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第一辑)-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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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就求过父亲这一次，按照父亲的地位，他完全能办好这件
事，但他那老布尔什维克的秉性是绝不会为我开后门的。母亲找他的一个部下帮忙，
其实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伤疤超过多少公分就不能参军是有规定的，不然就有
损军容。但他们怕伤害我的自尊心，让我去正常地办手续、体检，一切像真的一样。
接兵的副团长对我说，当兵可要能吃苦啊。我们在一个小礼堂滚地铺，等待早上抽
血，我激动得差不多一夜没睡。但入伍通知书一直没来，最后我得知是因为查出我
有肝炎。而事实上我没有任何肝炎的症状。我的两个好朋友参军走了，送他们的时
候我真是悲痛欲绝，但表面强作镇定。我明白了伤疤对我一生的意义，这是我走向
成熟的开始。

　　　　我无所排遣心中的郁闷就想到上海去看沈妈。我到芜湖一个朋友那里去玩了几
天，走时在码头候船室被一个革命警惕性极高的联防队员盯上了。那时当地正在追
缉一个逃犯，他看我形迹可疑，就把我带到治安室。我说你凭什么抓我？他布满血
丝的眼睛盯着我的脸，说，我一看就晓得你不是个好人。我气得一拳朝他打去。他
大喊大叫，来了几个人将我制服，要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被关押起来。他们
讯问我是哪里的？我当然不能说真话，让家里人知道我犯案关了牢房还不把他们急
死？就说我是上海知青，你们只要把我遣送上海就有人来接我。他们当然也不相信。

　　　　牢房的日子简直记不清天数了，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被转送到了蚌埠火车站。
那时正有一列火车开来，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苏联电影《红叶》里的一个镜头，
像那个男主人公一样，我等火车驰近大约相距百米的时候猛然跳上铁轨跑去。我的
身后是“有人自杀！”“抓逃犯！”的惊呼，但谁也不敢来追赶我，等到长长的火
车呼啸而过，我早已逃得没了踪影。

　　　　哇塞，你真酷啊，纪总。简直像个江洋大侠。来抽烟，我也陪你抽一支。

　　　　我和郑珏到走道上，点燃了烟。她一脸崇拜地看着我，我向她吐了一团雾，听
得过瘾吗？

　　　　她车过头去，呛咳一阵说，哎呀，你快点说说后来嘛？你后来到上海没有？

　　　　我卖关子说，你不请我吃饭，我就不讲了。由于从颐和园赶回宾馆再赶到车站，
我们没来得及进晚餐呢。

　　　　郑珏说，我差点还忘了，现在立即去餐车，我做东。

　　　　那次我分文没有了，趴货车到了上海，在沈妈那里过了半个多月。那一年苇姐
刚结婚，姐夫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就在沈妈的小楼房辟出一间做了新房。这条小弄
简直是个植物园，有参天大树，有爬墙虎，晚上还能听到蟋蟀的叫声。附近有座高
达六层的美式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在外国。记得沈妈带我出去看过几场“批判电影”，
什么“乌鸦和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常常掏出手绢拭眼，我也陪着她掉
泪。苇姐和姐夫陪我到外滩去玩时给我讲了一席话，让我终身受用。人必须从精神
上赢得尊严，成为真正的强者。惟一的途径就是学习知识，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在上海乐不思蜀，是接到父母的信后回家的。他们估计我要是活着肯定就在
上海。我回去后，正碰上大学招生，在我据理力争下，父亲才动用关系把我作为工
农兵学员推荐，我就这样进了大学，开始潜心读书。毕业后我选择在图书馆坐拥书
城，著书立说，别无他念。

　　　　啤酒的泡沫在漫溢。郑珏说，快喝了这杯，讲最紧要的，你的第一次婚姻吧。

　　　　我咽下了一杯苦酒。二十八岁的时候，屈从父母的压力，尽长子之孝顺，我和
一个乡下姑娘订了亲。说实在话，当时有许多农家女孩就是这样嫁给了城里伤残或
智残的孩子的，我们是干部家庭，自然条件更优越。但这对我多少是个委屈，我算
智残还是伤残呢？就只能这样解决婚姻？我这辈子就犯不着从恋爱到结婚了，性爱
成了直奔的主题，两个月后，我们就进入事实上的婚姻。当然，无论如何，我都要
真诚地对待人家。我悄悄地把她带到上海沈妈家里，算是一次旅行结婚吧。

　　　　那一次沈妈非常高兴，就像她有了儿媳妇，拿出一枚金戒指戴在我老婆的手指
上。她揭开床褥拿出她过去时的照片，这是逃过文革劫难留下的照片哪。一张是她
穿着旗袍拿把扇子，千娇百媚的样子；一张是她跟商人丈夫的合影。沈妈是绍兴柯
桥人，没什么文化，十九岁就给快五十岁的丈夫做了三姨太。她一副天生的好身材，
到老也没变；那双眼睛尤其美，像上官云珠，流露着圣母般的慈爱。那次我还知道，
苇姐非她亲生，是从孤儿院里抱回的。苇姐的亲生父母后来找来了，她仍然舍不得
离开沈妈。沈妈还抱养过一个儿子，长到十多岁时被他的生父生母要回去了。

