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07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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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午
三娘
■ 朱勇慧
三娘是我小时候的保姆。这个女人快要死了。
母亲流着泪把三娘的来信递给我看，说，慧慧，你知道吗？你三娘这一辈子苦啊！
关于母亲以及她们上一辈人的苦难，我曾经在学校忆苦思甜大会上听到过很多种版本。可是现在我们不喜欢向后看了。这大概也是我们同母亲这一代人的区别。
三娘在信中说她很想看看我，她说我是她带过的孩子里和她最贴心的一个……母亲说她一定要回去看三娘最后一眼。她说，慧慧，你父亲死了以后的那段日子，你和哥哥都不在家，是你三娘一直陪着我……母亲的坚决里似乎还带着对我的不满。说真的，我很忙，平时对母亲的关心很少，以为让她老人家吃饱穿暖就够了。看着母亲两鬓的白发，我决定向单位告假陪母亲回一次老家。
行驶的火车，是一个非常适于回忆、幻想和打瞌睡的地方。出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我，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时代里，已经失去了幻想的动力，渐渐地也就失去了幻想的兴趣；因为要照顾时不时打盹的母亲和随身携带的物品，我只好克制着自己的睡意，开始回望我的童年，搜寻关于三娘的记忆。
三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消瘦和善的面孔。那张面孔上有一双好看的圆圆的杏眼，那双眼睛里总是含着一丝笑意。
三娘好像从来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不过，她的那些摞满了补丁的衣服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她的头发也总是梳理得很光滑。三娘的个子很小，因为瘦就显得更小。母亲生下我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每天早上都把我送到三娘家里。我是和三娘的小儿子道成一起长大的。三娘常常一左一右地抱着我们喂奶。所以，那个孩子从小就对我充满了敌意。
按道理讲，我应该称三娘“奶奶”。她比我母亲年长差不多二十岁。她生下道成的那一年已经四十多了。周围的人都叫她三娘，我也跟着叫，没有人纠正过我，这种称呼也就一直被我用到现在。至于别人为什么都叫她三娘，我是从母亲近两天的叙述里隐约猜到的。
三娘的老家在四川。她是当地一个大财主宋家小姐的贴身丫头。三娘还不记事的时候就被宋家买去，陪比她大三岁的小姐一起读书认字，生活过得比当地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都好。宋家的小姐和另一个小财主齐家的儿子是从小定的指腹为婚的娃娃亲。等到宋家的女儿一出世大人们才发现，这个孩子是个“兔唇”。可是，两家的大人并没有因为这个就悔婚。齐家少爷后来很有出息，在上海作了国民党的军官。１９３９年，宋家小姐满了十八岁，两家举行了很隆重的婚礼。三娘就作为陪嫁和宋家小姐一起到了上海。
军官少爷对宋家小姐很客气，只是从来都不在小姐的房里过夜。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三娘和小姐还是过着和在四川老家一样相依相伴的生活。在那种客气的冷漠里，小姐的心境变得越来越坏。她开始讨厌自己的容貌，讨厌自己的一切。三娘帮不了她。三娘只是一个下人，是小姐的一个附属品，就像小姐其它的陪嫁一样，是一个沉默的附属品。她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对小姐更有利。直到那年冬天，军官少爷领回来一个女人，说是二太太，还说从今天开始，三娘要专门伺候二太太，因为二太太怀孕了。年仅十六岁的三娘忽然之间看到一点希望，一点可以改变小姐处境的希望，她想，让小姐为少爷生个孩子。小姐说你真傻！我娘告诉我，女人要被男人睡了才会生孩子。三娘的脸红了。她不明白少爷为什么就不能和小姐睡呢？其实，看习惯了，小姐其它部位长得还是挺好看的。她带着许多的疑惑到了二太太的房里。
为了掩饰怀孕带来的形体上的变化，二太太越来越注重打扮。三娘在二太太身边一刻不停地忙碌着的时候，少爷看见的是这样两个女人：一个矫揉造作、臃肿懒散；一个自然大方、清秀可人。三娘一口的乡音是否让少爷感到了一种亲近？少爷本来就很少和小姐说话。三娘到二太太的房里来以后，少爷几乎不再踏进小姐的房门了。在这个家里，少爷不仅是一名军官，他还是一家之主、一个拥有绝对权威而又健康的男人，所以，那个夏天的晚上，少爷掀开三娘蚊帐的时候，三娘非常顺从。十六岁的三娘啊，少爷躺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在想什么呢？
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已经开始打仗了。少爷对三娘说，如果将来三娘为他生了儿子，他就把家产的一半给三娘。他说他请很多有经验的大夫看过了，二太太怀的很可能是个女儿，他真的很想要个儿子，他说他看三娘的样子就是要生儿子的，他说只要她一怀孕，他就给三娘一个名份。也许是为了让三娘早点怀上孩子，少爷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三娘的床上。
