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e.弗洛姆-生命之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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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现代的人却很少如此，他们不懂得爱可以创造一切，他们经常关心的几乎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被爱，而不是去给予爱。不是通过自己对别人的爱去唤醒他们的爱，去创造出某些新的，世上从未有过的事物。这样，他就会把被爱看成是一种机会，而要得到它就需要买进所有那些可能使你变得可爱的东西，从漱口水到精致的衣服再到昂贵的汽车。我必须承认一个不幸的事实：很多男人之所以被爱是因为他们的赛车。当然，这样的男人爱他们的汽车也甚于爱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常常看上去心满意足，但不久就会彼此感到厌倦甚至仇恨，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欺骗，或至少感到受了欺骗。他们以为自己在爱，而实际上不过在装样。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
同样，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消极的”，我们并非因为他在那里静坐沉思，或是对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指的是他被一种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驱使，他不能行动，而只能反应。
当然，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对某种刺激或某种情景做出反应。这些刺激和情景是我们熟悉的，一有适当的信号发出，就会激起特定的反应。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学会了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当它跑向食物时，它是非常“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不过是对某一刺激的反射。在这里，狗的功能与机器相同。行为主义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一个被动的生物，给他某种刺激，他就会做出某种反应，就象在用老鼠、猴子和猫所做的试验中看到的一样。行为主义确信，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根据奖惩原则进行的。奖励和惩罚都是有力的刺激，人类对于它们做出的反应与任何动物可能做出的完全一致，就是去做那些可能得到奖励的、避免做那些可能受到惩罚的事情。他不一定真的要为某些事受惩罚，仅仅受到被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
现在再来看看什么叫“被驱使”。比如一个醉汉，他大叫大喊，挥动手臂，显得非常“积极”。或者是一个我们称为“疯子”的精神病患者。这种人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为“活动过度”。他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到处发议论、打电报、写信件，忙个不停，显得异常活跃。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例子中动力来自酒精，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病人大脑中生物电流紊乱所致。虽然这两个例子的外在表现都是非常积极的。
“积极”于是既可以仅仅做为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又可以是形如激情，实为消极的“驱使”和“身不由己”。英语中“Passion”（激情）和“Passive”（消极、被动）分别来自拉丁文“Passio”和“Passivus” ，两词的词干相同，在拉丁文中意为“遭受苦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说某人是“充满激情”的，也许并不是对他的赞美。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曾说“嫉妒是一种热心追求痛苦的激情。”其实不仅嫉妒如此，任何身不由己的激情都是如此，如野心、贪婪、权力欲、暴饮暴食等等。所有的嗜好都是造成痛苦的激情，都是消极的种种形式。在现代的意义中，“激情”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因而丧失了它原有的纯洁性。我暂时不谈它的原因何在。
如果人只能单纯地做出反应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这样的人就被认为——在经典的意义上——是消极的。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做出的反应永远是相同的，从来不会改变方向。一切都象是预先计划好的，都不会出乎意料，没有任何个人的特征、任何思维的活力可言。行为主义将人基本上做为机械看待，因而对人的估价也基本上符合机械的原理：某种刺激将引发某种反应。对这种现象所做的研究和发现，以及以这种现象为基础所拟定的种种解决方案，就是行为主义者们所称之为的科学。是的，这可能是一种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决不会毫不走样的重复他前一次的行为。在每一时刻他都是不同的，也许不会完全不同，但至少不会完全相同。赫拉克利特对此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地流着。我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可能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更象是一门由异化了的研究者使用异化了的方法、以异化了的人为对象的科学。它或许能够照亮人类本性的某些领域，但却没有触及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没有说明人之何以成为人。
我想再举一例来说明积极与消极的区别，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工业心理学界中影响颇大。西方电子公司委派埃尔顿· 梅友教授去该公司设在芝加哥的霍索恩分厂，试图找到一种使那里的非技术女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这些工人的任务是绕制电磁铁使用的线圈，当然是一种极为单调的、既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用心的工作。梅友教授认为，也许在上午和下午各拿出十分钟让工人们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梅友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试验计划，然后首先在下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立刻上升了，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方法能起作用感到高兴。梅友进一步在上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又一次上升。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产量不断上升，看来梅友的理论已被实践所证明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试验可以就此为止，然后向西方电子公司建议：为了提高产量，每天牺牲二十分钟工作时间是合算的。