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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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箕永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曾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朝鲜作家同盟常务委员，现任该同盟的委员长。由于李箕永对朝鲜人民所作的贡献，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曾授予他劳动勋章和国旗勋章。　
　　二、《故乡》　
　　长篇小说《故乡》是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表现了这个村的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为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发起的抗租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的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故乡》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朝鲜的社会现实，从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显示了朝鲜人民的逐步觉醒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并赞扬了他们的高尚理想和道德面貌。　
　　李箕永在中译本的序言《给故乡的读者》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即是说《故乡》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则由于当时苛酷的审查制度，未能直接揭露，被迫隐诸纸背。不过作者还是把日帝的殖民统治当成重要的历史背景作了必要的交代，如作品开头的最初两节，就描写了挎洋刀、穿洋服、说日语的日本警察走进了二地主安承学的家，通过他们的对话，交代了金喜俊的行踪。这就很自然地提起了作品反映的时代和事件的纲，确立了人物之间——革命力量的代表者金喜俊同日本殖民统治的象征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朝鲜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安承学之间的对立关系。另外，作品还对纺织公司的日本经理作了一些描写。所有这些描写虽然简略，却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笔。　
　　《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其突出标志之一是把刻画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作为创作长篇的重要任务，而《故乡》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金喜俊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作为朝鲜独立解放斗争的先驱者，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从日本勤工俭学后回到故乡，决心同家乡的穷苦农民一道干一番事业。他尽管前进中迂到了困难和挫折，却能始终与贫苦农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忘掉个人生活中因早婚带来的不幸，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喜俊回乡后所从事的是异常艰巨的思想启蒙工作，尽管他辛勤奔走了一年，但成效甚微。在困难面前，他没有却步不前，而是深自反省，得出自己“须要好好锻炼”的结论。在前进的道路上，曾一度产生徬徨心理，“常常感到寂寞……感到孤独和空虚”，甚至想离乡远去。但当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他仍能尽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决心“高举着火炬冲破黑暗，开辟人间新的道路”。小说所描述的金喜俊的成长道路，坎坷不平，步履艰辛，真实可信。当时的朝鲜农村，广大劳苦农民身受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生活中没有自由，没有欢乐，迂上荒时暴月，连大麦饭、菜团子都吃不上，只好去排队买几分钱喂猪的酒糟充饥。更不知有多少人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或者被逼上吊。即使用血汗浇出一个丰收年景，待到新谷登场，在地主、高利贷者的操纵下，粮价惨跌，除交租、还债之外，还是一无所有。农民由于受压迫太深，生活太苦，精神空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甚至发生矛盾，互不团结。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把农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开展斗争，实非易事。在没有先进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金喜俊只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在开头的一年之内，他不惜从最琐碎的事情做起，通过试办农乐队，把农友们初步地团结起来。慢慢地青年农民觉得他不尚空谈，讲的话有道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他学习，逐渐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的重大意义。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的基础上，金喜俊勇敢地带领他们，以大水灾为契机，密切与工人的罢工相配合，不失时机地开展减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通过斗争的洗礼，人们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团结的力量，一个新进工厂的普通青年女工就曾悟出这样的道理：“工人的贫穷并不亚于农民，农民的劳苦也并不亚于工人。劳苦和贫穷，这是工农的共同命运”。斗争实践终于使他们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及其强大威力，并决心并肩进行新的斗争。　
　　二地主安承学是作者在《故乡》中着力刻画的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卖身投靠日本殖民统治者，又是在外地主的全权代理人，在乡间跟广大贫苦农民直接为敌。“安承学，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憎恨的名字！他简直是魔鬼。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元德村和上里附近的一百多户人家，正处在生死关头”。他倚势凌人，为虎作伥，靠地租剥削和发放高利贷日子越过越富。他生活腐化，灵魂肮脏，无耻之极，甚至在子女面前眩耀自己的丑恶行径。他嗜财如命，宣扬钱能通神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曾企图利用另一个高利贷者的隐私，讹诈一笔钱财，一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又企图索取一笔“慰借费”。安承学作为与金喜俊对立的形象，刻画得比较成功。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很显著的，在作家笔下，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往往把一些生活细节熟练巧妙地揉进艺术的画图之中，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看后令人久久不忘。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但闻其声，即见其人，使人感到分外真切。　
　　当然作品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小说把二地主安承学当作主要攻击目标，且把农民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归之为由于他的女儿安甲淑自献了“家丑”，使他作为二地主的体面受到严重威胁，因而被迫低头就范，这个情节的安排是经不住推敲的。在金喜俊的形象塑造中，只见他个人的活动，很少看到群众的作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先驱者，金喜俊身上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这些，尤其集中表现在作品的结尾处。他在处理同安甲淑（后化名玉姬）的关系时，仍表现出一种过于浓烈的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这些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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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赵基天　　　