三娘没有想到她所做的一切竟然会让小姐发疯。小姐发现她和少爷的事情以后几乎疯狂了。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见任何人。三娘想等她有了孩子，把孩子生下来，她会和小姐共同拥有那个孩子，小姐见到孩子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不久，少爷就带兵去打仗了，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少爷的死讯传到家里来的时候，二太太已经生了。是三娘和医生一起帮她接的生。她生了个儿子。她不容置疑地、理直气壮地拿走了少爷在上海的全部家当。二太太毫不客气地想要把宋家小姐和三娘扫地出门。虽然宋家小姐在那个家庭中的地位几乎还不如一个女佣，但她毕竟是齐家明媒正娶的太太；至于三娘，她居然敢在二太太怀孕的时候勾引少爷，二太太哪里能够容她。第一个被赶出家门的自然是三娘。三娘祈望着小姐能帮帮她，可是小姐根本就不见她。三娘被赶走之后没过几个月，小姐就一根白绫把自己吊在了房间的屋梁上。那个囚禁着她短暂而又苍白的青春的房间，后来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起了火，烧掉了。当然，那是后话。
三娘被赶出去之后才发现，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当时是乱世，一个怀有身孕的年轻女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孤孤单单的，她该怎么办呢？据三娘自己说，她开始给人作保姆，等到她身子一天一天不方便不能再作保姆的时候，她就捡破烂。那时候三娘一定十分想念小姐，想念和小姐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她在大街上偷偷地捡着菜叶和别人丢弃的食物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些的。因为她还那么年轻，她一定渴望过上过去那样的好日子。
忽然有一天，在大街上，她被一个衣衫褴褛的军人拉住了胳膊。那是少爷的副官。三娘把副官带回了自己的窝棚，照顾他，帮他养伤。养好伤的副官看着三娘的肚子，看看她的处境，问她小姐和二太太的情形……副官抹去三娘脸上的眼泪说，我娶你。
三娘生了个女儿，女儿出生在江南的早春，副官给她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齐迎春。那一年，三娘只有十七岁。有了副官的三娘已经不再幻想小姐的原谅了，可她还是希望小姐知道这个孩子，毕竟，那是少爷的孩子。三娘甚至想，如果小姐要那个孩子，她一定会给的。
去给小姐报信的副官回来说小姐已经死了。
三娘哭得死去活来。她对我母亲说，当时，她倒不完全是为小姐的死伤心，她是想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回四川老家了。我在三娘的怀里吃完奶，打着饱嗝，笑盈盈地看着她的时候，她对我说的那些话也许都是对自己家乡的眷恋吧。其实，现在想来，三娘真正的老家究竟在哪里，她并不知道。小姐的家乡就是她的家乡，可是现在小姐死了。小姐是她和四川之间惟一的维系。现在，这条路断了。她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念头一定让她痛苦万分，她找不到自己的根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故乡已经成为永远不可能再去的地方，三娘的乡音才会被她那么顽固地坚持着——她在上海住了三年，在我的家乡鄂西北一住就是几十年，可是她的四川腔却从来没有一点改变。
不幸的是，副官又被抓去当兵送上了前线。副官走的时候摸着三娘微微隆起的小腹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让我的儿子姓我的姓，如果是个女儿就算了。
几个月后，副官的儿子出生了。副官却和少爷一样一去不回。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士兵找到了三娘，给她送来了副官的遗物。三娘抱着副官的东西哭啊，她的泪水里混合着一种幸福——副官是真正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的，他能让人把自己的遗物带回来交给她，他是真正把她看作亲人的啊！
三娘后来就带着两个孩子跟着那个断腿的士兵老张回到了他的家乡——湖北襄阳的一个小镇，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一直生活到现在。
对于三娘为什么会嫁给那个年老、丑陋且又断腿的士兵老张这件事，我一直有些不明白。那时候，三娘也不过才二十出头，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是，以她的姿色，在上海找一个比老张强的人并不难吧？如果是因为要逃避战争，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三娘的行为了，是同情和感激。老张在战争中失去了健康，而三娘失去了小姐、失去了少爷、失去了副官。上海那个城市对她来讲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她要尽快离开那里，不管跟谁一起，只要有人带她走她都会走的。而恰恰那时候，老张就站在她面前，手里捧着副官的遗物……
