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怀特:人树-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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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的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在班加雷铁路大旅店的酒吧间，尽管许多人都在说话，但他们除了听自己说话外，很少有人听别人讲。他们非得把他们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讲出来，把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生怕一旦沉默下来，他们的一无所知和一事无成就会被发现。因此他们说呀说呀，有的人甚至打起架来，显示他们是勇敢的。有一位压不住胃里的痛苦，酒气涌上来，呕吐起来，还昏了过去。消息传来的这一天，铁路大旅店就是这样充满一种暂时兴奋和醉醺醺的气氛。外面，火车站上一辆火车噗噗地喷着水汽，弥漫着那股火车特有的气味，这使得人们觉得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觉得他们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至于那是可怕的、即将来临的末日，还是觉得这个“铜管乐队”演奏的曲调是令人振奋的，就由每个人自身的气质决定了。
　　过了一会儿，斯坦·帕克就溜出去，赶着马车回家去了。当他走下最后一座山包，看见堤坝旁边柳树的枝条，以及他的一双脚在房屋周围踩出来的条条小路的时候，这汉子想，他是要打仗去了。他甚至在心里捉摸，他将杀死什么人，会不会抱着一个必须具备的信念去干这种事情。他仿佛看见生命正从一张脸上消失，从某一个泰德·莫瑞阿蒂的脸上，或者是从他自己的脸上消失？他赶着车继续向前走着，脖子上汗津津的。但是现在，他自己生命的短促，与周围景物的永恒之存在以及营营嗡嗡的蜜蜂和随风起伏的小草的永恒之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过，在血肉之躯的限度之内，他还是有一点英雄气的。到家之后，他从车上跳下来，迅速收拾好挽具，觉得在吃布丁的时候，如果家里人夸他，他一定会高兴的。不过要表现出来就不一定得体了。
　　妻子艾米·帕克听说打仗的事情之后，却继续切她的面包。
　　“你多会儿走，爸爸？”雷问道。现在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渴望知道天下大事。因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你能从战场上给我们带回点儿东西吗？”他问。
　　他想要一把剑，还想要一枚从德国兵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吃你的饭吧。”妈妈对他说，然后又对丈夫说：“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不是他们故意编出来在酒店里瞎说的呢？”
　　但是艾米·帕克心里明白，这可不是瞎说。因此，她比平常更用力地把盘子扔到一块儿，把面包屑也使劲扫成一堆，唤来鸡鸭，把这些可恨的渣子扔给它们。然后，她抬起头来，看见周围的景物已经经历了最初那可怕的震颤，又恢复了大自然的宁静与明亮。只有她仍然颤栗着，傻呵呵的，而且不得不从孩子们面前躲开，坐在雷出生不久她用钩针编织的那条被子上，坐在她和丈夫合用的那张床上。屋外，下午那种种响声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她听了却觉得那样难受。
　　斯坦被部队招募之后，现在是到营房去的时候了。他们都在等一辆来接他们的大车。因为欧达乌德也要去。一个男孩子赶车送他们到村子里，他们在那儿和其他应征入伍的人会合。
　　帕克一家在门廊等待着。他们都那么神情呆板，就好像是在星期日的正餐之后。
　　“你在营房里有毯子吗，爸爸？”塞尔玛问。
　　爸爸入伍对她并没有什么触动，但是有时候，她也会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兴趣。她是个干净孩子，总爱洗手。她不会太想念父亲，尽管分手时她会哭的。
　　正在这时，雷喊着说他看见那辆大车了。车上坐着那些人，欧达乌德太太也在上头。她哭得两眼红肿，寻找安慰来了。
　　然后是紧张地赶快收拾那几件东西的时候了。每个人的四肢都显得僵硬、羞怯，只有欧达乌德例外。他已经带来旅途上用的东西，正唱着一支有点爱国主义味道的歌。
　　‘听听这人，”他的妻子扬着一张满面泪痕的肥胖的大脸说。她已经无法掩饰脸上的泪痕，也就不再做这种努力了。“应该唱歌的是我们女人，可我们唱不出来。上车吧，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至少让我们放声大哭一场。这样也就算了。快到挤牛奶的时候了。”
