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6期-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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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不放过任何机会
事情发生在1994年夏天……
《当代》杂志发表那篇报告文学“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之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想跟俄籍华人姜堪政合作“场导机”项目。有的专程从新疆、山东跑到佳木斯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办理赴俄考察手续。于是，我托人找关系帮他们办签证，担着风险给他们当担保人……
在这些人中，有—个姓高的烟台人最为积极。他多次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是英国某公司的中方代理人，对“场导机”很感兴趣，让我把姜堪政请到北京来洽谈合作问题。我和高某在电话里达成协议，我负责把姜堪政请来北京，他负责承担5千元的费用。他满口答应：“没问题，这点钱小事一桩！”
于是，我邀请姜堪政来到北京。
8月28日晚间11点30分，我在北京黑龙江宾馆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高某打来的电话，说他刚从香港飞到北京，要立刻见我。我只好穿上衣服跑下楼去。
在宾馆大厅里，只见一位长得又矮又黑、头发稀得连天灵盖都盖不住、面部神经麻痹的男人，身着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旧密码箱，匆匆忙忙地走进门来。看到这副尊容，我心里顿生疑惑：这人能是英方代理商吗？可转而又告诫自己：不要以貌取人……
就在我疑惑之际，高某开口了。
“对不起，张女士，我下飞机时钱包被人偷了，所以来晚了！”
我并没有多想，还为他惋惜了一番。接下来，他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博士，说韩博士曾给韩国几任总统当过保健医，是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他说可以通过韩博士来投资姜堪政的“场导机”项目……
第二天，高某与姜堪政的洽谈很成功，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之后，高某让我等他电话，说要带我去见韩博士的儿子。我从下午1点一直等到晚间11点40分，高某终于打来电话，却是满嘴醉话：“张女士，你……猜我是谁？”
我说：“你不是高先生吗？”
“不对！你猜我是谁？你猜我是谁？”他一连问我好几遍。
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我是国际大骗子！”
听到这句酒后真言，我脑袋“嗡”的一声，不禁大吃一惊，忙问了一句：“你谁都骗吗？”
“对，谁都骗！”
我顿时哑言了。
这时，他却话锋一转：“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接触你吗？”
“不知道！”
“我是想利用你这支笔……”
在以往的通话中，他曾经流露过，说他的一生很坎坷，希望有人能写写他。但我从不充当这种“御用”文人，也就没搭茬儿。接下来，他的话就更离谱了，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我这人气质好，说他要没有老婆就让我离婚，他娶我……
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我厉声打断了他：“高先生，请你自重点！希望你能兑现诺言，关于这次来京的费用，你什么时候付给我？”我不得不想到最实际的问题了。
他说：“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你那里！”
“我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电话挂了，我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不禁担心起他所承诺的5千元费用问题。
果然未出我所料，第二天上午9点刚过，宾馆服务员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雅文女士，我为你的事东奔西跑，你却说我是国际大骗子，我不能与你共事了！”
你说这家伙，明明他自称是国际大骗子，反倒栽赃到我头上了。可是毫无办法，只能认倒霉，这么大个北京，我上哪儿找他去？再说，也没那个时间，南京一家公司还邀我带姜堪政去洽谈合作问题呢。
可我带来的几千元钱，买完两张去南京的机票仅剩下50元，连机场都去不了。恰在这时，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读者王依媛女士来拜访我，目睹了我的狼狈，请我到她家里做客，临走，硬塞给我200元钱，这才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还好，南京那家公司向我支付了差旅费。
在南京这几天，我脑海里一直转着高某说的那位韩晟昊博士，倒不是为了“场导机”的项目，而是凭着我对题材的敏感，觉得如果确有其人，这将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独特题材。
