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樱桃 作者:王江-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从医生那得知父亲已到癌症晚期，癌细胞已转移，父亲正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他用热毛巾擦去父亲头上沁出的汗珠，父亲额上深褐色闪亮的疤痕还历历在目，那是戴铁高帽留下的印记，将伴随他走完自己的人生。鲁岩望着这触目惊心的伤疤寻思着，为什么总让智慧戴上紧箍咒，而让愚昧去横行呢？
　　在家的几天，他仿佛是在炼狱里度过的。父母亲的工资早已扣发，银行存款也已冻结，一人每月只给十五元的生活费，妈妈想给父亲买些营养品，由于囊中羞涩而力不从心。妈妈尽量节俭，给父亲做点好吃的，可父亲也吃不下，还嫌妈妈乱花钱，叫她节省点用，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他和母亲一来到父亲身边，父亲总装作轻松的样子，露出亲切的笑容，父亲不愿再让亲人分担他的痛苦。父亲在病痛中没喊过一声疼，叫过一声痛。鲁岩看到父亲因疼痛而渗出的颗颗汗珠，由衷地钦佩父亲的意志力，不为任何困苦所屈服，活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鲁岩耳濡目染了父亲特有的骨气，笑看人生，乐对病痛，从不悲观失望。父亲还劝同房的病友，要鼓起勇气战胜病魔。妈妈送去一点好吃的，他会让病友们一起分享。在病床前，父亲交代他床下木箱里有一些手稿，虽是片断的思考，也许对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希望他帮着整理一下，等待时机再发表。父亲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着期望。
　　鲁岩回到家里，从床下拉出一个破木箱，翻出父亲的文稿。里面什么样的纸片都有，有大字报的边角料，有旧报纸、旧账本、旧信笺，大都用铅笔写在纸的背面，纸长短不齐，折得皱皱巴巴，字迹写得很潦草，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这些都是父亲在牛棚和农场里悄悄写就和掩藏的。望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纸片，他感到了智者的悲哀，当智慧变成了贼，人人喊打，见了愚昧而抱头鼠窜之时，也是国家危难之日。他用手轻轻抚平皱巴巴的小纸片，又感到了智者的坚强，智慧的头颅永远是高昂的，智慧之火终将烧开地狱之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和煦的春风吹过，智慧将在烈火中散发出奇异的光彩，生出茂密的枝叶来，国家兴盛，民族振兴之日也为期不远了。
　　灯光下，母亲也帮着整理父亲的文稿，这些文字有些是藏在她身上带回来的。她认真地把一张张纸片用手展平，手法十分的娴熟，她的手轻轻的，生怕撕破了小纸片，她对纸片的每一次触摸，仿佛在抚摸着自己的至爱。泪在她眼里打转，她在思念着什么，她是否在怀念同父亲一起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她曾是清华的高材生，在校期间，她听父亲的一次讲演，被他机智诙谐的话语所打动，从而深深地爱上了他。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大游行中，她用稚嫩的臂膀挡住了打向父亲的军棍，她的鲜血染红了父亲的长衫，渐渐走进了父亲的生活。在以后艰难的日子里，她始终不渝地陪伴在父亲身边，给他精神上的抚慰。她坚信父亲的无辜，她期盼过上一段清静团聚的生活，这种生活曾是那么的遥远又近在眼前，变做无言的酸楚，人生之长痛。为了给儿子一些宽慰，她总是那么一句话：“你爸爸的病会好的，肺癌不容易转移，连医生都这么说。”鲁岩望着妈妈头上生出的根根白发，心里不是个滋味，才五十岁的人就这么苍老，想当年校花的风韵已荡然无存。在儿子眼里，妈妈永远是漂亮的，妈妈那么地爱爸爸，今天，她本不想回来整东西，想多陪陪爸爸，照料照料他，可爸爸不同意，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病房。她十分珍惜这段宝贵的时光，在农场她和父亲也难得见一次面，这次回来陪爸爸看病，也是谢晓燕父亲说得情，才有这难得的相聚。可团聚与永别这么近在咫尺，而让人情断衷肠。
　　鲁岩知晓妈妈一直在建筑设计院工作，这么多年来，她主持的建筑设计多次受到专家好评，其中的一项建筑设计曾获得过全国的设计大奖，妈妈一直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单位的歧视。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单位领导曾劝她离婚，她断然拒绝了。由于阶级立场不坚定，从此被打入另册。调资调级没她的份，别人干不了的活都堆在她那里，害得她经常加班加点。不过她酷爱自己的专业，她认为建筑是城市的雕塑，是凝固的音乐，是文化的象征，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为了营造新中国都市的风景线，自己多吃点苦也无所谓。由于她过于追求完美，反对火柴盒式的住宅建筑模式，经常跟领导发生争执，结果弄了双挤脚的小鞋穿上了，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字纸篓里的一堆垃圾不说，连设计的活也不让她干了。让她打杂，扫地、拖地板、倒垃圾，最后糊上了她最讨厌的火柴盒。而那些千篇一律照搬照套的设计人员则红得发紫，连单位的清洁工都说：“这设计的是个啥，这活俺儿子也能干，还没俺儿子搭积木搭得好看呢。”“文革”中，单位的造反派一直逼她揭发父亲的问题，她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关进了牛棚，受尽了磨难，可她嘴里从未有一句抱怨父亲的话。他凝望着母亲瘦骨嶙峋的肩膀，在中国知识女性柔韧的身躯里，饱含着多少不屈和坚强，在那花白的头发下，闪烁着睿智的聪慧和永恒的爱情之光。