　　大车似乎要听从她的劝告了。斯坦·帕克吻他的妻。她穿一件白罩衫，显得那么僵硬、死板。有人说她是个壮实的女人。她不胖，但是结实。现在，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从这个大事件中解脱出来。这一点，当然能做到，只要她等足够长的时间。男人们的背影在大车里面消失了。和前几次去救火、抗洪时的别离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眼前的别离更正式一些。她站在那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都在那儿站着，孩子们没有穿鞋。他们只是到教堂或者上学的时候才穿。欧达乌德太太已经不痛哭流涕了。老弗利兹也站在那儿。他已经很老了，但仍在松松垮垮地做事，傍晚，坐在小棚屋前补衬衫。他们站在那儿，甚至在大车里的人们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之后，仍然招着手。他们这样招手，是因为还想不出，接下去该做什么。手臂那轻柔的、给人以慰藉的起落，填充了他们心中的空虚。
　　斯坦·帕克去海外服役前回来休过一次假。那时他已经变样了。头发剪得特别短，甚至在穿着便衣转来转去做那些活计时，身上也激发着一股卡其布的气味。有时候，他坐在那儿打他的裹腿，就好像很喜欢这种举行仪式似的活动。他裹呀，绑呀，直到紧梆梆地包扎起来。那时，他就比什么时候都更显得“不外露”了。
　　“你一定喜欢这种当兵的生活，”妻子抱怨着。“真说不清男人们究竟喜欢什么，甚至你最了解的人。”
　　“我还能怎么办呢？”斯坦·帕克说。“莫非要我在墙上撞死不成？”
　　“他们给你的饭够吃吗，斯坦？”她问道。
　　食物毕竟是你能够接触，并且加以讨论的东西。就是一位教授或者一位有钱人来了，你也可以给他烤一块牛腿肉，而不会觉得不安全。
　　“你挨过饿吗？”她问道。“他们给你吃些啥？”
　　“炖肉、烩菜，”他答道。
　　他瞧着刚刚擦亮的一块铜片。钢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是一件很值钱的玩意儿。
　　因为这是他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因为从他穿上军装之后便沉湎其中的那种对现实的逃遁，以及自我毁灭的神秘终于使她感到那样地孤单、寂寞。她问：“你和很多不相识的人住在帐篷里面，就从来没有感到孤单吗？”
　　“怎么能感到孤单呢？”他恶狠狠地说。“大家挤在一起，你的思想和紧挨你的那个家伙的思想那么接近，总能谈得起来。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他站起来向外面走去。那是一个清冷的、星光灿烂的夜晚。他爬上房子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两株树挺立在那山包之上，星光在枝叶间颤动。他也觉得冷，而且在颤抖，身上的肉在卜卜地动。他靠在一株树上，但它也给不了他多少支持。他本来想做祈祷，但怕眼下得不到回答，不管你祈祷的是什么。
　　于是他又回到妻子那里。他拥有的、唯一可以把握住的便是她。她满怀信心地接纳了他。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就好像在黑暗之中往下沉，至少要一起沉没下去。等他们陷入深渊，便什么都不在乎了。
　　斯坦跟别的那些应征入伍的男人们一起，在眼泪和喝彩声中，在盖奇太太在邮政局上空升起的一面小小的旗帜之下，坐着公共马车到班加雷去了。艾米·帕克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她没有哭，她还有孩子和奶牛需要照顾。她立刻去做那些必须接着去做的事情。好多天，她继续这样按部就班地去做事，直到她那宽脊背上的筋肉累得格格响；直到有一天夜里，她在镜子里惊讶地看见自己那张显得那么冷漠的脸。
　　欧达乌德太太自从男人们走了之后，就好像天塌了似的。她说，是妇女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她对邻居们充满了友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要收土豆的时候，她来帮忙；配种的时候，她为公牛抓着母牛。人们还都去奎克莱依家临时帮忙，收收桔子。多尔站在大伙儿帮着钉起来的那些木头箱子中间，微笑着，清点数目，露出那没有神采的微笑。甚至巴布也学着做点儿简单的活计了。但是战争开的这场大玩笑太使他着迷了。他学枪炮声，像马嘶一样地笑着。有一口，他宣布他死了，而且那滋味并不怎么坏。
　　不管怎么说，杜瑞尔盖的妇女和儿童们这样相处着。开始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种美德闪烁着光彩。
　　雷已经开始挤奶了。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黑暗中，他揪扯着僵硬的奶头，脑袋不时撞在一头母牛胀鼓鼓的肚子上面。
　　“嘿，我累，妈妈，”夜里雷说。
　　她深情地吻了吻他那丰润的唇，她望着塞尔玛枕在袜子上面的那张一本正经的脸，心中没有多少失望，而是充满了柔情，然后拿起袜子，缝补起来。艾米·帕克在这个时期做许多上面说的这类事，因为她的弱点还没有暴露，她还很强壮。
