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6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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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三千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　
（《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七十多年后，再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摈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荚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二十年后，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故事，几乎成了冷战时期的历史象征。　
　　显然，中国陷入分裂和内战，是已将东北吞并的日本最愿意看到的。不仅仅如此，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还认为，其实苏联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分裂。她这样写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作为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陷入的困境：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32页）　
　　韩素音的叙述是否准确尚有待考证，因为同样是共产国际和苏联，1936年在西安事变爆发后，采取的却是极为缓和的立场，促成了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不过，韩素音毕竟为历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中国处在风雨晦暝中。就在这一背景下，同样还是在1932年，另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德国人来到了中国。“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说这话的是奥托·布劳恩，后来，在中央苏区他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国名字——李德。1973年，李德在苏联出版了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虽明显在为自己辩护；且具十分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值得一读。　
　　抵达中国后，李德先在上海等地活动，1933年秋天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所在地，行前他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抚河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的中心地区。（《中国纪事》，第40页）　
　　李德踏上了前往中国神秘地区的行程。他这样回忆走进中央苏区的过程：　
　　在整个旅途，我像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中国纪事》，第43页）　
　　一个令所有共产党人注目而又陌生的德国人，就这样走进了瑞金。几个月后，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顿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他所拟订的军事防御战略，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蔓延开来，将根本改变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命运。　
　　　
　　3、最后耀眼的亮相　
　　　
　　就在李德刚刚走进瑞金，开始与中央苏区的中共领袖们认识并迅速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至尊地位之际，1933年12月关于封面人物蒋介石的报道，向世界披露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现状和蒋介石1933年9月开始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　
　　然而，上周蒋委员长却面临着一个紧要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统治真正具有严重威胁的，是已经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控制着富饶的江西及周边约二十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见地图）。他已紧急公开购买多达一万张床位的医院设备，大量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军需品，他分别悬赏八万大洋以取得中共头号将领朱德、二号将领毛泽东的头颅，如果尸体完整赏金则为十万大洋。这两住家喻户晓的中国人曾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南京方面的三十万军队，在蒋本人的指挥下，在该地区集结，准备开始剿共。突然，他召集所有将领和参谋来到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在这个直接面对苏区的地方开会。委员长宣布，他可能会将剿赤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刘峙将军，令其立即赶往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投入战斗。（《时代》，1933年12月11日）　
　　在1927年年底，《时代》曾报道过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广州暴动，自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子在刊物上几乎消失了。在长达五年的中国报道中，频频出现的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派别的纠纷与争斗、中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从高潮跌入低潮、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中国共产党的踪影，一时还难以进入《时代》的视野。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1931年6月22日的《时代》，在以《新元首》为题报道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中，曾这样写道：　
　　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国民党第五次大会选举产生。　
　　直到上周，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蒋的政府承认，共产党军队最近“在江西、湖南、福建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两万政府军”。“许诺者”蒋许诺将派遣二十万军队清剿红军。（《时代》，1931年6月22日）　
　　毫不奇怪，共产党根据地位于远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偏僻地区，中外记者都很难走进去一看究竟。“苏区”的现状和“剿共”的进展，往往只能根据官方的消息发布，外界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了解也就限于细枝末节，甚至常常是捕风捉影。譬如，称朱德、毛泽东都在国外接受过军事训练，明显有误。朱德曾在欧洲留学，但并非学习军事；毛泽东从未跨出国门半步，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学习过军事。尽管如此，一幅配文章而发表的绘制详细的地图，却多少为世人勾画出了中国内战动荡的范围。　
　　相比之下，关于“福建事件”的报道就要生动详尽得多：　
　　福建是上周的最后一个严峻的叛乱地区。这一新的苗头打乱了蒋委员长指挥江西剿共的计划，迫使他召集军事委员会开会。　
　　上个月，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时代》，11月27日）。上周，福建大胆的造反者敢于宣称，是他们而非南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猛烈抨击蒋委员长，宣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这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殊死保卫上海（参见1932年2月22日等期《时代》）。老牌的十九路军的残部，在招募新兵后战斗力得到加强，将在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它的“智囊人物”——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陈友仁。正是他使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是他迫使蒋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指挥来对付福建。（《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被称为“智囊人物”的陈友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读史书，福建事变的风云人物中常提到的是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出任“福建政府”主席的李济深，而对出任“福建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少有提及。但在《时代》报道中，真正占据中心的焦点人物却是他。　
　　毫不奇怪，从192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罗尼达的归国华侨陈友仁，就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外国媒体接触最多、报道最多、最感兴趣的对象。1927年大革命期间，作为外交部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分表现出激情、爽快、犀利，为中外媒体一时竞相报道。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流亡苏联，试图成立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关于他和宋庆龄结婚的流言蜚语，更使他成为世界性新闻人物。当他结束流亡于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了每一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1933年12月，骑在马上的蒋介石，仍不得不面对1927年的这个老对手的挑战。　
　　蒋介石对陈友仁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陈友仁是“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当时，《时代》曾报道了蒋介石发表的攻击陈友仁的谈话。谈话中，蒋甚至把陈称为“外国人”，攻击陈在拿“苏联的钱”。这是颇有意思的一次报道：　
　　出征之前，蒋主席通过其新闻机构，公开指责他的最聪明的夙敌、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我们奉劝你回到你出生长大的特罗尼达去，回到你的妻儿的怀抱中去，不要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干涉他们的内政。”　
　　精明的陈出生于特罗尼达，随后前往伦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富有的律师。1926年陈和蒋（现在抨击他的人）是广州的革命战友。两个人都拿俄国人的津贴，但蒋元帅在征服了半个中国（1927年）之后与俄国决裂，陈则没有。在蒋征服中国的战争期间，陈是他的头号宣传鼓动家，以他的“傲慢无礼”、“怪诞言辞”、“华丽辞藻”（蒋攻击陈的语言）为蒋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帮他打赢一次次战斗。　
　　如今，陈先生回到广州，重新开始1926年的革命。在怪诞的传单上，蒋主席被画成一个想当皇帝的傲慢无礼的形象，古城墙环绕的蒋主席的首都被说成“南京徒有其表”。（《时代》，1931年6月29日）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友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