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6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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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相，币原尽力在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他向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他说：“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所有公民支持分离运动，可以确信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庄严气氛，这样，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日本都能够充分从中获利。（《时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欢大笑的、声称内阁和天皇对关东军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的币原，曾经一度使国联中各西方列强的外交家们感到可亲而可信，从而对中国外交家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但《真相》一书却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币原：
（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真相》，第155页）
（1931年）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真相》，第170页）
作为外相，币原发挥着个人影响，在世人面前掩盖真相，为日本军队辩护。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军方攻击。1931年12月11日，币原及他所在的若概内阁辞职，由犬养毅接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币原走了，日本分离东北的行动仍在继续。1932年2月“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1934年3月，“满洲国”易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加冕……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0月，在东久迩内阁辞职之后，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联合国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同意了这一任命。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真相》一书说，自战时的小记国昭和铃木贯太郎内阁以来，币原就一直是“稳健派”的重要候补人，他将继续执行维护日本天皇“国体”的政策，但是会采取减少对抗、更为灵活的方式。
然而，重新走上执政之路的币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行事方式一样，仍在对历史真相进行新的掩盖和改写：
东久迩辞职后，币原首相进一步改写历史。194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丈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文件还采用了明显虚假的表述作为正式见解，称天皇一直是一位热爱和平的立宪主义者，对攻击珍珠港实施细节并不知情。
如果说联合国军事占领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太平洋战争史》轻视了日本对亚洲人民发动的战争，那么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931年起对中国的侵略和1940年开始对东南亚的入侵置于不顾。（《真相》，第416页）
读到这里，令人无限感慨。把目光从现实向历史延伸，我们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处游荡的修改历史的魅影，其实早在六十年前日本刚刚战败之时，就已经在尘烟弥漫的废墟上闪动了。从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态度里，我们不难看到币原喜重郎所谓稳健、温和方式的背后掩藏的强硬与狡黠。现实与历史竟有如此之连接，悲乎！
当1945年10月8日币原被任命担任首相，重新走到历史前台时，溥仪已被挺进东北的苏联红军抓获，押送至苏联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大满洲帝国”已不复存在，溥仪重振祖业的梦想，最终永远化成了碎片。
蒋介石此时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他曾调兵遣将围剿红军，悬赏八万大洋以得到毛泽东的首级，如今，十二年过去，在他面前挺立的却是这个老对手的巨大存在。他不得不与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全称《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国、共两党是否会长期和平共处？中国是否会再次爆发内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利害攸关的现实，他们的目光不能不从世界收回来，集中在中国本身。刚刚战败的日本，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显得淡漠而遥远，中国人无心关注也无力关注了。
在风雨晦暝中走过的人们，又在向新的风雨晦暝之中走去……
完稿于2005年9月6日，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Swanberg；huce And His Empire（《卢斯和他的帝国》），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
《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英＇韩素音，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纪事（1932——1939）》，＇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伪满宫廷杂忆》，周君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且与鬼狐为伍
蓝英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干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与领导小组负责人第一次发生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说他是落后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开说自己是蒋介石第二的？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平时干活卖力，人缘很好。我坚决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负责人让步了。在我当材料组组长的时候他没被定为反革命，他以后的命运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我又与负责人发生过几次冲突。他在会上揭发肃反对象时往往歪曲我们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没有的东西。我找负责人，指出他说的很多东西材料上都没有。他说以后注意。以后他不但没“注意”，反而变本加厉，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耸人听闻。我问他要不要实事求是，不根据调查材料胡乱揭发不等于坑害人吗？他火了，说我一贯右倾，立场站在敌人那一边，不适合担任整理材料这项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来了。
我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揭发胡风的材料也怀疑起来。从信中摘出几个句子就下结论，很可能断章取义。比如“他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去掉“国民党骂”，或改为删节号，就变成“他说共产党是共匪了”。这种深文周纳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统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见惯的伎俩，为什么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了呢？不久又开始鸣放和接踵而至的反击右派斗争。鸣放期间家里人告诉我不许胡说八道，不要贴大字报。我说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改正，有什么不好？我姐夫厉声说我是温室里的花，不懂得阶级斗争。我的三个姐夫都是从延安来的，两个还参加过长征，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老干部都有过挨整的经历，所以说话非常慎重。比如，我曾问一个姐夫，彭柏山怎么会是胡风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过仗。”答非所问。其实表达了他对彭柏山的态度。我中学的几个老师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他们给我讲了不少延安整风的内幕。内容就是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没到过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会说。我脑子里自然比同龄人多了几个问号。我这几位老师大概在延安时期整得还不够，没有汲取教训，说话随便，五七年通通被划为右派。
我听姐夫们的话，鸣放期间没贴过一张大字报，学生要我参加罢课，我劝他们不要罢课，并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去上课。表现得算不错了吧。但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批判会上从不发言，会后还同右派来往。书记认为我在心里抵触反右运动，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还是父亲蓝公武在冥冥中保护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当全国划右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党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打击，九月九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刘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父亲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不便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一九五六年我还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惊愕不已。五十年代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联共党员，我为了练习口语，经常到他们那儿去。闲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红杠子队”（即乌格勃，克格勃前身）厉害极了，一九三八年张鼓峰事件后，海参崴黑头发的，日本人除外，都抓起来审查。有的人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集中营。比我大二十岁的曾先生，在里面蹲了十七年。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张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来的，但居住在海参崴的日本平民却平安无事，只被遣送回国，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给我讲了劳改营中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我当时半信半疑，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才相信，赫鲁晓夫所列举的事实并非造谣。从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苏联。
我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山东大学来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东大学便披戴大红花光荣下放到崂山脚下的农村劳动锻炼。在这里我迎来大跃进。没有经历过大跃进的人很难想象大跃进荒唐到何种程度。比如公社决定扫盲，规定每个人，包括老人和妇女，三天内，不脱离生产，认三千三百个字。到第四天，便敲锣打鼓到公社报捷去了。比这更荒唐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带薪劳动锻炼，比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强得多。起码没饿死人。但对人祸的感受却同样深刻。年轻时代的理想烟消云散，不再崇拜权威。
我揪出来后，被打人牛棚，大概由于出身好，年纪轻，被任命为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带着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多半为老教师）劳动。出发前先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要是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指挥得很快，唱完马上把他们带到校园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对他们说咱们离红卫兵远一点，大家愿意怎么拔草都行，可以坐着，躺着，但红卫兵要是来了，赶快蹲起来。
如果红卫兵在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而在教室里争吵不休，放过我们，这一天便平安无事了。但这样清闲的日子越来越少。一天，红卫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礼堂批斗，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我们拔草的地方，红卫兵向我们吼道：“快滚进来！”我们赶紧从草地上爬起，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们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