但是埃尔顿· 梅友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想知道如果将这些改善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取消了下午工间休息，产量依然上升！再取消了上午的工间休息，产量还是上升！这么一来，别人可能会耸耸肩膀，然后宣布试验无效。但同样的事实却使梅友心头一亮：这些工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了兴趣。绕线圈的工作依然乏味如前，但梅友向工人们公开了自己的计划，并请他们一同参加。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的试验，他们不仅是为资方效力，还为整个劳动大军做出贡献。梅友于是得以阐明：正是这种新鲜感和参与感，而不是两次工间休息和咖啡在起作用。这个试验使工业心理学产生了一个新的论点：人们在工作中倾注的兴趣比休息、提高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改善更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我想在此强调出积极和消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当西方电子公司的工人们对工作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消极的。但是当他们参与了一次试验，感到自己正在有所贡献时，他们马上变得积极，对自己的工作抱有全新的态度。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设想一个脖子上挂照相机的旅游者，他到了某个地方，看到了一座山，一个湖，一座古堡，或是一个艺术展览会。但他并不能专心去看眼前的东西，因为心里老在想着如何照相。对于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用胶片把这些景物记录下来，以便能够占有它，而并不是真实的景物本身。他把观光和照相搞颠倒了。有相片在手，就可以向朋友们显示自己的成就，或在十年之后籍此回忆自己当时身在何处。不过在这两种考虑中，都把做为人工产物的照片与它赖以成立的自然景物本末倒置了。很多旅游者根本无心观赏，只知道按动快门。一个好的摄影者总是首先试图以自身去感受景物，然后再用照相机来获取它。这样的预先观察是一种积极的做法。有些人（虽然人数很少）有意不将自己最喜爱的景色拍摄下来，恐怕照片会破坏他们的美好记忆。照片所记录的必然十分有限，而单靠回忆你会感到，昔日所见的那美好的景色在脑海中获得了新生。那种感觉再度出现，在你的头脑中历历如绘。它不是一种图解式的记忆，而是一种再创造。这种积极的活动，焕发、照亮和强化了我们生命的活力，相反就会使我们感到僵死、压抑甚至充满怨恨。
想象一下自己接受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你早已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也明白自己将怎样回答。每个人将如何行事都是明确和预知的，就象自身处在一个机器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你还是去了，也许还会给人一种活跃的印象；你和其他人一样，这儿聊一会，那儿说几句，有时甚至还会激动一下。但当你回到家时，你觉得累极了，每一根骨头都酸痛。你的交谈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象一张旧的，快要磨穿了的唱片。
目前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不完全承认、或者应该说不完全察觉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除非他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去参与一项积极的活动，去创造、去运用自己的智力，否则他就会感觉到厌倦。这是一种负担，一种障埃一种他自己无法解释的使人瘫痪的力量，是一种最残酷的拆磨。这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但流传得很快。一个受到自己厌倦的摆布而无力挣脱的人会有严重的压抑感。您现在可能要问：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症以及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想答案十分简单：今天的人们能生产出许多东西，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厌倦。你可以吃止痛片，喝酒，参加鸡尾酒会，和老婆打架，去娱乐中心，或者沉溺于性爱，以此来暂时驱散厌倦，就象把垃圾暂时扫到地毯下面一样。我们傲的很多事情都是努力使自己对厌倦浑然不觉。但别忘了有时看了一个低劣的电影或是干了什么别的事，那种难受的感觉又会占上风。有时你会意识到，自已为了寻开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些最无聊的玩艺儿。你不是在运用时间，而是去杀死时间。这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会向你袭来。
虚假的需求
不仅是门外仅，就是许多科学家也持有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人类是根据生理需要而运转的机体。人有饥渴感，需要睡眠，需要性生活，等等。这些生理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会产生精神的疾病和肉体的死亡。而需求一旦满足，则会一切正常。这种观点根本错了。即使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满足，一个人仍旧可能不满足，不能求得内心的平静．甚至在心理上十分不健康。他所缺少的是能使他积极起来的活力。
近几年来有人做过一些使人失去一切刺激的有趣试验。这些人被置于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温度和光照都是恒定的，食物从一个小洞中送进来。人在这种环境中有点类似子宫中的胎儿。几天以后，被关的人开始出现严重的病态倾向，多半是精神分裂。虽然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但这种消极的状态是一种心理上致病的因素，它可以使人疯狂。对一个胎儿来说正常的环境，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失常（其实胎儿在母腹中也不象这些试验的接受者那样与任何刺激完全绝缘）。
还有一种试验是使人不能做梦。我们知道人在做梦时会伴有眼球的快速活动，而试验者一发现试验对象的这种活动，就立即将他唤醒。接受这类试验的人也会很快出现病态。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
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的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
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那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 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娅· 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一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
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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