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小言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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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以便向国人有所交代。这两件事的能否达到目的，以及即使达到目的后是否就可解决“中国事变”，姑且不论，但阿部的痴心未死，却是极为显明的事实。我们认为日本军部的前途，虽已日薄崦嵫；但如果说民治派已经在开始抬头，政党政治行将复兴，也未免估计得太早。阿部如能得到军部的继续支持，则仍能苟延残喘，未始不有其很大的可能。反过来说在现政府倾其全力对美的今日，政党方面表示此种不满内阁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淆惑美国视听的一种烟幕，使美国人以为日本民意已有自由表示的余地，军部独裁的局面将告段落，因之而缓和其对日的空气，也未可知。　
　　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已经根本走错了路，除非彻底改变其政策，则无论阿部内阁也好，什么内阁也好，其为无办法一也。　
　

无可奈何的解嘲
（1940年1月5日）　
　
　　汪精卫自从前年年底公然叛离中国国民政府之后，高喊和平，已历一年，成绩如何，有目共睹，无劳我们再为他表扬。日本方面虽然明知此人不足与为，无奈所谓“中国事件”牵延至今，解决希望，杳无端倪，于毫无办法之中，不能不想出一个不成其为办法的办法，一方面欺骗自己，一方面敷衍国人。尤其当阿部内阁不理众口，政党群起指摘的时候，不能不拼命设法把汪氏“拥戴”起来，以为挽救自身没落命运的一服续命汤。因此这两天来“汪政权”行将实现的传说，又颇为热闹起来。在我们看来，汪氏上台也好，不上台也好，左右是一个受日人播弄的木偶，不但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连自身的意志也已经丧失；这样的人，除了替中国人丢脸之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日人所谓以建立“新中央政权”来中止中日战事，并不是他们在做梦，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嘲。对于他们处境的困难，我们实不胜其同情，然而所以竟至于此者，却不能不归咎于他们政策的错误。　
　

费利浦遇刺案的幕后
（1940年1月11日）　
　
　　图谋加害工部局总裁费利浦氏的凶手，经伪市长傅某明白承认已由所谓“特别市政府”警察捕获后，日方却不允把他们交出，且否认有捕获凶犯之事，这除了表明日方有心庇护暴徒之外，实无其他理由可以解释。据昨天沪西方面消息，此次事件真相，实系汪派与伪市政府方面的一幕争权丑剧。在行凶者方面，以为这样一来，一则可以给租界当局来一次“下马威”；二则可以阻止租界与伪市府间谈判的进行，使傅某不安于位；三则还可以把犯罪的责任，嫁祸于他们所称的“重庆方面“。一举而三得，用心之狡，可谓无以复加。可惜不争气的“反共救国军”偏偏把自己人扣住。日方知道此事真相一经宣布，于他们的面子颇不好看，因此不惜自处于助恶的地位，而不愿将他们交出，殊不知欲盖弥彰，反而加深了他人的疑窦。现在此时既已逐渐明了，我们一方面除庆贺费利浦先生脱险，使暴徒不能售其奸计之外，更希望租界当局经此教训后，明白在日人卵翼下的此种败类匪徒，根本都是一丘之貉，不识法律秩序为何物。与此等人而言秩序治安，不啻与虎谋皮。我们始终以为除了将沪西罪恶渊薮作根本的清除之外，实未见有何改善现状的办法，一切谈判妥协之类，适足以自堕租界当局的身份而已。　
　

