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作者: 王安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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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他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始料不及的是，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的，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南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两人走出公寓大楼，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他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地骑到学校。
4父亲
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从沪杭线，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也就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
他们又经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在一起的。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就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待南昌回到家中，不必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在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没当回事。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着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她这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本来南昌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也就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似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恹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为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终于，母亲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绝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绝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来生分，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走出公寓，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
5“星星之火”
和父亲母亲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人坚守在空荡荡的司令部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可去。要说，学校是比前一阵热闹了，因为派仗越演越烈，有几次还升级到了武斗。为安全起见，南昌将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道这里还住着一个人和一个司令部。
晚上，他怕械斗的人群袭击他的窗户，总是早早地熄了灯，身体靠在窗边的墙上，侧脸看窗外的情景。从他所在的四楼的高处望下去，操场上熙攘着的人真有些像蚁群呢！南昌将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他两天去一次食堂，买来一堆淡馒头。淡馒头，还有开水，甚至连酱菜也没有，就是他全部的给养。开始，他不理发，从不知是谁留下的一面小镜子里，看见一张消瘦苍白的脸，长而乱的头发，尤其是唇上长出的硬起来的胡子，心里有一种酸楚，又有一种满足，他喜欢这个形象。
这一天晚上，整幢楼的灯都亮着，操场上的灯也亮着，显然是将要有行动来临。可是却奇怪的寂静，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南昌从窗户往底下看，空无一人的操场忽然让他有些胆寒，他感觉到这一幢楼里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夜里，他被敲门声唤醒，他没动，任由敲去，以为同往常一样，敲不开门人自然会离去。可门外的人却很固执，也很耐心，叩几下，停一会儿，再叩几下。他跳下床，赤脚奔到门前。先还谨慎，只将门打开一条缝，却又急躁起来，哗地拉开了。门口站着大姐。
月光从他身后的窗户投进来，投向大姐，又被他的身体挡住，于是，只余下一道轮廓。他看不见大姐的表情，却看得见大姐嘴动，很奇怪的，他听不见大姐的声音，似乎是从大姐的嘴动，看出几个字：妈妈死了！就像是紧接着的，他已经骑在了自行车上，车后坐着大姐。他甚至能看见自己，小小的，简直像一只蚂蚁，骑着一架米粒般的自行车，载着又一只蚂蚁。与其相比，街道、房屋、树，就都显得巨大了。这种俯瞰在猝然间结束，他的自行车一直骑上人行道，然后在一道台阶前歪倒，他和大姐和自行车一起摔在地上，原来到家了。他和大姐，还有那架车在地上纠缠了一时，方才挣脱开爬起，一阵寒战从脚底涌上。
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是大姐一个一个找回来的。母亲在父亲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召集他们开会之后不久，也被隔离了。今天早上，母亲单位里来通知，母亲于二日前死亡，是“畏罪自杀”。所以，尸体立即送去焚化，只交来一张骨灰领取单，还有一包母亲的衣物。距离上次开会仅他一个多月，情形却已大异，主持会议的不是母亲，而是大姐。方桌被推到两扇门之间的墙下，凳子椅子全倚墙靠着，让出一方空地。等大姐在桌上放下一张母亲的照片。桌上摆开四个碟子，盛了山楂片、瓜子、饼干，第四碟是半根剪碎的油条，又在正中燃了三支卫生香。最后，大姐将父亲藤椅上的棉垫放在方桌前的地上，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三个头。二姐也跟着跪下磕三个头，应该轮到南昌了。南昌没有动，大姐伸手拉他，并没有触到他，却被他粗暴地挡开了。大姐有些变脸，两个弟弟互递一个眼色，齐齐跪下磕了头，带着息事宁人的意思。底下几个也依次磕过。事情本来可以结束了，可大姐却不罢休。她又过来拉南昌。这一回，南昌的胳膊闪开了，却被大姐当胸抓住衣襟。他没料到大姐那么有腕力，牢牢地钳住他的前襟，将领口收紧，扼住了他的脖颈。大姐咬着牙，使得腮骨部分突出，她的手不肯松一点儿。于是，两人便扭在了一起。二姐拉住大姐，其余的弟妹一起拥住南昌，企图将他们拆开，可哪里拆得开！他们这一伙人，在狭小的门厅里来回碰撞，却没有人出一点声，一切都在静默中进行。南昌到底没有磕头。可是，这一日，他没有回学校；下一日，也没有回。事实上，他就在家里住下了。
没有人来找南昌，南昌也闭门不出。他躺在父亲的狭窄的行军床上，看着房间另一角里父亲的书柜。父亲的书并不多，书柜是狭窄的一具，多是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几本俄语书，再加上一本哲学辞典。他远远注视着父亲的书，没有去动一动。有几次，他发现自己靠近了书橱，陡地，又离开了。他好像骇怕走近并且了解父亲，还有母亲。
6 户内
陈卓然和南昌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词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谈起，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的到来，稍许凝聚起来了些。他们这一家，自己人之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做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他成长中的孤寂。
后来，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大姐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大姐更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他们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他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南昌迷恋陈卓然的思想，却不了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那外壳底下，才是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其实，即便是对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