　　　　那次苇姐要我们照一张婚礼照带回去，我没有同意。回来后，我请几个朋友到
我家来吃饭。把自己灌醉后，我举杯说，现在我宣布，我已经结婚了，今天就是我
的婚礼。朋友们懵了，连新娘都没有，这算什么婚礼呀。我说，是朋友以后就别跟
我再提婚礼二字。

　　　　要说婚礼也算举行过，那是沈妈一家来作客的时候。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家来。
文化革命大串连爆发，我随班上同学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第七次检阅后就去了上海。
我凭着一个信封上写的“淡水路121　号”的地址在一个黄昏找到了沈妈的家。沈妈
见了我大感意外，摸着我的头连连说，侬都长这么大了？侬还记得阿拉咯？侬真是
个有心人哪。在上海的十二天就有八天是在沈妈家过的，我很喜欢吃沈妈做的糖醋
排骨，觉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菜。那时候上海乱七八糟，沈妈怕我出事不要我出门，
出门就要苇姐带着。我和苇姐到处看大字报，也第一次去了外滩，我们建立了很深
的感情。记得临走她送我时，在十六铺码头，我说我没有姐姐。她流着眼泪说我就
是她的亲弟弟。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接上了关系，通信不断。沈妈说，阿拉这次来
就是吃大元的喜酒的。沈妈的话不能不听，我总算补办了一场喜宴。喜宴上，母亲
和沈妈在拭着眼泪。坐在一条凳上的我和妻子却相视无语。

　　　　那时候国家刚刚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改革开放。而这些灾难都被我们一场不拉
地承受了。

　　　　那一年我刚进小学校门呢。我们这一代很幸运，但是也很苍白，没有你们那些
惊心动魄的经历。干杯吧，纪总。

　　　　郑珏面呈酡颜，她是为了陪我而放纵了自己。我也很少像这样喝光一瓶啤酒，
如酒的往事把我灌醉了。

　　　　我说郑珏呀，如果能逃避灾难，我宁可不要什么惊心动魄的经历，宁可晚生十
年、二十年。一九五七年大家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那场政治灾难跟我
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只刻骨铭心于那个寒冷的黄昏，随着砰地一声枪响，六岁的
孩子匍然倒地，世界跌入了漫无边际的黑暗。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我上学读书的第一个寒假。我捧着跟我的脸差着不多
大小的饭碗晃悠到邻居二贵家。后面跟着我四岁的弟弟。二贵是个大孩子，大我一
倍。他哥是公社武装部的干事，那时候全党全民灭四害，打麻雀，所有干部都配有
枪。我以为天上飞的麻雀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我到二贵家是看稀奇的，因为那天
他家打了不少麻雀。二贵正在摆弄有功之臣——那杆鸟枪。他的嫂子斜坐在桌旁敞
怀喂奶。奶香和炊烟的香气弥漫着。我从桌面看去，那乌黑的枪口正对着我，我想
从那枪口看到里面去，或从准星里看到二贵那只觑着的眼睛。

　　　　那个时候我家从县委大院搬出来一年多，是因为我爹出了问题而遣送下来的。
我爹的问题跟反右运动有关，可能有待作甄别处理，在队里监督劳动，剃了光头，
人们早就将他视为右派了。邻居二贵肯定风闻了我家是右派的传言，这种传言潜意
识里催动他扣动扳机。我要打死你这个右派儿子。他瞄准时嘴里“炯炯”地叫着，
我听到那以假乱真的声音有点想笑。这时，恰巧母亲在唤我，我刚朝左车过头去，
一声枪响，我眼前一片血色，支撑了一会，晕倒在地。

　　　　鸟枪里的子弹几乎一颗不撒地打到了我的右脸上，我身后靠在墙上的弟弟一颗
也没有挨上，他恐惧地哭了起来。我母亲进来的时候，二贵傻端着枪，枪口还在冒
烟。他的嫂子站起来一巴掌朝他打去，以为你闹着玩哩，你真开枪了！二贵也哭了。
我母亲没哭，她一下抱起我，就往公社卫生所跑。地上的路是黑的，天上的星是亮
的。我的母亲像马一样奔跑着，驮着她的儿子。那是一匹遁入夜幕的黑马，不断发
出与夜路上的踢踏声相呼应的喘息和心跳。神奇的是，她一跤也没有摔倒，我想她
即使摔倒也会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卫生所简单包扎后，我被放置在一张床上。母亲摸摸我身上冰凉后说，不行，
得送到县医院去。村里的人弄来了一辆马车，由一个马夫驾着连夜往县城赶。我躺
在母亲的怀里什么也不知道。到医院，我被确诊是右脸洞穿，几颗臼齿脱落，头上
颈上还有三处伤口。当时的县委书记陈一民跟我父亲是战友，他召开紧急会议说，
老子被打成右派，儿子就遭殃了，就该挨子弹？同志们哪，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们
要全力抢救老纪的儿子。我在医院人事不省两天，被下了一纸油印的病危通知书。
母亲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对医生大吼着，我的儿子不会死！不会死的！要找最好的
医院抢救他。医生说那只有去上海了。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已是上午8　点半，幸亏
县城通往市里的公路刚修通两天，惟一一趟班车披红挂花刚刚开走了。陈书记亲自
策马拼命地往路上追，直到拦下那辆班车。他对不明究里的司机和乘客说，耽搁大
家一点时间，抢救一个孩子的生命。那天车上的乘客很满。他说，病人需要躺着，
哪几位是出差的干部，请你们推后一天再走，把位子让出来。我是县委书记陈一民，
他的话没人不听。班车等着我，让我躺在后排的长椅上。当晚到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又上另一班车过长江赶往上海。

