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e.弗洛姆-生命之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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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
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玻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 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器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
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
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
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 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
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眼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
我们已经看到.动物的侵略性并不符合“液压原理”,而是符合生理需要。人类的情况与此类似:他的侵略性也是由生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可能性,只有当出现某种刺激时才会实现。同时.事情也不象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么简单,即人的侵略性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有一个例子大概能够说得明白:一个人为了防备万一,身上日日夜夜不离一把手枪,一旦受到他人威胁,立即拔枪相向,你既不能因为他总带着枪就断言他天生是个杀人狂,也不能要求他在受到威胁后再去学会射击。
让我们再从人类学的成果中寻找一些例子。在中非的丛林中生活着俾格米族人。他们以狩猎为生,情况同三万年前的原始猎人差不多。俾格米人把丛林看成是养育自己的母亲,只猎取做为食物所需要的野兽。因为不知道如何保存兽肉,所以也没有储存。这样,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也就没有私人财产。俾格米人没有首领,因为确实不需要有人发号施令。每个人都按照环境要求自己的那样去生活,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俾格米人有着深刻的民主感。当然,这里也不存在剥削:难道会有谁指使别人出去为自己打猎吗?如果那样,他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里的家庭生活是平和的:人们遵守一夫一妻制,但离婚相当容易,婚前性生活不被禁止,性欲也不被看成罪恶的东西。女人怀孕以后,她和他就自然成为夫妻,而且多数会白头到老。
俾格米人即使在狩猎不顺利、食物发生短缺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相信养育他们的丛林。这样的部落才是真正富足的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更多。他们认为自己有的,已能满足过一种安全和幸福生活的需要。
我想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全面而系统地认识问题,而不能孤立地抓住一点。
人类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这场约一万年以前发生在小亚细亚的革命,带来了农业的发展。从那以后,除了自然的恩赐以外,人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生产一些粮食。在这场革命的早期,社会仍是十分平静的,和现在的俾格米人部落差不多,而且,由于农业很可能是由妇女发明的,那时的社会还基本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左右,事情才完全起了变化。这时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大大超过自身需要的东西了,于是出现了奴隶、军队、政府、战争、剥削、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侵略,人们开始学会抢劫、偷窃、剥削,自然的民主消失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人的侵略性到底是什么。我想可以清楚地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动物相同的自卫本能,第二类是人独自具有的、一种人为的残忍和对生活本身的仇视。有一个名词叫做“嗜尸癖”,这个题目太大,不可能在此详加论述。
人的第一类,即生理性的侵略性与动物的相一致,这是由他(它)们共同的神经生理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人的自卫反应,或称之为侵略性,比动物的更加强烈。造成这一区别有三个原因:
第一,动物只对眼前的威胁做出反应,而人则是凭借自己的头脑对未来做出预测。人在反抗当前的威胁时,还要预防某些可能在将来构成威胁的潜在的因素,这样,他反应的范围就扩大了。
第二,人容易接受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和宣传。有时,当他听说自己正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就如他真的受到威胁了一样。当然,在动物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第三,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宗教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是非常神圣的。一旦这些精神的因素受到威胁,人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象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因素受到威胁时的情况一样。
人类的第二类侵略性是非生理的、为人所独有的。它不是对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而是人的品格所决定的。它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些现象。
我们说“性施虐狂”,这一般是指一种只有在虐待和殴打异性时才会激起性欲的人,也可以指一种渴望对他人造成肉体伤害的人。施虐狂的实质就是要完全控制一个有生命的对象(动物,孩子、成年人等)。
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施虐狂外,最常见的还是与性完全无关的“冷施虐狂”。它同前者本质相同,也是要完全控制另一个人,能够塑造他,象陶工塑造泥胎一样。
还有一种经常发生在母亲、老板等人身上的情况:母亲教养自己的孩子、老板管理自己的下属,虽然看起来都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对象的利益,而有时也确实如此,受控制的对象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对象仍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有时服从的结果虽然得到某些利益(如升学、迁升等),但却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伤害。
加缪的戏剧《卡利古拉》的同名主角是一个罗马皇帝。他发现自己权力无限,用不着受一般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他当了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勾引自已朋友们的妻子,并且故意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谋杀他,并且仍旧对他阿谀奉承。他们甚至不敢流露一丝不满,否则就可能被皇帝杀掉。卡利古拉杀掉朋友不是因为他不再信任他们,而纯粹是由于杀人本身是权力的象征。在杀人已无法使他满足以后,卡利古拉进而想要月亮,想长生不老,而这种超越人类存在条件的欲望最后将卡利古拉逼上绝路——他发疯了。他无法寻觅回到人类现实之路。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疯狂不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疾病,也是解决人类存在难题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否认人类力量的限度,而现实的限度又使他无法超越时,他就会变得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疯狂又是一种哲学,一门宗教。
如果是在五十年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卡利古拉式的人物只在古罗马才有。而从那时以来,全世界产生了不少新式的这类人物——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都有。例如希特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幸好,大部分施虐狂产生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象卡利古拉那样极端。当然,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也会为施虐者带来满足。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有此种表现。现在的孩子们不那么听话了,但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医院经常收到一些被自己的父母虐待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儿童,而这还只是所有受虐儿童中的极小一部分。无论是根据法律还是习俗,只要父母认为他们是为了子女好,而后果又不是特别严重,他们几乎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警察、护士、狱卒中间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小人物,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比起孩子、病人和犯人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虐待狂在官僚中间也很流行,我想举一个无疑是大家最常见的例子:一个人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外面有十五个人排队等候办理手续。下班时间到了,排队的人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当五点钟的钟声一响,他猛地一下关上小窗,使那两个人空等一场。这时,你如果能进去看见他,也许会发现他的薄嘴唇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本来只要一两分钟,他就帮了这两个人的大忙,而一般善良的人也无疑会这么做,但是他偏要让这两个人白等,让他们明天再跑一趟。他对自己有权这么做感到满足,就象可以因此多挣半天工钱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