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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27部分

小说: 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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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水平差不多。“先做几期,来了好的主持人你就走。”当时说的是三期,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制片人就没把我往张越、白岩松那种平民主持人的方向打扮,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来塑造。(掌声) 
          
        崔永元:他们当时都是穿西服,我是穿件毛衣上去的。先要音乐响,然后灯再亮,一个追光灯追着我进来。接着两边的观众就欢呼,我就跟他们握手,然后上去开始主持。大牌,跟他们不一样。录的那天,“预备,开始”,音乐响了,灯也亮了,我穿着毛衣也出来了。我跟旁边的人握手,“你好,你好,欢迎你。”这时候我就听身后有一个人说:“这孙子干什么的?”(掌声,笑声) 
          
        崔永元:给我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背好了好多词,一上场先念四句诗,然后再来一个对联,再弄几个排比句,再弄四个歇后语,这大牌就算亮相了。当时看着观众,脑子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嗑嗑巴巴地,反正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吧,就这么录下来了。下来以后,同事们都说,“挺好的。你别看打开电视这么多台,还真没有一个你这样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心说这挺难,这要坚持下去,每次都得有一个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掌声)但是我可能明白了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职业记者了,我一紧张就只会像记者一样去提问去采访别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不难找,因为我做记者没人认识我,大家也不会高看我一眼,只要我认真地听,人家就会和我说真心话、心里话。后来我就这样做了。有人说这是一个风格,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职业记者都应该这样。(掌声,笑声) 
          
        朱军: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出名了?     
        崔永元:白岩松出来当主持人了,因为白岩松是我推荐过去的。我觉得小白确实不能当主持人,因为他还没有我长得好看呢,就是让他去当策划。(掌声,笑声)后来他出来做主持人了,我觉得很好,他就是有我说的那种采访时的职业状态,在镜头前不装。他那时候已经出名了,我们约他吃饭他都不出来,挺没劲的。我就说:“还不如当时我自己去。”后来正好有《实话实说》这个机会,我就去了,去了就出名了,因为中央电视台覆盖太广了。我记得我去菜市场买菜,去挑人家的菜,捡好的买,他们都说“你还买菜啊,你还挑菜啊”。我心说,我都买了好几十年了,你怎么刚发现啊?那个时候意识到好像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掌声,笑声) 
                  
        朱军:没有觉得特别的欣喜?     
        崔永元:挺危险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崇拜明星的人,现在也是,很多偶像。我也希望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被人尊重。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觉得终于熬到这一天了,要好好地利用它。但是我母亲特别明白,我刚做了三五期,我母亲就很认真地跟我谈这件事。她说:“你现在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你可能会火,也可能会比现在不火,你还会过最普通的日子,你别到时候承受不了。”她老跟我说这个。她跟我说完了,我倒没想我到时候会不会承受不了,我就想会不会更火。后来慢慢地我觉得母亲说的是对的。所以刚才你问他们主持人的定义的时候,我这里还想呢。我觉得主持人就是人,但是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掌声) 
          
        崔永元:所以我特别感谢我母亲。不管我做到什么程度,她都希望我起码先是个人,最好还是个好人,其他都无所谓。     
        朱军:你觉得你是个人吗?     
        崔永元:我是个好人,特别好。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就是出了名以后也没忘他们。而且有很多我出名以后交的朋友,偏说在我出名之前就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也有人说是邻居大妈孙子的,因为有时候我说话不太好听,比较尖刻。我从1996年开始《实话实说》,一直到今天坐着跟你谈话为止,我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没挣过一分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台里的工资。 
          
        朱军: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比较,你觉得哪个时候更快乐?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现在是在苦恼中找快乐。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播的节目谈的可能是是人家礼拜一办公室的话题,整个不对路做着做着真的开始有责任感了。刚开始有责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做了这么多年,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还不愿意放弃这个责任感,这就特别值得我们快乐。这个快乐的过程是每天睡不着觉,到早晨八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我觉得想这些的时候是挺痛苦的,但是之所以还这么想就说明自己还在坚持、没有放弃。为了这个,应该高兴、应该快乐。(掌声) 
          
        朱军:你是在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我听了却想哭。可能每一个主持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累呀,何必呢? 
          
        崔永元:因为我们是在媒体里工作,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很多思想、观念、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责任感就更强了,因为我的困惑更多了。她上小学三年级,每天都会把社会上的问题带回来。我教育她的时候觉得手足无措。我们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影响更多的家庭,影响更多的孩子,你说没责任感行吗?说到抑郁症,我觉得抑郁症病人选择自杀是最痛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媒介上要告诉大家正确认识这种疾病,要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你,而不能号召大家自杀。这就是个人选择和媒体选择的不同。(掌声) 
          
        朱军:这就是这个职业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崔永元:我们老说国外开放,没人管,绝对不是这样的。那要看是什么台、什么频道,收费频道、成人频道是有限制级的节目,但是公共电视台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不分年龄、不收费。没有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节目是好看的,因为好看不是它的标准,它要向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讯,要传递这个民族的文化、文明。能说国家电视台不是公共电视台吗?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非常过分,比西方那些国家还要过分。我们甚至没法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看一个节目,因为他们都抱在一起了,一个把另一个按在地上了。公共电视台就是这个社会最低的道德水准,你不能超越它,这就是责任。我跟他们说我失眠是抑郁症造成的,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我很认真地跟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发现你真是有病。”(热烈的掌声) 
                