我知道，机遇就像天上的流星，转眼即逝，必须紧紧地抓住它，驾驭它，才能将其变成你成功的台阶。
我立刻返回北京去寻找韩晟昊先生的儿子。可是，高某只说他儿子在北京某中学工作，并没说具体是哪个中学。偌大的北京，茫茫人海，上百所中学，到哪里能找到这位韩姓人士？
我在北京打车足足跑了两天……
这天傍晚，终于在一所中学的医务室里，找到了韩晟昊先生的儿子，从而又敲开一个绝妙的人物素材。
韩晟昊先生的儿子感慨万端地说：“我父亲这一生真可谓饱经沧桑，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太值得一写了！”
之后，我贸然给韩晟昊先生接连发去两封信，不见回信，又发出第三封，不久，终于收到韩晟昊先生的回信，同意我去汉城。
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1995年8月2日下午2点。
我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走进韩晟昊先生在汉城开的新东和汉医院，走进古色古香、摆着奇石古玩、墙上挂着观音菩萨像的会客室，来到瘦小枯干、神态高傲、手里把玩着两块小石头的韩老先生面前……
没想到，老先生第一句话却问我：“张女士，你为什么这么远跑来写我？我告诉你，我可没有钱！”
对于老人的坦率，我只好坦诚地说：“韩博士，如果为了钱，我用不着跑这么远来采访您。在国内有人出价20万人民币让我给他写传，我都没写……”
的确，不止一个人找过我，让我给他们写传，有的让我自己开价。我是一个穷作家，去俄罗斯采访都靠卖皮夹克来赚旅费，当然需要钱。但我觉得人生有限，不愿为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空耗生命，所以一概婉言谢绝了。
我说：“韩博士，我听说您这一生很坎坷，也很辉煌，尤其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做出过贡献，是很值得一写的……”
听我这么一说，老先生长叹一声：“嗨，我这人九死一生，真是一言难尽哪！”
于是，这位生性高傲、刚愎自用的老先生，终于把他坎坷人生及内心世界，第一次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作家敞开来……
在他时而激越、时而沉重、时而老泪纵横、时而却开怀大笑的讲述中，我感受着一位饱经沧桑的七旬老人，其波澜壮阔而又悲壮的人生，以及无法抗拒的命运摆布……
他原名叫韩早先，出生于吉林省长白县，毕
业于吉林国立师范大学。1947年土改时，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得知要被处死后，从枪口下脱逃，逃进长白山过起野人生活。后来跑到南朝鲜成为台湾的高级间谍，曾受到蒋家父子的召见与嘉奖。他发现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之后，又毅然退出政坛，自学成医，成为韩国的一代名医，与朴正熙、卢泰愚、金泳三等几位总统成为至交。卢泰愚上任不久，他受卢泰愚之托出使中国，为打开中韩通道充当秘密使者。为此，他荣获大韩民国国民勋章……
就老先生的经历而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显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甚至是黑大于白的人物。尽管当年他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但后来毕竟真的成了国民党特务。所以从采访开始，我就在寻找着老先生身上的“亮点”——一个能成为我这部作品之魂的亮点。
当老人讲到他受卢泰愚之托去中国大陆回来，台湾驻韩国官员质问他，他说出的一番话时，我顿时心头一亮。
台湾驻韩官员质问他：“韩晟昊，你是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现在却帮着共产党做事，难道你被共产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全部忘了吗？”
他说：“我韩某人当然没得健忘症！没错，我的家族一天就死了好几口人，我也是九死一生。但那都是过去了。我现在不是在为共产党做事，而是在为民族做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短暂的，唯独民族是永存的。国家的强弱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台湾再强大，它代表不了中国，中国版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在大陆，只有大陆强大了，中国才算真正强大！如果我们老韩家都死光了，能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我也心甘情愿！老夫已经到了老朽之年，不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干什么大事了，如果能在中韩邦交方面做点贡献，能使中国少—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那么，我个人那点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听到这番黄钟大吕般的铿锵之言，我看到一颗爱我中华的赤子之心，看到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炎黄子孙情结，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那段血与泪的历史。