　　鲁岩懊恼自己的无力与无助，他不能为父亲减轻一点病痛，也不能帮母亲分担一点忧伤，给家里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尽力地整理好父亲的这些文稿，宽解一下自己的烦恼，趁着父亲头脑还清晰，让他再看看，审审稿，说不定他还有更多更好的想法呢。可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说不定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怎么向母亲交代呢，这使他疑虑重重，而难以解脱。他坐在断了一条腿用砖垫起的桌前，在杂乱的纸堆里拿起一张张纸片，细心地看着，上面写道：
　　无论怎样的社会形态，与其注重它的称谓，如革命委员会等，不如注重它的实质。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人们享受到更多的民主与自由，而不是在民主的幌子下步步走向专制。
　　民主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决策的根本。与其决策的果断与失误，不如决策的稳重与科学，因为前者损失会更大。就像家里买的家具，起码也得征求一下家庭成员的意见吧，如果你买回的椅子根本没人愿意坐，那还买它干啥？既浪费钱，又占地方。因此，国家决策应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才行。民主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能有效防止个人权力膨胀而造成的浪费与腐败。西方人认为任何一个官都会是贪官，要严加防范；中国人认为任何一个官都应该是清官，要多加以歌颂，导致中国历代吏治问题层出不穷。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的腐败应包括：无辜伤害公众生命和侵害他人人身自由，以及掠夺公共与他人财产，而不仅仅是贪污腐化。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没有民主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温床。因此，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政治上的大腐败，它对国家的法律、文化、经济，及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
　　解放全人类这句话，作为一个阶级的口号，有一定的价值，作为一个国家的口号，则有着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与其去解放全人类，不如首先解放自己。
　　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理论的阐述，而在于是否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在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及权力相互的制约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场经济发展的实力较量，是制度完善科学的对比，是人民是否能享受到高度的民主自由，以及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具体体现。
　　矛盾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只不过是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纯属学术之争。一是谈矛盾的分解，二是谈矛盾的聚合，殊途同归，无甚新意。大可不必上纲上线，斗得你死我活，反衬得权力无理性。
　　利益是永恒的主题，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是社会稳定高速发展的前提。一大二公，谁都是利益的局外人，当然没有出路。利益的核心是成本，国家的管理成本，企业的经营成本，家庭的婚姻成本，不计成本的生活，永远没有好日子过。可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计成本的事还少吗？像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家家砸锅卖铁，伐了那么多树，炼出了一个铁疙瘩，还到处吹嘘。“文革”中让生产停滞，去换取政治上的一点荣耀，还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就好比家里飞进了一只蚊子，你说怎么不是只苍蝇呢，我的苍蝇拍就在边上放着呢；你怎么不是只老鼠呢，我家里还准备好了老鼠笼子呢；你怎么不是只狼呢，我柜子里还放着猎枪呢。蚊子嗡嗡在耳边闹着，你一急一枪把蚊子打死了。结果还到处吹嘘你的赫赫战功，谁都会说你傻，把家里打得千疮百孔，用高射炮打蚊子，还吹呢。实际上，关注成本是社会良性有序发展的关键问题，历代任何一个官僚，出自本身的利益，都会将官僚机构无限地扩大化，不断加大国家的管理成本。因此，要想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必须降低国家运行成本；要想降低成本，必须精简机构和提高效率；要想精简实效，必须以法治国；要想以法治国，杜绝腐败，就必须削减政府权力，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和公正的司法体系，以及有效的民主监督。
