怀。有一回我从工作间出来想伸伸腿，没
想到“灰尘包”正在往里走，我于是差点儿撞着他。他于是坚持说我
是故意想撞倒他。
我被反吊起来，准备接受刑鞭。这时我的前位管头情人正好经过。
看到这幅情形，脸上露出不快，急步走入卫兵的房间。不久就有人出
来，替我松了绑，并对我说：“这回算你拣了便宜，下回千万不要再
落入‘灰尘包’的手里。”我心里知道因为很多人有求于我的前位管
头情人，所以他给我解了围。
不久我的吉普赛情人和他的所属被派往沃斯堡的采石场劳动。为
了避免让我受“灰尘包”的欺凌，他四处运作，终于把我也带在身边。
采石场旁边有一个修道院，所有的军官士兵以及囚犯都在那里吃
饭。管头把我安排在厨房，帮助修女们准备饭餐。修女们对我们这些
囚犯都很友善。由于我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因此会吟唱不少
赞美诗，所以与她们很谈得来。我告诉了她们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
犹太人的苦难，同性恋囚犯所受的折磨，同是天主教徒的吉普赛人也
同样遭罪，等等。听着我的叙述，她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她们简直不
敢相信在第三帝国的堂皇之下，竟掩盖着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
那天中午，当囚犯们来到修道院吃中饭时，他们被带到了另一个
房间。当我们进入房间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本来只允许蹲着
用铁盆吃饭，但此时桌上放的却是洁白的桌布，晶亮的磁盘上画有金
色的图案，盘子旁放着洁净的银器。除了这些，桌上的花瓶里还插着
刚采来的鲜花。在烛光的映照下，房间里所有的一切辉煌得如同宫廷
里的婚宴。
修女们让我们坐下来，给我们端上了汤。经过了多年在集中里的
折磨，我们第一次吃到这样精美的饭菜。喝完汤后，端上来的是刚出
炉的面包与美味的烤肉，并伴有土豆泥与汤料。我们每人兴奋得象个
孩子，激动得双唇颤抖，不知如何表达对修女们的感激，只有眼泪簌
簌而下。
坐在隔壁房间里的纳粹军官与士兵全然不知道，我们这群囚犯现
在正在享受与他们一样精美的饭菜。但当我们吃到一半时，一位军士
突然进来。看到我们所受的善待，他感到非常吃惊与愤怒，命令修女
们不许再款待我们。从此我们被赶往厨房，拿着铁盆吃饭，但起码还
有可以坐在桌前。修女们对我们非常同情，总是给我们准备足够的饭
菜，有的还偷偷地把香烟塞给我们。那顿午餐很快在集中营的其它囚
房里传开了，我们甚至在以后的岁月里都对此抱有很深很美好的回忆。
●火刑
集中营里戴红色三角的政治犯负责管理电台，因此从他们那里我
们得知了一些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比如德国入侵苏联，以及其它各
地对德军的抵抗等。
１９４１年６月底的一天，我们被告知呆在囚房里，不许外出，
也不许向外望，违者将立即被击毙。开始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但到了晚上，大约一百多名的俄国战俘被押进了集中营，过不久
我们又听到了一阵枪声──那些俄国战俘都被枪毙了。
在以后的几天内，每天都有俄国战俘被带进来，当晚就受枪决。
尸体之多使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流过集中营的水溪。这条水溪流往当地
的一个湖泊，使湖泊的水也被染成了红色，在夏天散发出气味。居民
们通过市长向集中营抗议水源受到污染，指挥官于是采取了另一种方
法来处决战俘：俘虏被带到集中营火烧场旁边的一个等候室，然后命
令脱掉衣服接受体检。医生让一名说俄语的助手（从战俘里选出）解
释说要给他注射霍乱与痢疾的预防针。但真正注射到战俘身上的却是
氢气，这样马上使他们致死。战俘死后立刻被拖入隔壁的火烧场，那
里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以作最后的焚烧。
后来仍有战俘不断地被带进来。因为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已成了
公开的秘密，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我们关在囚房里。在这段时间里，我
看到被送往火烧场的尸体里不仅有俄国人，而且有乌克兰人、白俄罗
斯人和波兰人。
医生最后终于受不了主持这场“医学实验”，于是自愿申请去了
前线。那位说俄语的助手几次要求卸任，但总是只讨到一顿打，最后
他上吊自杀。
新来的医生杀招更绝，他索性往战俘身上注射空气，同样致使他
们死亡。为了驱使囚犯有效地运送和焚烧尸体，他们往往要被事先灌
以酒精。火与烟的熏灼会使一些战俘苏醒过来，他们呛着试图从火堆
里爬出，伸出手求救，但很快被重新丢入火里活活烧死。这一切都是
在纳粹卫兵的监督下进行，而他们却自称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
集中营里新来了一名军士，他残暴成性，对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
更是咬牙切齿。为了羞辱我们，每次点名他都要我们站得笔直；如果
哪位稍稍弯了下腰，他就会拿棍子狠抽囚犯的脸，很多人因此被打掉
了牙齿。当他得知我来自奥地利时，就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