汪精卫不堪回首
（1940年1月12日）　
　
　　人可以为圣贤，亦可以为禽兽，相去之间，往往不过一念之差，而流芳遗臭，遂成定评。看到这两天日本阿部内阁无法维持的窘状，再想到汪精卫今后何以自处的问题，实在觉得有点代他难过。汪氏在少年时灵明未昧，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未尝不是一个热血磅礴的有为志士；自孙中山先生死后，历身显要，利禄之私，渐蔽良知，然国人震其位高望重，始终尊之为革命先进，行动虽有错误，也不忍过事诋诃，爱护不可谓不至。抗战初起，汪氏激昂奋发，曾不后人，而贰心之萌，已在囊时。自近卫声明一出，而狐狸尾巴，毕露无余；以堂堂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不惜降身以供日人利用。失足之后，江河日下，凡其所言所行，无不令人齿冷，这且不要去说他。如其果然日本人看他得起，想借重他的“大力”来结束目前战事，那倒也罢了。无奈他的主子根本不曾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怎样自吹自捧，而有日本军人在那里撑腰的南北两伪政权，始终对他抱敌视的态度，不但做不成头号傀儡，简直无法在傀儡群中插下一足去。此次阿部因鉴于各方对他的不满，无计可施，想竭力把汪氏捧起来，借图蒙蔽国人的耳目。汪氏受捧之下，得意忘形，居然签订卖身投靠契约，准备登场。谁知霹雳一声，日本军部却不以阿部这种敷衍办法为然，于是阿部不能不挂冠求去，而汪氏的上台，又成问题了。我们综观汪氏自抗战以来，由政府大员而成为国家叛徒，所依赖的不过是一个毫无实力的日本内阁，尚不能与梁王辈之有军人作靠山者可比，其自贬身价，一至于此，清夜自思，当亦有不堪回首之感乎？　
　

浅间丸事件
（1940年1月24日）　
　
　　日本对于英国一向认为是可欺的，不观乎美国对日态度，无论怎样强硬，日本始终只有逆来顺受，不敢开罪，但英国捉去了日轮上几个德国人，便惹起了日本的愤激，举国汹汹，大兴问罪之师，抗议之不足，且积极推动反英运动。我们不象日本外务省当局那样熟悉国际公法，不敢判定此事谁曲谁直，但如果以历来日方对英的侮辱事件比起来，这哪里又算得甚么！　
　　尤其可笑的，他们的报纸上居然还说此事是英美对日本的一种试探行动，我们实不知这与美国有何关涉，更何所用其“试探”？说一句诛心的话，日方无非因为拉拢美国失败，一肚子恼恨没处发泄，乃借此机会，小题大做，拣他们心目中认为可欺的英国出一口气罢了。　
　

无后者的心理
（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骂由人。也许他的叛国行为，就是此种自暴自弃心理的表现，然而在日人手里讨生活，其味果何如乎？　
　

食人肉者
（1940年2月15日）　
　
　　每天早晚走过爱多亚路，看见马路两旁伫立着的数百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待施发白饭的人们，辄兴不知今是何世之感。这两天米价煤球价，又涨到令人不能相信的高度，米价已超过五十大关，煤球竟高至六元多一担，当生活必需品成为奢侈品的时候，行见街头尽为菜色之人，而饿死者的数目也只有一天一天增加起来吧？据闻营米业煤球业的人去年无不利市三十倍，甚至有如某煤号获利一千七百余万的，举世皆瘦而我独肥，迹其行为，简直与食人肉无异。此辈绝无人心，我们殊不愿再对他们浪费口舌以作最后的劝告，惟望行政当局能以严峻的手段彻底清查此种危害市民合法生存的败类，处以应得的惩罚，同时各界人士，也当本嫉恶若仇之旨，随时检举，务使若辈知所敛迹，则数百万贫寒市民，也许还有一线的生路。　
　

斋藤隆夫的牢骚
（1940年2月24日）　
　
　　斋藤隆夫因为在议会中出言不慎，惹了一场没趣。这回他向《报知新闻》记者大发牢骚，说是宁愿剖腹，不愿辞职云云，态度铮铮，可谓“有种”。不过他说将在惩戒委员会中再度发表演说，殊不能不令人代他捏一把汗。这位斋藤先生似乎忘记了今日的日本议会已经是一座有名无实的空壳子，议员除了作军部的应声虫外，决无发表任何异议的余地。日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也许确为事实，但即使有之，在目前军人跋扈的空气中，也将窒息而死，倘非明哲保身地效法噤口的寒蝉，就有招致生命危险的可能。从这次一百零三亿巨大预算案在众院中毫无异议一致通过一事观之，可见军部借手斋藤，杀一儆百之计，已见成效。今后诸位议员先生们大可多打打瞌睡，大概军部老爷们不会见怪。而对于日本尚存期望的国外观察家们，也暂时可以不必希望“贤明分子抬头”了。　
　

