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宝鉴-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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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迎各界参加。1901年的两次拒俄集会，事先都有公告。
中国教育会在张国举行的演说，演说者时常互相争执甚至吵骂，正是演说开放性的一种表现。张园是游人如织的地方，所以在此举行的集会，常能一呼百应，耸动视听。马叙伦回忆，张园演说，他总去参加的：
张图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生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第20页）
四、张园之为张园
不仅是上海人最爱去的花园，而且是所有来沪中国人最受游的地方。
晚清上海有花园多家，比较出名的除了张园，还有古老的豫园，新辟的徐园、愚园和南市西园等。
相对于其他花园，张园的特点有五：一是大，占地约七十亩，为众园之最。二是洋，徐园、豫园均为传统江南园林风格，张园基本是西洋风格。诚如晚清人评论，“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三是开放较早。张园自1885年正式对外开放，徐国先前仅对少数文人开放，到19O9年迁入新址以后才正式开放。至于南市西园，建成已是1908年了。四是位置适中。愚园太远；徐园先是太闹，后是太偏。但它们与张园同处于租界，所以演说会之类也还有些。豫园的东西二园，南市西园，因处于华界，在清政府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政治性的集会演说较难开展。张园东面离跑马厅不远，北面紧贴静安寺路，南面是富裕绅商的住宅区，西面是当时全上海绿化环境最好的静安寺地段。在张园开放以前，静安寺一带已是上海绅商郊游的胜地。五是免费。张国自安垲第建成以后，即免费开放，游人可随意入园与登高，其他花园都要收取门票：愚园一角，西园一角二分。是否收费，看上去似乎仅是一角钱的小事，其实不然，它实质上涉及到能否随便、自由入园的大问题。收费，不但截住了那些无钱或舍不得购票的游客，而且挡住了那些无意识、无目的来园自由走动、赏玩的游客，而这些人，正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
由于以上几点，张园在晚清上海享有相高的声誉。时人评论，张园不仅是上海人最爱去的花园，而且是所有来沪中国人最爱游的地方。
五、公共空间的形成
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张园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私家花园古已有之，但像张园这样私园公用的情况却没有先例。张叔和怎么会想到自己辟一个花园然后对外开放的呢？我以为，这与上海租界的公园管理制度有关。
西方的公园出现于近代初期，开始是由皇家贵族的私家园林向公众开放而形成的，如伦敦的海德公园。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经过设计、专门供公众游览的近代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西人来沪以后，很容易想到辟设公园的问题。1868年，上海租界最早的公园──外滩公园建成，但游园对象有严格限制。其《游览须知》有七条，第一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六条是“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其后，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当时称法国公园）、兆丰公园次第辟设，但也都不许华人入内。不仅如此，其他一切西人公共活动场所，如跑马厅，各国总会，华人均不得随便入内。
华人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交纳的税款占租界税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税款建造的公园却不让华人入内，这不管怎么说，对民族感情都有极大的伤害。从187O年代后期到1880年代初，上海士绅颜永京等对于租界当局歧视华人的行径不断提出抗议。《申报》也曾发表文章多篇，说是“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胡为乎只许洋人驻足，不许华人问津，何也？”张园建成以后，一开始就完全免费开放，可能有“你不让我游，我就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意思。
集社集会，在中国古已有之，东林党、复社、几社是其著者，至于文人画社、诗社则更多，但这些都不能与张国的集会演说相比。其主要区别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间的事，后者是社会大众的事；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学术（当然也与政治有关），后者关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
通过张园集中体现出来的遇事动辄集会演说，动辄通电，上海人的这种表达政见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与晚清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重心从1860年代开始北移租界。上海社会实际存在两个社区，西人社区与华人社区。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间，如总会、旅馆、戏院、跑马厅。连每年看花展也是分开的，通常前两天是西人参观，然后才是华人参观。
华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会馆、公所、茶馆、戏院、妓院，但那多是区域性、行业性、小范围的。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在张园出现以前，还没有过。
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
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间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定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清政府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
1903年4 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须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这无异于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就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六、市民意识的产生
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星“广帮”、“宁帮”之类，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
20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19O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类似事件相比，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主办《警钟日报》的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说的“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发起地方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9 年，修路100 多条，筑桥6O多座，建造码头6 个，新辟、改建城门9 座，制定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通过这一运动，上海的华人社会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1911年前，上海反清革命的主体，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义成功后式立的沪军都督府，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工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是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辛亥时期各地反清起义普遍规律是当地人谋当地事，各地军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在上海主政，这是他们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无一不与张园之类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对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综合有关报道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属于报人、文化人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袁祖志、汪康年、梁启超、李伯元、吴研人、狄楚青、叶瀚、蒋智由、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张謇、赵凤昌、岑春煊、盛宣怀、郑观应、徐润、经元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李拔可、郑稚辛。备地来沪的学者、学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孙宝瑄、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蒋智由、陈介石、汪允宗。
那么多人有事没事地总爱往张园跑，正说明张园作为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特别重要性。
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出版机构，如《申报》、《新闻报》、《选报》、《苏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主持着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领导着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的组织。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社会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
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形的公共空间（张园）与无形的公共组织（会馆公所）、公共领域（报刊）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
（原文 19000字，本文有删节）
作者介绍：
熊月之．江苏淮阴人，1949年生。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陈旭麓先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祖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书。
后记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颇负盛名的狎邪小说，写的虽然是妓院生活，但是写得颇为干净，除了几个“二爷”在“花烟间”与妓女打闹说了几句粗话之外，通篇没有性行为的描写（《秽史》可作例外看），而对妓女、鸨母以及官商两道的嫖客，则描绘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被鲁迅评定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但是方言小说的最大缺点是离不开某一方言区。《海上花》的对白是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写的，除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这方圆五百里地之外，非吴语区的读者是看不懂或者很难看懂的。把它改写为普通话的第一个动机，就是想扩大它的影响面，让全国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