　　　　我第一次当着一个下属的面掉了泪。不，面前的她不是下属，而是一位美丽清
纯的上海姑娘。我，一个丑陋的人，是在向着心目中的美神招供，诉说我灵魂中的
悲痛。

　　　　列车隆隆地向着上海方向前进。

　　　　到上海时我被包裹的头肿得像个冬瓜，惟一露出的嘴巴被高烧烧得干裂起泡，
我的生命已若游丝，离死亡仅半步之遥了。

　　　　医院是静安寺路上的一家同济医院。我躺在手术台上，刀子钳子像桨一样舞动，
银色的光波把淹没的我从波峰浪谷中载回彼岸。三天之后，我的知觉能感受到伤口
剧烈的疼痛了，这种疼痛使我想质问母亲为什么要救活我。那时母亲不在我的身边，
她在走廊上哭泣，因为马上要离开我。她对一位中年妇女说，我要回去了，我只有
七天假，我不能只管这个孩子而丢了家里的两个孩子。这个中年妇女就是沈妈，她
当时在医院看护做扁桃腺手术的女儿。母亲已跟她谈过很多话。当时的沈妈能够同
情甚至有些敬佩母亲可能是由于她们共同的出身。在出嫁之前，她们都是资本家家
里的千金小姐，不同的是，嫁给商人的沈妈还保持着终生不渝的娇贵之气，而跟随
了南下干部的母亲早已改造得工农大众化了。沈妈摸着憔悴不堪的母亲粗糙的手，
洒了一把伤心之泪，她说，侬放心去好了，儿子的事就交给阿拉了。

　　　　那，那就太为难你了。母亲疑惑地望着沈妈，哭腔着说。

　　　　没关系咯，就当他是阿拉自己的儿子，我们都是女人。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虞叔，在闸北一家钢丝绳厂做工，他疝气开刀马上要出院，
却向母亲保证每个星期至少来一次顶替沈妈，轮流看护我。

　　　　母亲抹了抹泪眼说，他是死是活我也管不了了，就把他交给上海了，交给你们
吧。

　　　　我敢说，沈妈如果事先知道我后来的情况她会为自己一时所动的恻隐之心而后
悔的。在她的女儿——我的苇姐出院之后，她的精力就完全投入到我的身上了。我
在病痛煎熬中不仅要失去生命还失去了母亲。我像一个被咬伤的小狼绝望地看着沈
妈，从她的眼光中消除仇恨和疑惑。沈妈不离左右地照料我，整整半年哪。父亲和
母亲都自顾不暇，他们可能以为我已经死掉了，直到苇姐跟他们写信，父母亲也没
有能来看过我一次（县里不断将医疗费电汇给医院——我在十八岁以前都可享受公
费医疗）。

　　　　那年春节，爆竹响起，我在痛苦中煎熬，沈妈来陪伴我。她把那只当宠物一样
养着的芦花鸡宰了，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我。一个六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呢？我不能
承受这疼痛的酷刑。我不能大叫，但只要有一丝气力就发出一种困兽般绝望的哀鸣，
或者用脚拼命地踢。我的母亲没有听到他儿子的声音，而沈妈听到了。沈妈千方百
计抚慰我。侬勿要叫，叫了伤口长勿好哩。甚至哄我说侬没有妈了，侬的妈把侬送
给阿拉了。我怒视着她说，我要回去过年，我不要治病！我想死——　　大我五岁
的苇姐在一边气得哭了，姆妈喂你鸡汤你还不喝？我住院她也没舍得宰这只鸡啊。
你看她只知道喂你，喂过我一口没有？你也太没良心了！

　　　　沈妈动气地朝她嗔了一眼，阿苇，不许侬乱说话！

　　　　苇姐捂着脸呜呜地走开了。

　　　　望着沈妈因昨夜守着熬汤而发红的眼睛，我忽然变得懂事了。

　　　　所有后来的病员及家属都以为沈妈是我的亲妈而我是她亲生儿子。医护人员明
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主动分担起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