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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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时许，会议室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位仪表堂堂的大汉，端坐在长会议桌一侧正中，身旁各列坐三位，另一侧坐着我一人——这阵势，我就像是即将给他们发表讲话的领导。周胜利指着正中端坐的大汉，说：“这就是我们公安局的黑局长。”
“你好！”我仍彬彬有礼，面带笑容。
“你就是秦耕？年纪不大，名气不小呀！”黑局长开始说了第一句话。
我马上说：“你也不必谦虚，有话请直说。”
黑局长突然厉声说：“你是这个县的人，家乡把你培养成人才，但你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不建设自己的家乡，却跑到外地去……”
各位看到这里，一定莫名其妙，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人才自由流动初步开始，本省有大量知识分子流往沿海较开放地区，我所在的县也走了十多名，我是其中之一。据说县长一次在县政府礼堂召开的大会上，严厉谴责了这十几名逃兵，并说“他们是这个县的叛徒！”。黑局长从这里开头，当然是想从道义的制高点上，给我来一次迎头痛击了。不等他说完，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击：“这是我的个性自由，完全是我的私事！”“个性自由”现在已不成为问题，甚至这个词都已经消失了，但八十年代，公民有无个性自由，能否随便穿“奇装异服”、戴墨镜、蓄长发和化妆，都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学术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自由？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狂妄、高傲、目空一切、与党和人民为敌，这就是你的个性自由？”
我这时真生气了，说：“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作为公安局长，请你只和我谈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我的个性，不是你和我在此时此地应该谈论的。”
黑局长一时语塞，但他毕竟不简单。稍一犹豫，他说：“今天把你请到这里，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交代与法律有关的问题。”
我说：“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们公安局请来的客人，你们并未以任何罪名宣布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果惹得我不高兴，我站起来就走！”
说这一番话时，我语调高亢，表示我可不是开玩笑。说完，公安局会议室突然沉寂了。现在想来，他们当时一定是在琢磨，是改变原计划先宣布将我逮捕呢，还是计划不变，在我全无防备的状态下继续突审以智取胜，然后再宣布逮捕？
两侧的人都在看黑局长。局长很平静。
他开始说话了。他这次从今年四、五、六三个月谈起，先叙述、分析，包括“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名句，然后语锋一变，进行严厉谴责，中间还拍了一下桌子，最后宣布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碍于话语尺度，恕我不能写出他的原话，不过，当时的过来人，都从陈希同的一个长篇报告里看到过些内容。可以说，黑局长的谈话，就是陈希同报告的浓缩版，只是在宣讲过程中，融入了他的个性和感情色彩，包括他的表情、语气、手势。说实话，他的这一段话，感染力远在陈希同之上。至少他让人觉得他是发自肺腑的，是真诚的。陈希同在电视上宣讲那个报告时，全国人民只看见四个字：满脸横肉。
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平静地、专注地看着他。我表明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听众。但作为国家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否从我身上“侦察”出了什么？只是在这一段讲话过程中，我没有打断他。
当他快要结束时，出其不意地说：“一小撮自不量力的人，妄图‘以人的姿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阳光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是不能得逞的！”
实话说，听到他引用的这句话，我心里一惊。
我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当然，我同时也明白，这是他精心准备的心理攻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罪行！现在就等着你坦白从宽了！
我面带微笑说：“呵！你读过《XX宣言》了？那是我执笔起草的，前半部分写得不是很精彩，当时我也不满意，后半部分还可以吧？——当然啦，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坦然地放在阳光之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他们的梦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将会被砸得粉碎！”黑局长接着被我打断的话茬，继续说：“凡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坦白从宽是唯一的出路！今天我的谈话就到这里，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向我们的同志老老实实交代！”说完，黑局长立即起身，离席而去。