        朱军:我知道你现在做《电影传奇》,其实也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受到了那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电影的影响。做了多少集了?     
        崔永元:已经做好了一百多集了。     
        朱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崔永元:太快乐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快乐。我每天都在跟我的偶像打交道,因为小时候我就是看着他们的电影长大的。     
        朱军:我做《艺术人生》四年多,采访了两百多个嘉宾,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吸取的东西,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人性当中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能不断修整自己。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给我信心。因为我在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低的人中寻找同道者的时候,我有时觉得很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甚至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但是我采访这些老艺术家的时候,我发现社会没变成他们说的那样。这些老艺术家还像当年那样敬业,所以我觉得我身边的同道者很多,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心里也就会更踏实一点。 
          
        朱军:有没有人会经常说,小崔你已经老了?     
        崔永元:有,确实老了。我20号过的生日,已经42了。人过42古来稀,人到42还当谈话节目主持人、人过42还主持《实话实说》,古来稀啊。我觉得现在干干《电影传奇》挺好的,因为《实话实说》可能更需要脑子好。 
          
        朱军: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排斥比我们小的人。     
        崔永元:有可能。我觉得一定要分清我和我所在的这个媒体,或者说我所在的节目。作为个人,我非常宽容,宽容得你难以想像。年轻人愿意干什么都行,我不会管他、不会干涉他,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我所在的媒体要有非常严肃的观点。比如说白岩松可以特崇拜F4,但是他的《新闻会客厅》对待这件事情就要有所慎重,这是一个原则的区别。(掌声,笑声) 
          
        朱军:重复以上嘉宾的规定动作,在这个平台上,想给你的观众说点什么?     
        崔永元:我想说的都跟他们说了,他们都知道。说句大家最爱听的话吧,要不显得我很落伍,恭喜发财。(掌声,笑声)     
        董卿 王志     
        朱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嘉宾,董卿、王志。     
        王志: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太漂亮,所以我们采访一直在另外一种场合。除非是不可能,我们一直坚决要求到被采访对象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做节目。我在《东方时空》第一次出镜的时候就养成这个毛病了,因为我没有学过,我干主持人是个误会。我不太习惯当众谈论带有隐私性的话题,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支持我。 
          
        朱军:可是你每每端着这样的姿势,逼得对方无路可逃,“你再说一遍。我觉得不是这样。” (笑声)     
        王志:所以这挺矛盾的,但是我的节目有底线。人家说我挺尖刻的,我不同意。我充其量叫尖锐,我不会尖刻,置疑是有底线的,不能没完没了。大家都说我把牛群逼得挺狠,但是采访完了以后人家请我吃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因为我问的都是大家应该问的事情,我问的都是对公众负责任。 
          
        朱军: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觉得上头有好多好多人,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追赶。     
        王志:为什么要去追赶呢?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绝对是财富。我们住在六里桥地下室的时候,镜头前一坐,西装革履,也就那一套西装,晚上你又回到地下室去了,像地老鼠一样。很多人不都这么住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省青年。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挺正常,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00,800在1994年不算低。 
          
        朱军:我们回过头来问董卿。今年的大年三十直播完了以后,你是怎么过的?     
        董卿:我回家了,在北京租的房子。从接到春晚通知,然后到投入到整个筹备工作,无数次的排练一直到年三十晚上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了很多的情绪和心情,我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当所有的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在零点钟声过后,眼看着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我问朱军“完了以后干吗”,他说家有一帮朋友等着他。我问周涛完了以后的安排,她说爸妈在家等着她呢。我问李咏,他说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倒也很难说是伤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我有一点点害怕。我回家以后,找了点吃的,饿死了,已经快两点了。我打开电视,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春节晚会重播,到凌晨七点,倒头睡觉了。我特别迷恋工作的过程,已经到了一种像飞蛾扑火的狂热。可能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稳重、温文尔雅的,但是内心里的那种力量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一天我也会遗憾,我会遗憾在该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该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我遗憾没有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王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快乐和苦恼在别人看起来都很平常。我们是有挺多的困难,但比起那些没有饭吃的,拿不到工资的,那才叫苦难。我可能无法理解你们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但是我可以说,当灯光熄灭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感到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笑声) 
          
        朱军:其实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重要,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无论你是愿意苦一生再去晒太阳,还是愿意这辈子一生下来就晒太阳,全在自己。只要自己喜欢,那就好。只要自己晒得舒服就行。 
          
        王志:还是不一样,我既要享受过程,我更注重结果。     
        朱军:回到刚才的共同话题,在这个平台上,给你的观众说你最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     
        王志: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可能不喜欢我的节目,但是别强迫我干我不愿意干的事,别强迫我去改变我自己。你可以把电视机关掉,你可以改频道,相互尊重,互相宽容。(掌声) 
          
        董卿:我记得好像是莫泊桑的《人生》里有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像得那么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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