　　鲁岩看到父亲写在废纸上的只言片语，有些一张纸片上只写了一半，估计是怕被人发现而藏匿的，这些支离破碎的语言生动活泼，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针砭时弊，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现在看，许多言论是反动的，是对“文革”的一种反思，不排除矫枉过正的言论。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父亲把自己的所思、所虑毫无顾忌地写了下来，供后人评判。他打心眼里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以及面对强权的无畏。他临别时，父亲的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躺在病床上，一直拉住他的手，用眼盯着他看，泪盈在眼眶里，没有说话，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嘱托，更让他感到自己的责任。父亲的手始终是凉凉的、无力的，却一直不愿松开，深深的父子之情在紧握的掌心中传递。他的泪无声地跌落在白色的床单上，父亲见他伤心的样子，强力地推开他的手，喃喃地说了句：“走吧，男子汉不需要眼泪。”
　　鲁岩擦干了自己的眼泪，踏上了回来的旅途。为了避免城里抄家的危险，鲁岩把父亲的文稿都带到了樱桃园，他决心完成父亲的心愿。
　　彩色电影的诱惑。
　　鲁岩回来的第二天，县里送电影样板戏下乡，在村子打谷场放彩色影片《沙家浜》，主要是慰问知青，要求全部知青到场观看。我中午在小卖铺遇上了鲁岩，告诉他此事，他满不在乎地说：“已接到通知了，样板戏广播里天天播，词都背熟了，不用看都知道。”我说：“这可是政治任务，要求都得参加。”鲁岩没说什么，买完东西就赶回樱桃园去了。
　　傍晚，打谷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小媳妇抱着个孩子，老大爷由老太太搀扶着，拄着拐杖也来瞧个新鲜，他们还没见过彩色电影是什么样呢。孩子们在银幕下追逐打闹，四周人山人海的。全村的人都来了，连银幕背面也满是人，有的人甚至爬到了树上。知青们每人带一个马扎，整齐地坐在银幕正当间，贵宾似的，我左顾右盼一直未见到鲁岩的身影。大喇叭高唱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天已擦黑了，银幕上用幻灯放出了毛主席语录，一位县干部在高音喇叭里激情洋溢地念着县革委会的一封慰问信，当念到“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时，我才见到鲁岩弯着个腰从银幕前溜过来，见我向他摆手，就挤在我身边坐下。这家伙总是稀稀拉拉的，集体活动从不准时。鲁岩一见我，盯着我看了半天，我说：“才几天没见，就不认识了。”他说：“怎么一堆乡里人，突然冒出个城里人来了？”我看看自己穿的还是老样子，一件旧军装，没什么变化，感到纳闷：“我又没啥变化呀。”他笑了笑说：“一堆黑炭里，就藏你一个白面儿人。”他一说就把我逗乐了。我轻轻打了他一拳说：“去你的，前几天感冒，在病房里捂的。”
　　“哦，对不起，咱俩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都往病房里钻。”他从口袋里掏出几顆大白兔奶糖，悄悄放在我手心里，算是赔礼道歉。我也没客气，剥开就往嘴里放，又香又甜，好久没吃上奶糖了。记得小时候，我爸经常给我买糖吃，各色各样的，光糖纸我就攒了一大摞，几本书夹得满满的，全班的女生谁也比不过我，让我很得意。我边吃着糖边问他：“一来就没正经的，你爸病得怎么样？人家还为你担心呢。”
　　“够呛，癌症，难好。”他的话一字字地从嘴里蹦出来，透过放映机的光我看见他的神情很忧郁，刚才油嘴滑舌的劲一下子不见了，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
　　“也许还会有希望的。”我小声地安慰他。
　　“难。”他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声音很沉重，接着又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我趴在他耳朵边，跟他说起队里虚报亩产量的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像这样的事多着呢，你吃饱撑的，管他干啥。”一句话把我噎得够呛，弄了个自讨没趣。我还想跟他说他父亲与爸爸之间的事，见他父亲病成这个样子，怕惹他伤心，也没敢提了。电影放映着，我的胳膊被旁边的女知青捅了一下，她告诫我们别说话。我抬头看起了电影，是智斗的那场戏，阿庆嫂左右逢源，遇事不慌，似乎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吃得开。如果阿庆嫂在场会怎么样，当个受气的店小二，见阿庆嫂陪胡司令打麻将，他不会吃阿庆嫂的醋呢？样板戏中的女人大都没有爱情，《龙江颂》中的江水英，《海港》中的方海珍，还有《杜鹃山》中的柯湘，女人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得到快乐，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寻找慰藉，个个比男人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