另外三个人也随他一起出去了。屋里还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下午将我轻松抓获的周胜利，另一位姓杨的小伙儿，我本来就认识，他父亲去世，他顶班进公安局当了警察。小伙人不错，平时在街上碰见我，总要开口叫“秦老师”的。周胜利介绍说：“这位是我局政治保卫股的刘中亚股长。”
“你好，刘股长！看来要和你打交道啦？”我笑着说。
刘股长回避了我的套近乎。他说：“刚才我们黑局长对你进行了一番开导，希望你能按我们黑局长的要求，老实交代你的犯罪罪行。咱们现在开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恍然大悟。刚才搞错了。黑局长并非来和我对话的，他是来一个居高临下的语言暴力训斥，其目的就是给我来一个下马威，相当于古代过堂时“先打三十杀威棒”，将我的意志摧毁，将我的心理防线击溃，便于即将开始的审讯能够顺利进行长驱直入。明白了这个，我才意识到，黑局长此时一定还窝着一肚子火呢，他的“杀威棒”谈话总是被人打断，变成了两只棍棒对打，这且不说，他训斥对象的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嘿嘿。
接下来，真正的审讯才开始了。
这是一次长达十个小时的马拉松审讯，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时以后。
第三章：我在秋夜感到了手铐的冰冷
这是我最难以叙述的部分。我如何能在完全不涉及内容的前提下，只叙述审讯中形式化的“我”和过程化的“我”？或者，借用郑振铎出版《金瓶梅》的办法，以“□”将相关内容隐去？
审讯很自然地开始了。小杨做记录，刘和周负责提问，我的任务是“老老实实交代”。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次审讯的漫长，以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件工作就满可以结束了。政保股刘中亚股长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吗？”
我说：“知道。你们对我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行为很感兴趣——当然，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平凡了，甚至不直一说。”
刘股长说：“看来你已经有了心里准备……”
“那当然！”我抢过话头说，“但我肯定不如你们准备得充分。”
现在看来，以这种积极主动咄咄逼人的方式开始迎接这次审讯，固然有我年轻时自负与幼稚的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老奸巨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至少应尽量沉默放慢语速。但我没有。另一面就是，这种经历，是全新的第一次，我对这种体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记得我当时曾
多次抱怨小杨记录的速度太慢——这使我总得停下来等他。
审讯者和我同样兴奋。本案件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被审讯者的知识水平，对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碰到，强烈的使命感和已经面临的挑战，使他们压抑着的兴奋爆发出来。
整个夜晚，谁也有露出疲态，甚至谁也没有打一个哈欠。我不停地抽烟，抽完我自己地一包后，又把周胜利的一包抽完，他起身出去，从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办公室——又拿来一包。我至今仍能记得那是一包淡黄色烟盒的“公主”烟。这反映了我内心的紧张。作为预审专家，他们一定从我平静、坦然、侃侃而谈的表象，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但看不见的拳击比赛。双方都有极大的消耗——如果称体重，在那十个小时内，我的体重至少下降两公斤。
审讯是一种外在暴力强制下的回忆。
四月十五日，那是一个周末。我们的沙龙正在举办活动。这个沙龙其实是以我、一位23岁就从同济毕业的硕士和另外一位律师等三人位核心，凝聚了几十人到一百多人的一个读书沙龙。活动是非正式的，其实是一次周末饮茶活动，由我们三人轮流召集，记得李硕士讲过“波兰危机”，蒋律师讲过“公共关系”和“公司法律”，我讲过一次“社会心理学”和一次“集体无意识”，还有安徽籍的一位陈先生讲过一次“围棋入门”或者“桥牌技巧”，有时就集体阅读《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7日，该报被江泽民在上海永久查封。
4月15日的活动是围绕我的一篇未能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的。那是一篇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主要论点是，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种逆向淘汰选择——以此时为坐标点，以过去为价值尺度来取舍未来，这种价值取向将导致文化递减式消亡。新颖之处是借用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我朗读完这篇六千字的文章，大家正在讨论时，一位来自湘西的周先生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他大声说：“我刚看完新闻联播，胡耀邦今天上午死了。”