　　赵基天（1913…1951）是朝鲜人民优秀的诗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曾参加过抗日斗争活动。他的父亲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携家流亡西伯利亚，这样，赵基天就在苏联接受了学校教育。他在鄂木斯克高尔基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期间，曾致力于研究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受到他们的影响；毕业后，曾在苏联出版机关工作，以后又在苏联朝鲜人师范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早期试作至今保存下来的有学生时代（1930…1933）先后发表于当地朝鲜文报纸《前卫》上的一些短诗，如《建设的早晨》、《致突击手》和《野外军事训练》等。在这些诗篇中，年轻的诗人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945年8月，赵基天随苏联红军参加了消灭日本侵略军——“关东军”的战斗，不久，又随苏联红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解放了北朝鲜。　
　　在解放后最初的日子里，赵基天积极地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斗争。他曾一度担任过《朝鲜日报》的编辑，并从事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苏联诗歌的翻译和评论工作，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借鉴，以促进朝鲜新诗歌的成长。的确，对于赵基天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培植和发展朝鲜新的人民的诗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当时，革命文艺虽有发展，但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仍有一定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公开鼓吹“超阶级”、“超政治”和“为艺术而艺术”等的唯心主义观点，针对这种情况，赵基天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把诗歌创作和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它成为革命人民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在《我们的歌》（1947）中写道：　
　　我们的歌，　
　　要把民主的声响震撼三千里，　
　　是动员全民开赴战场的雷声。　
　　…………　
　　我们的歌，　
　　是消灭反动派和叛徒的　
　　〓燃烧在人民心中的熊熊烈火。　
　　实际上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篇宣言书。诗人自己的创作实践便是执行这篇宣言精神的光辉典范。　
　　1946至1947年，赵基天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歌颂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新生活。在这时期写的诗篇里，欢乐的音调跃然纸上，爱国主义的激情溢于言表。1946年“五？一”节的清晨，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写道：“人们，敞开大门！”因为，“早晨要带着‘五？一’回来”，因为“太阳将给我们撒下满怀的喜悦！”　
　　当诗人站在故乡的河堤上极目远眺的时候，只见“碧绿的水田在天边消失，崭新的瓦房在人前炫示”，于是诗人决心当一名哨兵，坚守在这条河堤上（《在河堤上》，1947）；当诗人走到江边，看见村中荡秋千的少女的时候，他立刻想到这位可爱的少女也许想荡过高处的云彩，寻找平壤城和那位在金日成大学里学习的贫农青年——她的恋人（《秋千》，1947）。　
　　然而，诗人在歌颂美好生活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往昔奴隶生活的苦难、人民的悲愤和严酷的斗争。对过去的描写，赋予他的许多诗歌以苍劲有力的色彩。　
　　在《图们江》（1946）一诗中，通过对奔腾的大江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朝鲜人民“穷困的岁月”、“奴隶的悲哀”、“不屈的斗争”以及解放后“百花怒放”、“五谷丰收”的幸福生活。随着场景的变换和诗人感情的起伏，图们江由一条“含恨的江，血的江”变为“怒吼，翻腾又咆哮的江”；朝鲜解放后，它又是一条充满爱娇的“幸福的，友谊的江”。图们江，它可说是朝鲜人民艰苦的斗争历程和幸福生活的见证。　
　　抒情叙事诗《土地之歌》（1946）表现了朝鲜农民解放后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诗中的主人公京善是千万朝鲜农民中的一个，解放前他替地主耕地，辛劳终年，各种租税“就象乌鸦一样地涌上门来”，结果只落得“残门破户”，“用一块破麻袋遮体”。他说，这段经历会变成“锐利的锥”，刺扎他的心，振奋他的精神，激励他不断前进！　
　　1947年，赵基天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它以1937年6月4日抗日武装游击队袭击朝鲜北部边境地区日寇警备要地——普天堡为基本情节，描写了在金日成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诗中的金将军就是金日成的艺术写照。长篇叙事诗通过游击队领导人金将军、政治工作员哲浩和游击队战士们的形象，赞扬了他们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金将军的形象是在抗日武装斗争的具体环境中展示的。在他身上既集中地表现了游击队战士的典型特征，又体现出他作为指挥员的政治素养。金将军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备受凌辱和吃糠咽菜的生活，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为了争取祖国的解放，他奔上白头山，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朝鲜的历史上，无数革命志士曾经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金将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既继承了前辈的革命传统，而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金将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经常“斜坐在篝火旁，捧着一本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喜悦的时候，他阅读这本书”；当“绝望的影子悄悄冒头的时候，他阅读这本书”，当“煮在锅里的皮带的气味，搅动着饥肠的时候，他阅读这本书”……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书。他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来武装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清目标，获得新的力量”，能够在敌强我弱、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争取祖国的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朝鲜而坚持斗争。　
　　金将军深信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的联系，是革命事业旺盛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我们的根在民众中！我们的力量来自民众！”他把人民群众比作江河、大海的“源头”：“锅里的水能熬干，那是因为它没有源头！但是一条小溪，却能汇成奔腾的巨流！”因而当游击队员石俊抢宰了农民的两头牛的时候，金将军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游击队，什么时候变成了土匪？什么时候抢掠过群众的财物？”要他找到牛的主人，照价赔偿。　
　　怀着民族与阶级的深仇大恨，肩负着解放祖国重任的武装游击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金将军，作为这支游击队的指挥员，更是一个杰出的榜样。在第一诗章中，诗人热情地赞扬了游击队与日寇进行的一次肉搏战，并在这次战斗中，勾画出金将军的形象：　
　　一位青年将军，　
　　飞身跃上山坡的岩石，　
　　魁梧的身躯，　
　　穿着雪白的大袍，　
　　飘动的衣襟，　
　　象强有力的翅膀，　
　　准备随时飞向高空！　
　　他的两臂和双腿，　
　　他的整个身体，　
　　都燃烧着跃进的锐光；　
　　他的视线象两把闪光的利剑，　
　　扫视着战场！　
　　“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　
　　普天堡的夜袭是全诗的一个高潮，金将军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的性格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游击队战士在金将军的率领下，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