英防军破获暴徒机关
（1940年2月28日）　
　
　　昨天沪西英防军破获某方暴徒巢窟，捕去暴徒十四名并搜获私藏军火一举，在目前法纪荡然的恶劣情形中，的确令人鼓掌称快。自从这次工部局与傀儡成立所谓“临时协定”以后，我们早已指出这决不是澄清现有局势的妥善办法。果然日方虽然宣传取缔沪西各赌窟，而“好莱坞”、“愚园”、“会乐宫”等声名狼藉的魔穴，依然特准“暂缓迁移”，照旧公开进行其杀人不见血的工作。即此一端，可概其余，工部局如果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日伪确有信义可言，那未免忠厚得太过火了。　
　　我们除了对于英防军的不畏强御，表示最大的敬意之外，尤盼工部局能看清事实，不再“与虎谋皮”，而以尽可能的强硬态度处置与日伪有关的事件，务使罪恶势力有不得不销声匿迹的一天，则上海全体良善市民，均将拜受其惠矣。　
　

如此开放！
（1940年3月3日）　
　
　　日方与工部局所缔结的《苏州河北区警权协定》成立了，大家以为期望已久的虹口开放，终于成为事实，似乎是一件天外飞来的喜讯。然而一考其实，恐怕谁都要怳然自失吧。本市英文《大美晚报》所载虹口大批华人，因日人“调查通行证”或“执行搜查工作”而被捕失踪，甚至于看戏出来，不问情由，便拖上卡车，听到了这种消息，真令人寒心。　
　　原来日人之应允交还苏州河北警权，不过是一种幌子，一方面以此作为沪西越界区警权的交换条件，让工部局得到虚名而自己坐享实惠。一方面因为鉴于略有身价稍知自爱的华人，不肯轻易涉足桥北，长此下去，虹口市面永会无法繁荣。开放的空气一传出后，因为租界生活程度的高涨，自会有大批华人被吸引而前往，不用说那是一个供其榨取的最好机会。　
　　而且其利益不仅止于此而已。将来《协定》实行以后，警权虽称交还，防军仍未撤退，生杀之权在其掌握中的华人，随时可以被其假借任何名义大批捉去，或为他们服役，或代他们送死，一踏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无异自投陷阱。我们要警告上海的中国民众，“红灯在前，行人止步！”　
　

悼蔡孑民先生
（1940年3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逝。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长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我们要纪念他，因为：　
　　第一，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是在蔡先生的多方吹嘘爱护之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刻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　
　　第三，蔡先生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　
　　可憾的是蔡先生未及亲睹抗建的完成，随而丢弃了他所爱护的青年以去，然而他如果想到后继有人，蔡先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纪念今日
（1940年3月21日）　
　
　　三月二十一日是上海中国人民的一个光荣的纪念日。十三年前，正是北洋军阀势力日薄崦嵫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国民革命军深得民众拥护，义师北指，所向披靡，深恐他们的爪牙旧军阀一旦失势之后，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因此竭力设法阻挠，并唆使盘踞凇沪的反动军人屠杀异己，箝压民众。昧于大势的他们，不知中国民众早已觉醒过来了，压力愈强，反抗力亦必然更加高涨。手无寸铁的人民，终于和革命的武力响合，驱走了倒行逆施的军阀余孽，替上海历史上揭开了灿烂的新页。　
　　事过境迁，盘踞在今日的上海的，却又是另一种恶势力，同样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操纵，而其罪恶更远浮于当日的反动军阀。上海的中国人民处身于更艰危的境地中，想到十三年前向恶势力艰苦抗争的精神，应该得到一个怎样有力的启示！点缀在孤岛表面上的，虽然是一片酣歌恒舞，可是别再做梦吧，大家从今天起，要拿出加倍的决心与毅力，检点自己生活，努力有意义的工作，克守国民气节，积极从事经济的斗争。至少要能做到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