　　大约就在这时，人们开始注意老弗利兹了。这些年，他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累了，出去走上一阵子，但总是再回来。锯木柴，煺鸡鸭，烫洗牛奶罐，从向日葵周围连根拔掉每一棵杂草。可是现在人们好像第一次开始注意到这位弗利兹。从战争爆发，他就好像矮了一截，好像生了病，或者怎么了。他总是劈完木柴就走，向他自己屋里去。他不再在外面坐着，总是待在他的小棚屋里，而且不在窗户跟前，是在屋子靠墙那边。他只是坐着，只剩下一把骨头，和最后那一身地经沧桑的老肉。
　　也许弗利兹要死了。艾米·帕克开始为最初的预感而恐惧。
　　但是弗利兹在受够折磨之前，不会轻易死去的。他那双低垂着的眼睛知道这一点。
　　人们到这院子里，想看上一眼帕克家的弗利兹。如果他们再作一些努力，或许会把他那张脸撬开，掏出他的思想。但是他们没做这种努力，只是看一看，装作一无所知，或者只是坦率地、慢慢地瞅上他一眼，皱皱眉头。
　　后来有一天，艾米·帕克在到奥维尔黄油工厂——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家的奶油往那儿送了——回来的路上，碰见奥塞·皮博迪骑着他那匹毛儿蓬乱的马。因为说说天气总是合乎礼仪的行为，奥塞便停了下来。他是个精明人，“常有理”。他没有应征入伍，当然是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老了，身体又不好。他的妻子自从那次得病以后，也总是一副病态。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没去打仗，他张口就告诉你这些理由和一大堆别的理由。不过谁也没有问他，因为人们早把奥塞·皮博迪给忘了。他不是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从他们赶着马车到乌龙雅抗洪的那些爽朗而明快的日子，他那双眼睛便像蒙上了一层阴郁的霜。
　　“艾米，你们家那个德国老头，”谈到这个话题时，奥塞·皮博迪说，“真奇怪，这时候你还养着他，一个德国佬。我只是对你说说，因为人们都感到惊讶，而且斯坦又不在家。”
　　艾米·帕克很为这种想法吃惊。她的一双眼睛显得那样单纯、奥塞·皮博迪看了很是高兴。他把别人搅得心神不定了。
　　“如果我有个父亲，我是不会把他打发走的，”艾米·帕克说。“我不懂这种事情，可是弗利兹是个好人。”
　　“当然，这事由不得我来做决定，”奥塞·皮博迪微笑着说。
　　“我们谁也无权决定，”艾米·帕克说着赶了赶马。“这得由弗利兹决定。”
　　可是现在，她似乎对自己的生活把握不住了。
　　“女人，”欧达乌德太太说，她在兴奋的时候，特别是喝过一杯茶之后，总爱发表一番宏论，“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只是一半。是男人，甚至是我们有些人找的那种男人，才使我们凑成个‘整数’。他们知道我们自认为正确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多少是正确的。如果你不会加减，并且得出正确答案，仅仅知道某件事情对不对是不够的。亲爱的帕克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帕克太太还是不得要领。
　　“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应该滚蛋，艾米。我们的小伙子肚子上拥着刺刀，无辜的小孩子们也死在这些肮脏的德国人手里。我真想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每天都吐，星期天也不例外。”
　　“不！”艾米·帕克大声说。
　　然而，这事情已经非如此不可了。
　　那是一个下雨天。这个老头——他那张和善的脸现在已经很憔悴了——到院子里去劈几根木头。因为多少干点儿这种活计，就会减轻一点他那种麻木的感觉。孩子们站在蒙蒙细雨之中，叫喊着，推搡着，说着什么秘密消磨时间。无聊和雨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凶残起来。他们真想打碎点儿什么东西。但是他们还没有胆大到砸玻璃，或者拿把斧子去劈房子的地步。因此，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父母亲，碰着胳膊肘子，相互议论起帕克家这个德国人。他们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窃窃私语。
　　雷和塞尔玛躲开那群孩子，在周围溜达。他们用脚趾踢着泥巴，很觉羞愧。他是个好老头。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爱过他。但是他们憎恶他加诸他们头上的这种侮辱。在这种让人面红耳赤的羞愧之中，他们变得比恨谁都恨他。
　　那些男孩子们又喊又唱：

　　　　德国化弗利兹，
　　　　弗利兹德国化，
　　　　咱们等着把他瞧，
　　　　瞧他怎样把命逃……

　　然后他们哄堂大笑。
　　有人开始朝他身上扔一小块一小块的红泥巴，泥巴粘在老头打着补钉的脊背上。

　　　　“不让他站下歇歇脚，”

　　杰克·霍洛维唱道，他特别善于编这种顺口溜。

　　　　提着裤子往前跑。
　　　　尾巴底下拴鞭炮，
　　　　正好炸他进监牢。

　　那些穿套头衫的小女孩子和膝盖上结着痴、落着疤的男孩子们高兴得失声大叫。后来，艾琳·布莱特笑得直打嗝。她弯下腰，抓起一大把泥，尖叫着朝老头扔去