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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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他们说的跟我想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
曹可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主持人这个职业究竟是干吗的。经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开了一档我自己喜欢的栏目《可凡倾听》，我想用这样一个节目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用这样一个节目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这就是我当了多年主持人以后的想法。
朱军：听说《可凡倾听》一期节目的经费只有六千块钱。
曹可凡：比您说的多一点，七千块钱。
朱军：七千块钱。以前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住星级宾馆，而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出差只能坐火车，只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坐火车。我们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个旅馆，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时候还漏电。我们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录5到7期，因为要把整个经费扯平。过去的一年，我只有一两个编导，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一年当中我采访了50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的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然后我们的实习生把资料找来，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资料看完，自己做采访提纲，有时候可以说是做得昏天黑地。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 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做的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
曹可凡：一个人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的困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往会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应该怎么走的话，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别没有意义。我想，其实人生的困惑就是一种意义。
朱军：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写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温”。“火”的背后一定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和无奈。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曹可凡：《可凡倾听》这个栏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它是一个投资非常少、相对边缘化的一个比较安静的栏目。它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并不是收视的黄金档。我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统计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
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朱军：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啊，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掌声）
朱军：可你认为你做的事是为观众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掌声）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更别说一个主持人了。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声）
朱军：如果现在让您在这个平台上对观众说句话，想说什么？
张越：那我先说。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最希望观众跟我说“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现在我想听的真的不是这句话。我要是听见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看完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心里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件事，但是确实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说主持人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这棵树能够越来越繁茂，让所有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心绪变得更好。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将来如果下课了，不当主持人了，我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心理学。现在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特别多，比如大家特别熟悉的张国荣、韩国的李恩珠都是因为忧郁症而去世的。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他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病，或者说他们怕自己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所以会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做电视做沟通，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工作，而且我的父亲是因为忧郁症去世的。（热泪盈眶，台下崔永元眉头紧锁。）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想他在离开我的一刹那一定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忧郁症患者提供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掌声）
张越与曹可凡一起走下台，踩在同一块玻璃上，钢化玻璃忽然粉碎。张越无辜地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吧？”剧务一干人冲上去换玻璃，白岩松也上来帮忙……
崔永元
朱军：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有请崔永元。（掌声）请坐。上一次你的节目在我们栏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同时寄来了很多信，特别关心你的病情。有要给你送药的，有要给你做心理理疗师的，还有说愿意给你当保姆、愿意在身边伺候你的。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崔永元：我办公室也收到了好多。一类是给我找药，希望我吃了这药能睡着；一类是跟我要药，看有什么药给他，他能睡着。我真是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非亲非故的，人家给你寄来药想让你睡觉。很多药都没有说明，白岩松也老说他失眠，我想先给他用用看。（笑声）
朱军：先试试。
崔永元：好事想着朋友。
朱军：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你能好。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这些人多事，还是觉得很温暖？
崔永元：刚才曹可凡一直在让大家重视心理卫生，我也不避讳。我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得的就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曹可凡很想知道他父亲离开他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可能可以告诉他。一个抑郁症患者想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特别快乐。
朱军：快乐？
崔永元：对，特别快乐，特别高兴。
朱军：不是因为曹可凡你才这么说吧？
崔永元：不是。你可以去请教专业的医生，他们都会这样告诉你，所以说这是一种病。因为他跟正常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走了可能就解脱了，就会觉得特别轻松。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地服药，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我觉得见好，正在恢复。
朱军：你不忌讳咱们就这个话题再谈点吧？
崔永元：不忌讳，其实应该很忌讳，这是个人隐私。但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社会上对这方面的知识知道得特别少，包括我的家人、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就是以前火现在不火了受不了了，都是这样想。我很有耐心或者很有精力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有关抑郁症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实在不耐烦了，我就说：“如果你要觉得我没有这个病，你把我的药吃几片试试。”因为那个药劲是非常大的。我是睡眠障碍，吃两粒三粒，早晨五点六点七点八点才能睡着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病的人吃了这个药，可能三天都睡不醒。（笑声）
朱军：我特别想知道，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才得了这种病？
崔永元：病因非常复杂，因为既然是心理疾病，可能就非常复杂，比如跟你童年的成长环境都很有关系。曹可凡是医生，他上来都没讲专业知识，我就别在这瞎普及了。我就告诉大家，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然后鼓励他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包括他提到的张国荣，还有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得抑郁症自杀的。所以，得抑郁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掌声）
朱军：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小崔说事》这节目挺好看，怎么都觉得它像《实话实说》。”所以有些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实话实说》？他要回去的话，多好看啊。”为什么？
崔永元：我要回去，就没人看《艺术人生》了。（掌声）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现在就特别放松，我觉得你现在《艺术人生》做得很好，千万别有这个想法，希望一期比一期好、每一期都好，你就跟我一个病了。（掌声）
朱军：他这是找伴儿来了。您放心，我争取这辈子不跟你站在一块儿。
崔永元：《实话实说》我不做了以后，何晶做得很好。我觉得有些话题从女性的视角去谈，可能更有魅力。现在阿忆刚接过来，可能大家不适应，因为看惯了女性视角，老觉得阿忆像女的。我估计你们看一看就习惯了。我那天见到阿忆还说：“你不要怕。我刚出来的时候，那骂的比你的难听得多了，这不也闯过来了？”
朱军：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强烈地打着崔永元的商标。
崔永元：我想回去可能也没人同意，这事不是自己定的。我有好多想法呢，我的《电影传奇》做得挺好，我还想当电影局长呢，谁让我当啊？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朱军：有一件事我知道，其实你到《实话实说》的时候已经录了三期节目了，但是人家还在找主持人。怎么看崔永元也不像个主持人，穿衣服也不像样，说话也不是要求的那种方式。当时你的心里是一种什么状态？
崔永元：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因为张越、白岩松都已经当主持人了，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我当时是去替，要找比他们俩还优秀的主持人很难，我先替，因为我跟他们的水平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