不知道为什么，三娘和老张回到镇上很多年才又生了一个儿子。她的三个孩子有三个姓——老大跟少爷姓齐，名迎春，老二跟副官姓王，名道远，老三跟士兵姓张，名道成。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我们那个小镇上是很特别的，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知道，小镇上有一个断腿的士兵老张娶了一个军官太太，这个军官太太嫁过三个丈夫。也许，这就是人们都叫她“三娘”的原因吧。
下了火车，我和母亲又坐上了直通小镇的公共汽车。我很少回乡，就是回来也只是匆匆而过。好像在我的心里，故乡的一切、过去的一切我是宁愿遗忘的。可是这一次不同，三娘的死把我拉回到我出生时、甚至更早的时间里去。当我看到眼前的故乡的时候，我是真的吃惊了——我几乎找不到童年的印象了。那些旧时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破旧、低矮的建筑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狭窄的石子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一幢幢高楼耸立着，小镇周围大片的麦田被一片片簇新的农舍分隔了……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那被高楼被崭新的景象掩盖的记忆忽然间洪水一般从遥远的、深不可测的地方奔涌而来。
我出生时，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充足的奶水喂我。我刚刚满月的时候，母亲就托人为我找保姆。父亲的一个朋友说，镇上有个老革命，就老两口，自己没有孩子，生活条件也好，想孩子都想疯了，把慧慧给他们带那是再好不过。父亲开玩笑说，那可不行，他们那么喜欢孩子，会不会把我女儿抱走不还了？！父母就又托人找。再来的人就是三娘。她是自己找来的。来的时候还牵着个两岁的男孩。她对母亲说，听说母亲正在找保姆，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作别人的保姆，她说她的奶水很好，就是喝凉水都发奶，又浓又多，说着还把母亲拉到一边，掀开衣服给母亲看。母亲看着她鼓涨的乳房，非常羡慕。最后，三娘说，她需要这个工作，她要养活自己的几个孩子。三娘用了“工作”这个词，这让我母亲很吃惊，小镇上的人一般都不这样讲的。母亲看三娘干净利落的样子，她们当场就成交了——我被交到了三娘的手上。母亲一个月付给三娘十元钱的报酬。那时候的物价很便宜，十元钱差不多可以买到近一百斤粮食。
三娘的丈夫老张在镇上的一个面粉厂当搬运工。一想到老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条断腿。那条腿上总是用麻绳和破布绑着一根很粗的木棍，那根木棍就像他的腿一样灵活。我想我之所以对那条断腿的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以我当时的年龄，目光所及的地方可能正好就是那个部位，而我对那条腿的奇怪样子一定充满了好奇。我努力去回想老张的全貌，浮现出来的是一尊黑色的泥塑：一个满面愁容的男人，坐在有些腐朽的门槛上，伸出那条缠着麻绳和破布的断腿，抽一根长长的烟锅，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我还很小的时候老张就死了。人们都说老张是累死的。那应该是六十年代底吧。
老张死后，三娘的日子就更艰难了。那时候我已经两岁多了。母亲给三娘长了两块钱工钱，每次去接我的时候，母亲都会给三娘的孩子们带些吃的，我哥哥的旧衣服，母亲也总是缝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送给三娘的小儿子穿。
因为家里穷，三娘的大女儿齐迎春直到二十多岁还没有说婆家。迎春家虽然穷，却也是吃商品粮的，三娘对于男方家里一定也要是吃商品粮的这一点十分坚持。三娘就对我母亲说，请我那在城里当干部的父亲帮帮忙，帮她女儿介绍个对象。三娘说女大不中留啊，女儿在家虽然能帮她照顾孩子，可是，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她一个大姑娘要吃饭要穿衣，三娘说我拿什么养活她呀。母亲对父亲说了好多次以后，粗心的父亲才记住这件事，后来父亲还真让人给迎春介绍了一个对象，只是那人在很远的青海，是个搞地质工作的，好像读过大学。妻子因为受不了高原生活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还留下个五岁的男孩。那个人说如果迎春能答应他的婚事，他可以给三娘两百元钱的聘礼，还可以给她二十岁的弟弟道远安排工作，就在他们的地质勘探队里。三娘一口就答应了，她一连声地对父亲说谢谢。可是，迎春说什么也不答应。道远和他姐怄气，说姐姐自私，一点也不替他着想。三娘只是看着迎春流泪。她说，春儿，妈不会逼你的。你看看我们这个家，你留下来能有啥子前途嘛？迎春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