于是活动的内容变了，这也是这个松散沙龙的最后一次活动，虽然当时谁也意识不到这一点。相关的人员从此命途多舛天各一方而且永无重聚的机缘。当年才24岁的李硕士现在在深圳一家工程研究院；蒋律师不甘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行贿介绍人角色，现仅任广州一家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那位骑自行车的湘西周先生自费到北京读完硕士后，听说开了一家公司；而酷爱围棋或桥牌的安徽陈先生，听说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当医药销售代表，那是一个道德和法律都异常黑暗的职业。
把审讯比喻为“看不见的拳击比赛”也许并不准确，从双方角斗的方式上看，更像中国式的太极拳，而从双方所处的位置关系看，应是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才对。猫和老鼠都把智慧发挥到极致，其中也不乏迪斯尼卡通片里的幽默。
当每一个问题提出时，我总是能在第一瞬间就洞悉问题的本质——或者当中隐藏着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只是换个角度，它将出乎意料地指向另外一个故意不说出来地问题。我表情诚恳、滔滔不绝，而且让人觉得我的回答都是未经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我一本正经，其实心里总是忍不住在笑——猫走了很远，才发现掉进一个陷阱。老鼠当然要捂着嘴巴发笑了。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总以为这个坑应挖得再深一些，里边藏着许多金元宝。当深挖之后，有时只找到几块瓦片，有时甚至连瓦片也没有。
我每一次都成功地忍住不笑。但我也分明从刘中亚眼神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狐疑。他不信任我。但他并不反对信息量地增大——当然，我也清楚这一点，我的回答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信息量越大出错的概率也越大。但这已经是我当时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反审讯方法”了。我也希望他们提更多的问题，从而使我也能从信息的来流中寻找我所关注的人和事的动向。
在那年4月15日的几日后，我在北上的列车上，那是在京广线。我以某新创刊的杂志的特约记者的身份去北京。午夜，我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吸烟。我点上一支烟，一个人站在那里。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几年来，在东西南北的奔走中，我已十分熟悉这种声音。窗玻璃之外，是无边的黑暗，偶尔有一两点灯火一闪而逝。当我收回目光无意中扫视车厢时，一股巨大的悲哀袭上心头。
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互不相识的乘客，他们闭着眼睛，脑袋靠在座背上，也许睡着了，也许并未睡着。脑袋随着列车奔驰的节奏，在轻轻晃动。如果从一个外籍乘客的角度去看，这些中
国人一律面黄肌瘦，汗珠挂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衣衫破旧，但都紧紧抓着自己简陋的行李。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苍黄的脸上，一律没有表情。我看到的只是枯瘦、麻木与僵硬。眼泪不知不觉涌上我的眼眶。生命在中国就是这样低贱和卑微！既不知道去要求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不知道应承担的基本的做人的义务。
就在这一瞬间，绝望彻底将我击倒。
我怀疑我正在进行的行动的意义了。
当我把烟吸完时，我告诉自己，我所看到的景象，正是我行动的出发点，非但不应因此而放弃，相反，应更加坚定地去努力。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列车正要靠近长江，将要穿越武汉。这时我从列车上的广播中听到，上海已将《世界经济导报》查封。
感谢审讯者的提问，它使我得以反复回忆几个月前的一切。在审讯中我不能说的，此时也不能写出；在审讯中我坦然说出、并已记入我的刑事档案的，此时也不能写出。我要告诉人们的，仅仅是我的内心感受。
到达北京的当天，我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记的最后一次日记。已经记了十年的日记，应该在今天结束——今后的行动，已不适宜再记日记了。”当然，我此刻并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我将再次在狱中开始并又写了一段时间的日记。
审讯终于在凌晨之前结束。小杨已经写了厚厚一摞共53页的《审讯笔录》。我看《审讯笔录》、改正错别字、逐页签名并捺指印——在每一个涂改处都捺上指印，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
“记录无误。”我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说不必了，但我坚持写下日期——我没有忘记已经是第二日了，审讯笔录开始的日期还是前一天的。前后日期的变化，表明这是一次漫长的审讯过程。
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们把审讯笔录理整齐，加入文件夹后，从另一个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纸，送到我面前。
这是一份《收容审查通知书》。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85年第50号文件精神，决定将我以反革命煽动罪收容审查。这时我才在公安局长应该签名的地方，看见盖着一个正方形的印鉴：夜影踪。原来“黑局长”的“黑”字是个“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