于是，我找到了老先生的生命之魂——
对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民族，有着永远的中国心！无论他冤死过多少次，无论他受过多少委屈与磨难，他的心却永远不会变，永远属于那个生他养他的祖国。
这些年来，国外好多情报机关赏识老先生的才干，多次用重金收买他，企图让他充当搜集中国大陆情报的间谍，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你们不要再打我韩晟昊的主意。我韩某人绝不干那种背叛老祖宗的卑鄙勾当！我爹妈生就我一身硬骨、傲骨，就是没给我生出一块出卖民族利益的贱骨头！”
老先生长得瘦小枯干，却是一个敢恨、敢爱、敢怒、敢骂、在韩国呼风唤雨式的人物。
采访期间，我遇到这样几件事……
中秋节前夕，当政的金泳三及下野的卢泰愚都派秘书来给老先生送礼。我去“三八线”的板门店参观，老先生居然给韩国国防司令官打电话，让国防司令派车来陪我。
中秋节前两天，我正在他家采访，亲眼目睹了老先生向韩国现代集团江南支店经理发难。
老先生预定一辆现代的顶级轿车，按合同应在中秋节前一天交货。这天，现代公司打来电话说不能按期交货，要拖后几个月。老先生勃然大怒，操起电话就说：“我限你明天3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就撤你的职，割你的脑袋！你听着，我叫韩、晟、昊！”说完，“啪”地撂了电话。原来，当时顶级现代轿车很紧俏，有人拿老先生的车走后门了。
当天晚间，现代公司江南支店经理就跑到老先生家里，进门就连连赔礼道歉：“对不起韩博士，请您多多原谅，手下人不懂法，做出了这种事……”却遭到老先生的训斥：“起来，在我家用不着来这套！我要让你们知道，中国人是讲法、讲理、讲人情的，但不是好欺负的。我限你明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跟你们没完！”
第二天下午2点，一辆现代产的顶级轿车乖乖地开到了老先生家门前。
这只是老先生偶尔小露峥嵘，他在韩国呼风唤雨的事多了。
卢泰愚竞选总统期间，老先生为其组织10万拥卢大军；金泳三竞选总统，他为其组织3万人的演讲大会；他至今还是韩国10万汽车修理工的精神领导；中韩建交之前，为了保住价值10亿美元的中国驻韩大使馆，老先生发动全体华侨向台湾当局口诛笔伐，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收回企图卖掉大使馆的呈文。
半个月的采访结束了。临走这天，老先生与我握手告别时，说了半句话：“张女士，我等着看你怎么写我了？可我一直怀疑……”
是的，老先生对我写他的传记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跟你们大陆人谈话真费劲，你们对韩国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不了解韩国历史，你怎么写我？”毕业于吉林国立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文章写得漂亮。他一个人自办《韩华天地》杂志，每期都有他文笔犀利而又诙谐的文章。
的确，不了解韩国历史，是无法完成这部传记的。
但是，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以后，中韩两国都封锁着彼此的信息，想找韩国的资料都很困难。
回国后，我跑到北京与卸任的驻韩公使解起华夫妇长谈，千方百计查找与韩国相关的资料，从各方面了解韩国的历史及风土人情。
我开始动笔了，又像以往一样沉浸在主人公的世界里，跟着主人公一起大起大落，一起上天入地折腾，时而随他悲痛欲绝，时而随他兴高采烈，时而跟着他面临生死绝境，时而又着跟他迎来意想不到的新生……在写这位老先生的传记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感悟。
这次，我没有泛泛地写老先生的经历，而是截取一些重大事件、关键时刻的生活断面，以此来展现他的个性，展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叙述语言方面，我扔掉以往那种堆砌辞藻、故作高深的臭毛病，采取一种准确、平实的叙述方式，力求达到一种流畅、朴实的语言风格。
我在他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这样写道：
在七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正处在人生的清晨，他才刚刚十九岁。不过，他没有像身旁几个老头子那样，像一条抽了筋的癞皮狗似的，不得不让士兵拖着。他觉得那样死太窝囊了。既然死到临头，软也是死，硬也是死，干吗不死得像个人样？于是，他挺起脖颈，挺直了瘦小的腰板……他不是什么英雄，也没有党派，更没有什么强大的政治信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小少爷，只靠着一种强悍的个性厕虽地支撑着自己……
枪响的刹那，他以为自己死了，被人踢一脚之后才发现身边躺着两个鲜血淋淋的死人，这才明白自己是来陪绑的。
他成为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以后，曾受到蒋家父子的召见与嘉奖，但后来，他却毅然决然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辞呈……
他问自己：我韩某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说穿了，我只不过是充当了国民党的炮灰，一条给人家拉磨的驴！叫嚣一时的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